若是有人拿李玉的原著与如今昆曲舞台上演绎的《占花魁》做个对比，那他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差别是如此之大！即使是《湖楼》、《受吐》等几出常演不衰的传统折子戏，也与原剧本差别迥然。
试以《湖楼》秦钟出场所唱的一首【忒忒令】为例，可以清晰看到它与《俞振飞曲谱》所记之曲的不同之处：
（老）【忒忒令】西子湖迢迢绕旋，天台路匆匆偏远，迷离望眼，怕又早天儿宴。博得个花弄影，竹摇风，人移玉，也算做三生不浅。
（新）【忒忒令】西子湖迢迢绕旋，天台路匆匆偏远。痴情透骨，只怕难自遣。博得个捱长夜，看星移，听鸡唱，重提起相思千遍。
前者多是词藻堆砌，后者却直指人物内心，高下立见。改动看似简单，却显出了不同时代演员在审美追求上的转变——唱曲不再只是唱曲，而是要唱“人”；演戏不再是只演情节，而是要演“人”。剧中人此时此刻的唱念，必是他的口吻，必是他心中所想，换作旁人便不作此语。改编者将一支原本平淡无奇的曲子变成了人物的心声，不由让人击节称赏。
如今，有一些戏曲创作者对改编存在某种“轻视”之心，认为整理、改编是偷懒的活儿，只需把古人的东西拿来抄一下，改几个字便算是创作了。有些相关部门往往对整理改编题材不太看重，投入甚少。这样一来，创作者们乐得老老实实地一字不改来保持古人作品的原貌。没有大功，起码无过，戏无论好看与否，总算也符合“原汁原味”这四个字。温和的“改良派”是最不招人待见的，也是最不讨好的。因为改得好别人不会在意，改得不好却会背上一个篡改传统的骂名。
六百年的昆剧史，虽留下了《牡丹亭》、《长生殿》这样的煌煌巨著，但更多的是二三流的传奇剧本。于平庸中识得伟大，需要的是尊重与眼光；于光环下看见平庸，则需要勇气与能力。
再看《墙头马上》一剧。1959年，俞振飞、言慧珠曾带该剧进京参加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剧本由苏雪安执笔，名义上虽是改编自白朴同名杂剧，但由于杂剧的体制与昆曲差别极大，其实已是新创的了。该剧的成功，还在于其悠久的历时性——从俞振飞到岳美缇，从岳美缇到黎安，这出戏被一代代昆曲人传承了下来。
如何使新创戏成为经典？这是每一个艺术创作者所孜孜以求的事。看一看一系列成功保留的新编戏，或许能见端倪。《杨门女将》姓“京”，《红楼梦》姓“越”，《墙头马上》姓“昆”，他们都有自己的“姓”，都有自己清晰的脸庞，让观众一看便有认同感。《墙头马上》中，所有的表演都是昆曲的——“墙头马上”时的身段、眼神,“花园相会”时的“九转货郎儿”曲牌,“逼写休书”时的表演，都是昆曲的，而裴少俊那三个“大上步”更是昆曲经典的程式动作。这一切，不是仅靠演员加上几个程式动作就能完事的，而是要从剧本到编排，全方位地向着剧种本身的特点上去“靠”。
学会用自己剧种的“语言”说今天的话，这不但是新编戏成功的关键，也是一个剧种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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