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正式在武汉创刊，是抗战时期我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张机关报，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张大型日报。它由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创办，并一直持续至1947年2月28日。至此，《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共出版9年1个月又18天,前后发行了3231号。《新华日报》在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占领了舆论制高点，被人民群众誉为“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工具和沟通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毛泽东曾高度赞扬《新华日报》，称其为八路军、新四军以外的“另一方面军”。蒋介石曾不无懊恼地说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允许共产党在他的管辖区内办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在中国新闻史上，一个极为突出的现象就是新闻事业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本文将从《新华日报》对当时武汉“七·七”献金运动的报道中，深入地了解武汉“七·七”献金运动的历史意义。
1937年12月，上海、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主要机关、中共中央长江局及其他各党派、团体的领导人，各国驻华使节都汇聚武汉，武汉成了中国的战时首都和全国抗日救国的中心。正因如此，日寇在占领徐州后便认定:“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他们集中40万以上的大军向武汉发动了疯狂进攻，1938年7月4日占领江西湖口，进逼九江和武汉。为了更广泛地发动民众，唤起全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和决心，切实支援前线抗战，1938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一周年前夕，时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决定组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将募捐献金活动作为主要内容。“到献金台去！”成为当时各报醒目的大标题。武汉是当时中国抗战的政治中心，武汉“七七献金”，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效果上，都走在当时全国其他地方的前面。
近代以来，国内几乎每次重大社会运动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的发生、发展均得力于新闻媒体的有力支持，新闻媒介成为此类社会运动的“加速器”。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民众动员，俨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特色。《新华日报》也不例外。《新华日报》作为当时的大型日报，对武汉“七·七”献金运动进行了相关报道。七月七日该报发出《到献金台去！》的倡议，文章中提到“有钱出钱，数目不论多少，都请到左列“献金台”去。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总理铜像前，汉口江汉关右手，汉口世界影剧院门口，汉口中山路水塔旁。汉阳东门码头。献金时间：七月七日、八日、九日三天。每天从上午九时到下午六时。”“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爱国精神的深切感召下，社会各界纷纷慷慨解囊，积极响应号召踊跃献金，社会各界献金的热烈如雨后春笋般，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国共两党领导人带头献金。《献金洪潮弥漫武汉，中国共产党热烈献金，劳动同胞慨捐血汗钱》报道：“昨午后二时半，江汉关献金台上，陈绍禹先生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币1000元整，亲自向献金台上管理员如数点清，投入献金箱内；周恩来先生将其在军委会政治部所得的一个月薪资计240元亲自向管理员点明投入献金箱；陈绍禹、秦博古、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诸先生都将其参议员七月份全部薪金献出；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献出党费和节约的伙食费。”当时，献金台前群众情绪异常热烈，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同时，据《新华日报》所得消息，昨天毛泽东先生已有电到汉口，将其参政员七月份薪金全部捐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献出重达17两的金鼎一座、金戒指4枚，蒋介石、宋美龄献金1.8万元。
革命团体全力支持。如湖北省党部再派干事领导武汉青年行动队及湖北孤女工作团，出发宣传献金运动；汉市后援会宣传大队积极协助献金工作，“以宣传鼓动民众踊跃献金起见，特于昨日派选队员十六人，分赴武汉各献金台协助工作及从事宣传，该队员在各献金台热烈举行演讲及歌咏工作。”
娱乐界积极投入。七月七日，武汉的“世界”、“光明”、“明星”、“新市场”等影剧院，分别公映《日俄尼港战役》、《热血忠魂》、《为国争光》和《保卫我们的土地》等影片，全部票房收入都捐作慰问伤兵及抗敌将士家属之用。七月八日，武汉各平剧、汉剧等剧院，全体举行献金公演。还有12家歌剧戏院及2000多演职员发表了《敬告各界书》，联合举行慰问出征军人家属及负伤官兵献金公演，将全部收入和当天的薪酬捐献出来。汉口市剧业剧人劳军公演团，由于“一年来领导武汉剧业剧人，举行劳军公演，历届参加抗敌宣传，均甚努力”，加上“此次演出，出于自动，集成巨数，允为难能”，受到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通令嘉奖。“武汉出版社为了对抗敌负伤的将士们表示人民感激敬爱之意，定于双七节到伤兵医院慰问负伤将士，并募集了现款伍佰元，书籍一千册，《新华日报》七七特刊五百份。”
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到献金运动中。国家和民族危机不仅考验着政府，同时也考验着每一个公民。武汉人民在困难面前，表现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奉献精神。从七号早九点起，黑压压的民众就把献金台围个水泄不通，从人群中不断涌出各色各样各职业各阶层的同胞，他们眉飞色舞地到台上献金，当每个人把或多或少的钱或物塞进献金箱后，脸上都泛起满足的笑脸。最令人感动的有：一位从华北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同胞，年纪大约在六十岁左右，驼背、衣服褴褛、拄着拐杖。他一天竟来了三次，第三次献金后，他还气喘吁吁地对台下的民众演说：“我是从河北省逃出来的，我全家都被鬼子杀了，国亡之后，连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什么用……”七月九日是武汉献金第三日，清早倾盆大雨，但是这阻止不住献金民众救国的热烈情绪。在铜像前的大永楼下，有一个弯了腰的老头儿，捐出他做苦力节省下的两角钱；江汉关前码头上的几个小工人川流不息的把他们血汗换来的几分钱送到献金箱里；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工人，一天就跑来捐钱八次；有一个要饭的哑巴，献了十二个铁环和两分钱；卖糖的青年难民张鸿儒痛哭流涕地献出了一角钱；第二次又献出了两包糖；七十四岁的老乞丐周德义也献出了他半月乞讨来的钱。在水塔旁献金现场有个八岁的陈小妹妹，另外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捐了他们的糖果钱；中国战时流亡青年自救团几个青年，在献金台旁边擦皮鞋，把所得全部献出；下午有三五成群的老太婆妇女孩子来送银耳环、手镯和百家锁，还有三五成群的妓女，也来供献她们用血泪换来的收入；武昌残废医院里负伤官兵们，把他们节衣缩食的三十块钱献出；有个尼姑也斯文地走到台上来献金；关元寺的全部和尚也捐献了很多的钱；元妙观的道众，以节衣缩食省下来的十元六角六分由道长投进木箱中。最难得的是，从沦陷区域跋涉来汉的被难同胞，他们满腔国仇家恨，深知亡国奴的痛苦，将缩衣节食的不多的钱献给国家；许多老年人因痛惜自己不能直接参加抗战而献出历年辛苦的积蓄；无数车夫、男女工人、小贩等，以他们血汗换来的金钱，热烈地献给了神圣的抗战事业；瞎子、哑巴，甚至乞丐也都将艰难得到的一角一分慷慨献出。这使得有钱不出钱的人感到无地自容。所以一些商人、老爷、太太们不得已也是几百元、几千元、金戒指、金耳环的献出来。“这种浓烈的爱国情绪深深感染了外国教士、医师、教员等，他们也纷纷慷慨解囊，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的群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说明，中国人民有着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的光荣传统，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做到了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期利益，集聚了气势磅礴的力量，为保卫武汉、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武汉“七·七”献金原定七月七日、八日、九日三天，可是因为到9日晚，台前“还是挤满了人，把台几乎都挤垮了”。 各界民众纷纷要求延长献金时间。面对如此炽烈的爱国场面，组织者不得不把献金时间延长两天，即到7月11日。七月十一日，武汉三镇献金圆满结束，献金者达到五十万人以上，献金总数已超过一百万元。
武汉“七·七”献金运动的成功，深刻地说明了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创造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是运动中的真正英雄，在日本帝国主义肆意侵略面前没有惊慌失措，在失去亲人和家园的时刻没有悲观消沉，他们忍着国仇家恨更加斗志昂扬地贡献自己的有限的力量。他们不仅积极应征入伍，儿子牺牲了，父亲顶上去；哥哥牺牲了，弟弟冲上来；虽然经济拮据，但是他们还是尽力献出仅有的几块钱、几角钱甚至几分钱，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三四岁的孩童，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到受伤兵士，他们舍小家保大家，舍局部保全局，表现出很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情操，武汉大地上涌动起全民族同心同德、踊跃献金的澎湃热潮，展现出万众一心保卫家乡的壮丽画卷。
这次运动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这次献金运动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如何，可以肯定地回答: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正如《新华日报》评论的“这是一个含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运动。他一方面表现了民众对于政府坚持抗战的支持与拥护，对于前方浴血苦斗之将士及其家属之崇敬与关怀，对于英勇受伤将士与被难同胞的敬重和援助，同时表现了武汉及各地千百万民众在目前国难危急的情势之下，对于抗战建国事业发挥了自觉的积极性与伟大的英勇精神。”
从物质层面上来讲，所募100万以上的现金和实物，一部分直接送到了前线，一部分购买了前线急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再分到各战区，解决了受伤将士的救死扶伤的大事;还有一部分送到各地慰劳总会，慰劳伤员、抚恤阵亡将士，救济失业、流亡的难民和学生。
从精神层面上讲，尽管当时各阶层、阶级、政治派别上存在许多差异甚至对立和斗争，但全国的人民在爱国这点上却有着一致的思想认同和价值取向，故而才有行动步调一致支援抗日的献金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那一刻，爱国主义将民族和人民的力量紧紧凝结起来。这次运动表现了我国同胞的忠勇及拥护长期抗战路线的伟大力量。危急关头的民众做到了“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力的出力，有粮食的出粮食，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这一切不仅纠正了世界各国对中国人的曲解，也在日本外敌入侵中华这一困难危急时刻，使中华民族凝聚成一股巨大洪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再次显现。武汉“七·七”献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显示出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