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懿荣是晚清伟大的爱国者，殉庚子之难，也是一位以经义金石之学享盛名于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发现了甲骨文，使中华文明光耀千秋。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书家，晚清就有“翁（同龢）、王（懿荣）、何（绍基）、戴（彬元）书法四家”的美誉。他渊博的学养、高尚的人格形成了他的卓识和独特的书风，使他名垂书史。
一、王懿荣生平简历
王懿荣，生于１８４５年卒于１９００年，字正孺，号廉生、莲生。今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古现镇人。其祖王兆琛，清嘉庆进士，官至山西省巡抚，精通书法，著有《正俗备用字解》、《眄棠书屋文集》等。其父王祖源，清道光拔贡，官至四川按察使。喜收藏金石，善鉴赏真伪，也精于书法，著作有《渔洋山阴秋柳诗笺》、《天壤阁丛书》等。王懿荣的家学渊源，对其日后嗜古癖墨，发现甲骨文具有重要影响。
王懿荣幼年，家庭殷实，生活无忧无虑，５岁那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九（１８５０）年，其祖父王兆琛遭同朝御史杨彤如的弹劾，获罪遣戍，家道中衰。但即使如此，王懿荣还是从小就受到了严格而正规的教育。六岁受业于外叔祖谢学庵先生。九岁转由母舅谢琴南、谢价人教育。十四岁，则入表伯张墨林门下，墨林是咸丰进士。十五岁入都后又受业于翰林编修崔清华先生。教王懿荣的人个个都是饱学之士。王懿荣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大儒是不得不提的，他就是周孟伯（名悦让，字孟伯），孟伯是道光二十六年进士，时为礼部主事。周孟伯博闻强识，有过目不忘之誉，学无不通，尤精邃于经学，连当时的经学大师潘祖荫也推服悦让。据《年谱》，王懿荣师从周孟伯是十九岁。王懿荣的经学基础，就是从这时开始奠定。王懿荣从此留意于各种经籍版本的收集，开始醉心于各种金石文字，这一切为他日后成为金石学家打下了基础。
王懿荣从１８岁开始参加科考，但一直不顺，光是乡试就考了８次，直到光绪六年（１８８０）才考中举人，此时的王懿荣已经３５岁了。这漫长的十七、八年时间里，他到底在干什么呢？就是在做金石学的研究工作。他２５岁跋《登州古器物拓本》说：“余性耽金石，与日俱深，乡人北上，率以饷余。虽皆易得之品，是育黎古文。遂辑往岁所藏，并得诸他邑之隶吾郡者，汇为一册，经文又续，将无已焉。”[１]
王懿荣正式在京城住下来后认识了更多的名人学者，也获得了更为宽阔的文化视野。《年谱》２７岁条云：“是年，公任京秩，时笃好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书之属，散署后比阅市，时有所见，归与黄夫人相对语。夫人曰，明珠白壁，异日有力时，皆可立致之，惟此等物事往往如昙花一现，撒手便去，移时不可复得，后来纵有奇遇，未必即此类中之此种也，好极力怂恿购之以为快。以故裘葛钗钏往来质库有如厨笥。”[２]
经过十九年的努力，光绪七年（１８８１），他完成了《南北朝存目》。在序中，他说：“始自壬戌（１８６２），迄今辛巳（１８８１），前后十九年中，探索借读，往返商榷者，为胶州匡鹤泉师、吴县潘郑龕师、江阴缪炎之师、潍县陈寿卿丈、诸城尹慈经秀才、会稽赵撝叔大令、吴县吴清卿太仆、光山胡石查户部，考订违合，剔抉幽隐，则大兴孙问羹兵部、铜梁王孝禹工部、永明周季编修、会稽章硕卿大令之力为多。利津李竹朋丈、大兴刘子重刑部、绩溪胡甘伯户部、诸城家戟门刑部叔氏亦尝有事于此，今墓木已拱，竟不及见此刻之成也，悲夫！”[３]
这里提及的匡鹤泉（道光进士，官礼部尚书）、潘郑龕（祖荫，工部尚书，经学大师）、缪炎之（荃孙，翰林编修）、陈介祺、吴大澄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字学家、经学大师。其中缪荃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不但荐拔了王懿荣，而且对其金石考据之学有具体的指导。缪荃孙，字炎之，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晚清著名学者，长王懿荣一岁。善目录、考据、金石之学，著有《续碑传集》、《清学部图书馆善本目录》、《艺风堂文集》等数部专著。王懿荣留下了近百通与缪荃孙的信札，多为讨论、切磋学问，与这位房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王懿荣殿试后赐进士出生，授庶吉士。庶吉士是进士中的善书者，这样他有了更多的机会收集金石文字，也有了更多的切磋艺事的朋友。他３７岁时，过潍县，住陈介祺家，为南郑撰《齐鲁古印捃·序》，已有十分宏洞的眼光。吴士鑑在《王文敏遗集·序》中说：“公以庚辰（１８８０）入翰林，一归里门，迂道潍水，复省赠公于成都。单车行役，驰驱河洛秦蜀之郊，所至则剔残碑，访剩碣，采获百端，辇至京邑。公既迥翔三馆，绵历十年，中朝言学者，自吴县、常熟外，惟公丰采隐然，名流纵萃，趾错于门。”[４]确实，王懿荣利用官职的变换，在各地奔走中，拓深他的金石学研究范围，并每有独到的发现。如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他到河南开封当考官，见到南朝碑刻《刘怀民墓志》以重金购之。此碑是研究隶楷嬗变的重要实物资料。他先后收藏了大量的古拓，如《乙瑛碑》、《曹全碑》、《九成宫》、《圣教序》、《岳麓寺》、《智永千字文》、《道因碑》等，收有秦汉印五百余，还有各类泉币等。《年谱》５３岁云：“公性嗜古，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钩稽年代，补正经史，搜先达所未闻，通前贤所未解，爬罗剔抉，每多创建，至于购求古物，固未尝一日有巨资，处极困之时，则典衣以求之，或质他种以备新收。至是居丧奇窘，抵押市肆至百余种，然不愿脱手鬻去也。”[５]正是有了这种金石文字学方面丰厚的经验积累，才使他慧眼卓识，发现了甲骨文。
王懿荣５０岁后，官运顺昌，得以入直南书房。《年谱》５２岁云：“公自值内廷，仰荷恩纶，独深倚任，鉴别书画，特命恭写御屏风，恭代御笔，日极其多。两宫奖励，时有传宣，或奉敕书于私第，或一日再入于宫廷。复命时进经史子集异本新刊，以备观览。”[６]南书房不是权利机构，但却与皇帝近，且多书写任务。这说明，王懿荣此时已得到皇上的充分信任。制敕诰，鉴定书画，向皇上进书，说明了王懿荣学识的渊博，又证明了他的书法已得到了皇上的肯定。他为光绪皇帝写的《起居言行箴言》至今还在故宫的养心殿里。这当然是典型的馆阁体正书，但雍容闲雅，正气凛然，非一般俗手可成。
王懿荣仕途顺畅之时，也正是晚清各种矛盾激化之时。八国联军此时已打进中国，１９００年，慌乱无主的清朝任命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这无疑是危难时期的背水一战。而正是在这历史的危险关头，王懿荣完成了他人格光辉的最后一章。
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王懿荣在一次看似偶然的买″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此时，是其殉难的前一年。关于这一学术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发现最早是谁，曾有一些争议，不过加拿大学者明义士在１９３３年《甲骨研究》一文中，详细记载了他到安阳实地采访时，与当时出售甲骨的商人范氏的一段谈话，可以证明王懿荣确为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
“一八九九（已亥，光绪二十五年），有学者名王懿荣（字廉生，谥文敏公）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一两，回家研究所得，王廉生是研究甲骨的第一人。当年秋，潍县范氏又卖与王氏甲骨十二块，每块银二两。盖范氏在北京听说王氏之事，便到彰德得了十二块，回北京卖与王氏。１９００（庚子，光绪二十六年）春，范氏又得了八百块，亦卖与王氏。其中有全龟甲一块，文五十二字。”[７]
此外丹徒（现镇江）人刘鹗，于１９０３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在其自序中说：
“有范姓客挾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８]
这两段材料详尽、真实可信，具有说服力。
王懿荣对所得的甲骨进行分类、整理，但在第二年就去世了，所以，并没有留下有关甲骨文的研究成果，他的书法创作也和甲骨文关系不大。但甲骨文的发现却绝非偶然，正是他长期金石碑刻考证与古文字研究的深厚学术底蕴，使″偶然″的机遇成为了必然的发现。不过王懿荣对于书学乃至于近百年学术的重大贡献，却正在于甲骨文的发现，因为这一发现推动了近代学术发展，对于此后无论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诸多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二、王懿荣的金石学思想
王懿荣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金石学、文字学的研究。他不但不辞劳苦地考察、挖掘，而且将收罗到的鼎彝铜器、残石片瓦的文字，亲自拓铭片，逐一考订，然后临写。因而，他在书法上能不泥古而推陈出新。他的金石学思想，是基于对历史真实的还原，以金石证史、补史。
（１）据以补史，识史沿革
王懿荣在写给姻长兄祜曾的信中说：“周玺一门，本为祖老与苾丈所创获，此稿就玺之原来形制为类，而暗中仍有官私之别。可见先辈用心精密，断非后来所可及。累累皆系战国之物，必执一官玺论定孰后孰先，文字自然有后先可分，官制则书缺有间矣。字且不能尽识，何论彼此沿革之时世哉！至汉魏以及南北朝官印，多为史所不载，其足补史缺处，真是一字一珠，此却有端倪可寻。”[９]这表明，从一枚官玺进行判断还不够全面正确。汉魏、南北朝官印，多为史不载。因此，“仅知史事而不知印文之委细，则也不能此事。”看印文，当于史实结合起来，方能看出一些文字沿革的消息。在《天壤阁杂记》中，他曾说：“得泥封载国大行印文一，可补汉志及各家收藏之缺。”[１０]他的《论印》诗说得明白：“刀币与彝鼎，斯文并可观。我今见周印，据以补周官。”《鼎泉》诗说：“古文泉最寿，传会到羲皇。若说汉新莽，钱中合作王。”[１１]从一枚钱币中，王懿荣就看出了历史的兴衰。在《古泉说》中，他举了个例子：“蜀汉直白五铢，‘直白’字实兼隶体，疑初议改铸时，即取五铢旧泉为模，增入‘直白’二字。当时盛行隶书，遂采用之。”[１２]这样的历史眼光，就十分犀利。王懿荣甚至认为诗也是史，亦关世道。说：“尝谓一人之诗，一身之史，亦一朝一时之史也……求其踪迹所亲到，耳目所亲知，以推测其一朝一代、一乡一邑世运时世之真，则不独为其一身之史，且可有裨其一朝一时之史。”[１３]以诗证史，固然不错，但认为诗（艺术）的功能只是史，就失之偏颇了。
（２）据金石以见书法之流变
玺印、钱币、鼎彝、造像等金石上的文字，真实地反映出书法本体发展的要求，因之，王懿荣特别关注这些文字的流变。在《齐鲁古印捃·序》中他说：“《春秋左氏传》、《国语》言玺，《书》、《周礼》、《韩非》亦言之。应劭、卫宏说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惟其所好，尊卑共之，是也。六书大旨，至史籀已失，秦汉印篆又别出一体。然自李斯未划一之前，周末文字各国异形，殊轨分途，不强同也，盖六书之旨益微矣。其孳乳繁变，莫可究诘，遂无从凿识。存于今者，若《石鼓》及诸小印玺是，已玺之具官名者是。周秦之际，如司徒、司马、司工、司成之属，半皆周官。又私禄一官，今《周礼》下注阙，而玺印中有之，其上二字亦绝不可识，真汉人所谓奇字矣。人名者渐近小篆，有秦汉之际者，今日而欲以朝代识别之，亦止若是耳，难确属也。”[１４]这里从文字的变化看历史的变化，而史籍的记载以实物证之，很有说服力。“六书大旨，至史籀已失，秦汉印篆又别具一体。”显然秦汉印篆在文字的演变过程中已属后来的事，玺印中的官名，又恰恰是《周礼》所阙。所以，小小一枚印，既反映出当时的历史，也反映出文字的演变。
王懿荣以其犀利的历史眼光，看出了许多碑石的至美。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他在河南开封购《刘怀民墓志》，此墓志刻于刘宋大明八年（４６４），书法古茂浑朴，凝重浑圆。体势与《爨龙颜》为近，是楷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碑。１９００年，他《题初拓精本＜魏刘懿墓志＞》云：“此本……尝谓南北朝诸志石，当为古今楷书之祖。”[１５]《刘懿墓志》兴和二年（５４０）刻，端正宽博，形貌上比《刘怀民墓志》更接近楷书。因此，他观阅了大量的南北朝志石，得出了“南北朝志石，当为古今楷书之祖”的结论。这个结论，经得起书法史的检验，显示出了超人一筹的艺术眼光。魏碑墓志的拓本极多，王懿荣却可以从某一字的清晰或遗漏，断其真伪，鉴定的眼光让人叹服。正因为王懿荣对金石有着真知灼见，所以他的看法高于阮元。清代中叶，著名学者阮元著《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倡书学南北分派，举碑学之大纛，为后来的碑学思想开启了先河，影响甚巨。王懿荣曾对汉魏南北朝碑刻做了大量的研究，并著有《汉石存目》和《南北朝存石目》，他提出不同于阮元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北碑南帖苦分明，长笑仪真手眼生。
试出上元众梁阙，还参齐魏一持平。”[１６]
此诗批评了阮元（仪真）过份强调北碑南帖的偏见，以南京（上元）地区的南朝梁阙书体与北魏、北齐书作比较，找到其时代共性，从而说明南北并非“分明”而是“持平”。
从现在所能见到的许多北方魏晋时期的写经、简札墨迹、南朝碑刻看，“北碑南帖”截然分派说，显然不尽全面。南、北碑虽有地域书风的差别，但“梁阙”与“齐魏”的时代共同性仍然是主流。王懿荣晚于阮元约七、八十年，见到了更多新出土的碑刻，加之认真研究考察，因而其观点显然更为客观。
清代出土的碑石毕竟有限，所以仅以个人之见推断书史复杂的书法现象难免有误，清人对“二王”书法便是明证。
自阮元首先提出对东晋“二王”书体的怀疑以后，在晚清日益浓厚的碑学氛围中，对于如《兰亭序》这样的王书代表作，乃至传世的晋人全部书迹都产生了疑问。王懿荣显然也深受这一书学思潮和书学史观的影响。王懿荣在“为徐颂阁尚书题所藏宋拓虞书《庙堂碑》长安本”的诗中写到：
“兰亭祕妙覃豀通，千两黄金说涪翁。
城武长安合买本，从来唐拓总朦胧。”[１７]
显然他对包括《兰亭》在内的“唐拓”皆也持怀疑态度。此外，在另两首“题晋永和六年王氏砖砚匣兼论书脉”诗中，这一怀疑表露得更加明确：
“唐人伪造二王帖，合入昭陵一冢收。
请认此砖分体字，山阴那得行书留。”
“砖比兰亭早二年，王家姓字篆文坚。
八分总有几分在，不似宋摹笺。”[１８]
以早于《兰亭》二年的砖文为依据，论证晋人无行书。王懿荣的这一观点，显然与他长期浸淫金石碑版研究有关。清人所见两晋和南朝墨迹甚少，是形成“碑学”书史偏见的主要原因。晚清持有这种观点的，并非仅仅如阮元、王懿荣、李文田等人。
３、碑体之美需反复体验方能得之
清人普遍崇尚碑学，而否定帖学，至康有为倡魏碑十美，把碑抬之天上。这种观念实是一种极端。碑帖之美，都需体验深入，方能知道好处。王懿荣曾说：“帖之佳者，只是笔画犀利，如新写出者，可爱之至。《快雪》初拓三种，后有板桥跋，此种不（应为石）拓墨殊，备有小松题签，又一《快雪残本》，只苏、黄、米三家，帖有板桥题，都是初拓云锋，如新写出者，帖之可爱，正在如此。”[１９]帖的刻本固然有优劣，刻的好“如新写出者”，就可爱。这样的观点是通达的。
但李邕的书体不为清代碑派书家所取。对于苏轼也有类似的情况。而王懿荣却经过对李邕、苏轼认识的逐步深入，进而得其法。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所书的一幅中堂是其学李邕书的心得体会：
“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有书名，自必有深趋，及看之久遂知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如结友伊始也难其合也。必久后乃从邕书得法。”
他在给缪炎的信札中也写道：
“尝谓六朝书脉嫡派，在唐惟李北海，宋惟东坡，乃世传两公石墨，皆出覆本，祖刻绝少，刻帖则不在此数。李书《任令则碑》既蚀，《雲麾》陕石以重磨而瘦，《麓山》以重开而肥，惟敝省济南《灵岩》一石，尚出唐刻。”[２０]
李邕作品的刻石，如《云麾》“以重磨而瘦”，《麓山》“以重开而肥”，实际上都不是祖本，故已失原貌。真正的祖刻本是保留原作精神。故“久看之遂知他书少及者”。这里，就存在一个怎样的问题。以很差的刻本看，自然看不到好处，即使是好的祖刻也需要反复看，所以这一点上，王懿荣的看法是值得肯定的。
王懿荣看古拓，尤重版本。例如，他在给缪的信中说：“两本皆明拓柳碑，三字笔画所存太少，不足存。诗有中晚之分，字体亦然。颜、柳已失古法，全仗支撑，何可上拟虞、褚尊见高明，何待鄙论。”[２１]这是从刻本辨笔法，辨虞褚颜柳高下，十分有卓见。再如“《多宝塔》，凿字太浅，字口亦不甚光，明拓是也”。[２２]故区分作品版本，表面上看起来是鉴定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对书法作品形神的欣赏及体验。
综上所述，王懿荣的金石学思想突出了以石证史的一面。石上文字的辨别与形貌笔法的区分，已涉及书法的形神。因而，他的金石学思想实际上就是他的书学思想，只是，偏于史的成分多，而强调书的成分少。由于这一原因，王懿荣的书法观念显然与康有为不同。
三、王懿荣的书法
王懿荣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据现有书法墨迹来看，其擅长真、行、隶、篆诸体，草书没有发现。其书法渊源魏晋碑版，“虽不名一体，而古意盎然。”[２３]他的楷书有锺王遗意，又吸取了唐楷的一些优点。行书尤爱李北海、苏东坡，隶书取法《礼器》，篆书近似徐三庚，远取《天发神谶》碑。清同治年间的大学士陆润庠对王懿荣的书法评论道：
“王廉生祭酒同年，于光绪甲午入直南斋，迄庚子七月殉节，计与庠同事者七载。其性情学问嗜好至今忆之，如在目前。洵不愧一代伟人，即其书法一端，刚健清华，无美不备，亦实足以传世。”[２４]。
这“刚健清华”，主要是指行楷书的风格。应该说，这个评价基本切合王懿荣书法的实际情况。现分别叙述之。
（１）王懿荣的楷书
王懿荣的楷书是最富“刚健清华”这个特色的。传世的楷书，主要有二类，一类是从南书房里出来的馆阁体官楷，如《赴鹿鸣宴后启》、《起居言行箴言》等，这批文字不在少数。它们的风格特征是端正方严，用笔一丝不苟，点画含蓄，墨色温润，平稳匀称，有雍容的气度和不激不厉的风致。这类书法的性情流露不明显，但绝不是整齐如算子的奴书，很多地方体现王懿荣自己的理解和发挥。比如捺脚并不像钟繇短促，态势上向外宕出，这就有了某种姿态，虽然这种姿态是含蓄的。
另一类是墓铭这种特殊文体所需的楷书。这种楷书，因不像朝廷的敕文那样的严肃、整饬，故书写上便有更多的个人风格。而且，也可以看出其书风的演变轨迹。例如《大朗和尚封号碑》是他３７岁时的作品。碑文近六百字，字径约六公分，洋洋洒洒，极有气魄。这幅作品的点有欧、柳的变化，各种形貌的点显得生动而含蓄；清刚劲健的竖笔，特有欧柳的筋骨，风神凛然；竖钩则带颜书的肥厚；斜撇则有李北海《岳麓寺》碑的风神。有些字中宫收紧，兼有黄山谷的味道。结体开阔，线条温润，显示出浑厚的书法功底。
而王懿荣５４岁书写的《王守训墓志》则是另一种特色。王守训是他的同姓族人。王懿荣３７岁过黄县就住在他家。王守训是光绪丙戌（１８８６）进士，官翰林检讨，与王懿荣是兄弟行，至相契洽，故他的早逝让王懿荣极为悲伤。这幅墓志铭写的神清骨俊，没有一点《大朗和尚封号碑》的温润，而融进了碑的笔法。折笔尤为果敢有力，全篇虽写在乌丝栏格子内，但气息流贯，有一种舒缓的节奏。撇捺有明显的粗细，“子”、“予”的起笔，有明显的逆入痕迹。各种“点”，碑味较足。
说王懿荣的楷书“刚健清华”，“刚健”指用笔，“清华”指墨色、风采。用笔“刚健”，线条形状有骨有力，墨色清华，不杂俗气，能显精神有光采。王懿荣对自己的行楷书较为自信，曾对人说：“命书大幅，请便中发下，以打乌丝大格为佳。荣大楷兼行，稍有把握，无格则行气往往不贯。荣能作极大字，惟不耐细书，与考试正相反。”[２５]他甚至在投井自尽的前夕，依然作楷书绝命词，这说明他一身正气，临危不惧。故其正书，如其为人。
（２）王懿荣的行书
王懿荣的行书亦分两类，一类行偏于楷的作品，多为对联和诗轴；一类则为信札、题跋之类纯属行书。前者的风格亦是刚劲清华，而后者，则以随意自然见长。
王懿荣传世的书法作品和墨迹，大多为行楷书体，也最能代表其书法水平，以其恭稳端正的庙堂气，颇得宗室和王公大臣们的亲睐。其行楷大多为对联和手札。如七言联：“细烧柏子供清坐，静拂琴林有落花”；“ 康乐词兼山水致，义山文有庙堂风”，写得端庄稳健，没有丝毫浮躁，书风明显受李北海的影响。这些作品的墨色一般比较滋润清亮，故线条温润有韵致。他的竖笔大多细劲有骨，造成一种对比节奏。他的较有个人特色的行书是手札，他自己说：“一人羁迹，只日盼家书，为真性情耳。”[２６]手札不受拘束，是个人心迹的自然流露。
由于手札书无须刻意求工，所以更能体现出书者的人格个性与自然心态，“书如其人”。王懿荣的墨迹手札从总的风格来看，给人以蕴藉、雅致，书卷气浓郁之感。如给松溪（松畦）和世臣的四通信札，古朴、典雅、精美，特别是配上淡黄的底色和暗暗的花纹图饰更显端庄华贵，使人爱不释手。另如庚午至癸未（１８７０－１８８３）十多年间写给其姻亲吴仲饴的一批书信。因是家书，往往多谈论一些家庭琐事，故更无须着意修饰，给人以行笔率真、自然之感。不过，虽说是随意之作但笔笔到位，点画坚实表现出深厚的笔墨功底。
其中有一件不多见的青年时代的笔墨。从信的内容推测，大约是写于二十五、六岁时。书法显然受时流的″碑派″书风的影响，用魏碑体，露锋起笔结体参以隶意。颇为认真，稍显稚嫩与刻意。可见其早年学书的步履之迹。王懿荣的这种手札书风颇受赞誉。陆润庠在其一册页后跋道：
“此册乃其与李子丹同年手札，郭兰雪明府所藏。庠往年于役大梁，曾识兰雪，今持此索体，披览之余，觉字里行间，犹凛凛有生气。回首当日不禁感慨系之矣。”[２７]
清同治年间的翰林徐谦跋云：
“右廉生祭酒与李子丹太史书，共三十余札。虽当时两前辈寻常音问，多半论金石之学，而文敏公书法渊源魏晋碑版，当世业享重名，加以劲即孤忠，增光翰苑，是编竟成至宝。兹为郭兰雪明府所得，影而拓之，以公同好。呜呼！若公者，本不藉书法以传，抑翁公之书者又奚可以弗传，对此遗墨不尽景仰前贤也。”[２８]
王懿荣的一些题跋也用行书，书写也较为随意。如他题石涛《蜀山行旅图》，写的清俊流畅，字形大小随意，布势高低错落，且记叙了该图的价格及画上别人的题跋，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３）王懿荣的篆书
王懿荣虽然是一个见多识广的金石学家、文字学家，但他研究古文字的目的，很大一部分是出于证史的考虑，故他的篆书，不像吴大澄那样的古板。
王懿荣的篆书取法于“三代”金文及秦汉篆，并受清人邓石如、徐三庚影响。仔细分析又可分为三类。
一类学邓石如的，如写于光绪二十五年的“戬谷”二字，婉通流畅，全用中锋，力足而气沉。这一类的篆书不太多见。
第二类近于学徐三庚，徐三庚一生只取《天发神谶碑》并参以金农侧锋用笔，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篆刻和书法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的篆字雅妍清润，有“吴带当风”之美誉。王懿荣受其影响表现出同样的美学内涵，如代表作品对联“旧书不厌百回读，嘉树新成十亩荫” ；“飞龙凤凰相追逐，玉玦環珮靡从容”，用笔有起伏的变化，转折处有钝角，每有对应的横或竖画用笔作相向或向背法，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装饰性。不过如果将王懿荣的篆书和徐三庚作比较可以看出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起笔处王懿荣减弱了隶书法，在取势上没有《天发神谶碑》险峻，但又比徐三庚厚实，整体看来其书法风格界乎徐三庚和《天发神谶碑》之间，仍有自家风貌，是王懿荣篆书的典型书风。
第三类篆书属晚清所特有，小篆笔法取金文结体。如对联“月下门藏松叶路，水边人语稻华天”，线条爽洁、结构方整，具有很强的时代书风，这是因为当时有大量的“三代”器铭出土以及“碑学书风”昌盛之故。
不过，不要以为王懿荣亦步亦趋于邓、徐之类名家。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说：“懿昔年撰语，自为小联，敬请钧诲。非桂非邓，自是一种形相也。”[２９] “桂”指桂馥，“邓”指邓石如。他的隶、篆不走桂、邓旧路，而自具形相。这一点可见其篆书婉转中的厚实，整饬中的飘逸。
王懿荣擅长多种书体，书法功底深厚，尤其在篆书和行楷体上水平更高，以儒家的“中和”之美为追求。篆书以金文为主吸取了当时考古发现的最新成果；隶书写的浑厚凝重；行楷书以唐宋为法，有独特的面貌，更加体现了端谨的个性与坚实的笔力功底。
综上所说，王懿荣是晚清一位著名的金石学家和书法家。他于庚子之乱投井殉难表现了一个传统文人的忠烈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他首先发现了殷商的甲骨文，对中国现代史学、现代考古学以及文字和书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注释：
[１]《王懿荣＜登州古器物拓本·跋＞》，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７６页。齐鲁书社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３月版。（下同）
[２]《王文敏公年谱》，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４６５页。
[３]《王懿荣＜南北朝存目＞·叙例》，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８１页。
[４]《吴士鑑王文敏遗集·序》，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５０３页。
[５][６]《王文敏公年谱》，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４８６页。
[７]《王懿荣集·李学勤序－》，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６页。关于是谁最早发现甲骨文，除认为王懿荣外，还有王襄、孟定生一说，不过学术界基本都主王懿荣说。
[８]《王懿荣集·李学勤序－》，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２页。
[９]《王懿荣致祜曾信札》，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２２４页。
[１０]《王懿荣＜天壤阁杂记＞》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２６６页。
[１１]《王懿荣＜诗集＞》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１０４页。
[１２]《王懿荣＜古泉说＞》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３１９页。
[１３]《王懿荣＜宁海王棣轩明萼·瓣香斋诗抄＞叙》，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７５页。
[１４]《王懿荣＜齐鲁古印捃·序＞》，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７１页。
[１５]《王懿荣＜题初拓精本·魏刘懿墓志＞》，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８６页。
[１６]《王懿荣＜诗集·题晋永和六年王氏砖砚匣兼论书脉＞》，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１３４页。
[１７]《王懿荣＜诗集·为徐颂阁尚书题所藏宋拓虞书《庙堂碑》长安本＞》，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１３１页。
[１８]《王懿荣＜诗集·题晋永和六年王氏砖砚匣兼论书脉＞》，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２３４页。
[１９]《王懿荣与李子丹书札》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２５６页。
[２０]《王懿荣与缪炎之书札一》，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１４４页。
[２１][２２]《王懿荣与李子丹书札》，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２５２页。
[２３]《论王懿荣书法》，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６１９页。
[２４]《王懿荣集·附录》，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６３０页。
[２５]《王懿荣与缪炎之书札》，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１８８页。
[２６]《王懿荣与缪炎之手札》，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１６０页。
[２７][２８]《王懿荣集附录·论王懿荣书法》，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６１８页。
[２９]《王懿荣与缪炎之书札》，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第１５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