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分配理论在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系统化的过程。收入函数工具、动态研究方法和政策研究等内容对于解释和改进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收入函数；职业分布模型；人力资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7)04-0161-04
一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实践，证明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市场连续出清假设与现实不符，美国政府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并未消除经济的周期波动。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思考产生这些经济问题的根源及相应政策的选择，并对市场机制表示怀疑，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新凯恩斯主义的基本政策主张是政府必须干预经济。由于市场经济中调整过程过于缓慢，如果出现了将导致持久效应的巨大冲击的话，那么政策干预就是必要的。除了强调并解释名义工资和价格的刚性外，新凯恩斯主义还特别重视经济体系在其它方面的不完全性。例如经济中存在的工资和价格的实际刚性、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异质劳动以及不对称信息等。这些都是新凯恩斯主义用来解释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这些重要因素在这一时期美国具体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20世纪90年代美国劳动者的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人口不断减少成为长期趋势。钢铁与鞋子之类的产品已不再是美国制造业的主角，取而代之的是计算机及其运行所需的软件。异质劳动这一因素在职业与行业工资差别的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自1980年以来，学者们对行业工资差别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试图确定这些差别是否与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相一致，试图为其它的工资决定理论提供支持(Alan B. Kreuger and Lawrence Summers，1998;William T. Dickens and Lawrence F. Kats，1987)。Erica Groshen(1991)总结了行业之间与行业内部存在工资差别的各种迹象，并总结了五个原因，包括能力、补偿性差别、随机变化、效率工资和议价。Sattinger(1996)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如何把工人分配到不同岗位这一经济问题。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工资不仅仅是对拥有能力或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回报，而且也是在经济中起着分配作用的价格体系。Edward Funkhouser(1998)认为，由于工资差别的存在，对不完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考察有必要沿着Heckman and Sedlacek的实证Roy模型的方向对劳动力市场作出详细说明。这一任务是由Th. Magnac(1991)来完成的，但是他的研究并未对竞争问题做出最后定论。当然，在不同行业存在不同的工资均衡这一事实并不表示劳动力市场是竞争性的;它只不过使问题的决定更加复杂。Paul J. Devereux(2000)指出，公司内部的任务分配会反映商业周期波动。工资函数既取决于工人的分布，也取决于职业的分布，所以职业分布的变化会改变工资函数和收入分配。Robert Shimer(2005)研究了异质工人在异质工作之间的分布。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匿名性，工人在申请工作时会采取多种策略。两个工人可能会申请某一个职位，而一个完全相似的职位却可能没有人去申请。这一模型会产生相称的配合，使合适的工人与公司类型之间处于一种积极但并不完全的关系。它预计工人的工资会随生产力水平提高而增长，公司的利润会随其员工的生产力提高而提高。
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重点。James Heckman， Lance Lochner and Christopher Taber(1998)建立了一个把不同集团、需求变化和人力资本积累结合起来的模型，并利用该模型来对变动的工资差别作出解释。这一模型认为工人特征是由教育投资选择内生决定的，克服了分配模型的主要缺点。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可测量的工资率并不反映经济中的技能价格。因此可测工资中的技术差别既是对投资的反映，也是对需求变化的反映。测量和模拟表明该模型的估算结合了包括技能偏见的技术变化，符合近期大学——高中工资差别与不平等的实际。Andrew Weiss(1995)对教育与工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评论，试图找出表现两者关系的证据是符合人力资本理论还是信号模型。他对分类模型(信号模型和过滤模型)是如何解释这些证据的、分类模型的替代理论以及经济学家们对分类模型的批评都进行了研究。Orley Ashenfelter and Cecilia Rouse(1998)使用从两人研究中得出的数据再次审视了能力与学校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他们的模型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拥有大致相当的能力的个人也有着同样的教育投资。他们估算出学校教育对能力相同的个人的平均回报率约为每年9%。
此外，学者们还着重研究了家庭、组织和社区等非市场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家庭结构也是不平等和贫穷的决定因素之一(Lynn Karoly，1993;Sheldon Danziger and Peter Gottschalk，1993)。首先，妻子收入与丈夫收入之间的相关性会增加家庭间的不平等。但是，Marcia Cancian，Sheldon Danziger and Peter Gottschalk(1993)发现妻子收入的净影响趋于一致。更多的妇女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中来，减少了已婚妇女之间的不平等，增加了女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已婚男性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就是子女的数量，这通常用福利比例以及家庭规模和构成一定的条件下家庭收入与贫困线的比率来表示。女性主导家庭的增多也会导致子女的贫困和不平等。这在美国被称为“贫困的女性化”。Robert I. Lerman(1996)指出，在1971至1989年间，子女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有一半是由结婚率的下降引起的。Dennis Snower(1998)指出，很多分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组织的变动。在“组织革命”的大标题之下，Snower提到了“生产组织、产品设计或营销组织以及企业内部的权威组织的变动”。物质资本的变动包括多用途机器、程控制造设备、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等。其它的变化包括信息技术、人力资本、偏好与劳动的划分。结果，“组织革命”增加了对一系列新的劳动特征的需求，导致收入愈益分散化，提高了教育工资津贴。Steven N. Durlauf(1996)通过引入“社区效应”发展了代际投资的人力资本模型。“社区效应”的产生是因为当地的税制会影响学校的财政，诸如有钱人和榜样力量之类的社会因素会影响以后的收入，而且父母会对居住的社区进行选择。贫民窟和高档社区的划分会持续很长时间。在美国，公共教育由当地出资，所以社区的收入水平会影响当地公共教育的数量和质量。Raquel Fernández and Richard Rogerson(1998)对减少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教育财政改革进行了研究。由州财政而不是当地财政来出资办教育会使公共教育经费均等化，这会使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更有效，也会减少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不平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比以往更加密切。美国优势领域的高科技产业工人情况很好，但劳动力总体成本低廉的国家带来的竞争会损害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工资水平。Adrian Wood(1994，1995)认为，与发展中国家日益频繁的贸易是不平等增加的起因。例如，低技术含量产品的进口会减少对低水平劳动的需求，而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则会增加对高水平劳动的需求，这会带来更大的技术工资差别。Wood指出，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会使对低水平劳动的需求减少20%。Jeffrey G. Williamson(1998)通过研究全球化和人口统计在长期里对不平等的影响，从新的视角研究了Kuznets假说。Williamson首先研究了人口统计变迁(不同时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对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人口比例的影响，并把这些因素与东亚奇迹联系起来。从非熟练工工资与每个工人的全要素报酬之间的比例关系中，可以观察到全球化(通过贸易和大规模移民)的不平等效应。Daniel Chiquiar and Gordon H. Hanson(2005)使用墨西哥和美国的数据(1990-2000)来检验Borjas的反向选择假说。这一假说认为非熟练工趋于从技术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流向技术收入不平等较低的国家。他们的研究发现，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比留在墨西哥本地的墨西哥人所受的教育程度更高。
以上具体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是美国经济实践的一种反映。克林顿政府为减少财政赤字，推出了全面增税的紧缩政策，主张对富人征税进行再分配，增税的范围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在美国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经济增长中，美国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都随之提高，贫困率下降。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人力资本和要素分配产生了影响。增长带来的股市高涨增加了资本的收益。工人从传统制造业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行业与职业间的工资差别日趋明显。公共教育已经成为与收入分配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
二
布什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混合型”经济政策：既要求通过政府干预来刺激景气，特别是通过大幅度减税来增加消费者开支和企业投资，劳动经济增长;又注意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放松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和限制，削弱市场垄断，创造有利于企业创新和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位家庭收入在布什时期是下降的，劳工报酬总额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同上世纪60年代一样低。当前，在对抗不平等的呼声愈益高涨的美国社会，学者们关于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种趋势：一是正在由经济学研究对象向作为全部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对象转型，其代表人物为Amartya·Sen;二是在对收入分配政策的实践性研究中，把理论问题与影响不平等水平的可行措施联系起来了，其代表人物为Assar Lindbeck。
Amartya·Sen的平等观，是对一个深刻的经济伦理的探讨。他认为平等观需要面对两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要平等?什么方面平等?而后者应当是平等问题的核心。把“什么方面的平等”提到核心地位，显示了分析平等问题的方法论转变。衡量平等实质上是一个“空间”选择问题，亦即从各种变量(收入、财富、效用、基本善、资源、福利、自由、权利等)中选择比较的基础。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争论不在平等本身，而是由于选择不同变量所引发的。Sen的关于衡量尺度的多元性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深层次差异——人们对个人利益概念的多样化，以及人们价值目标的多样性。既然平等是多样化的，于是Sen提出了自己的平等标准：即用功能和能力来看待个人利益和衡量平等。功能就是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和能够怎样生活，包括营养良好、身体健康、避免疾病等最基本的功能，还包括像快乐、自尊、受人尊重、可以参加正常的社交活动等复杂功能。所谓能力就是在各种功能组合中所能选择的组合，也就是说能使功能得到发挥的力量。Sen的能力观拓宽了对个人利益概念的理解，超过了收入、效用、福利的狭隘性，将信息基础扩展到能力，丰富了我们对不平等和贫困的理解。Sen的能力观还促使我们重新理解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他认为政府对消除不平等和贫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效的公共政策存在与否影响着人们的福利。另一方面，与以往较多关注个人物质利益不同，Sen主张政府的公共行为应该更多关注个人能力或自由的提高，比如基本教育、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男女平等政策等等。Amartya·Sen的平等观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具体的、经济学中常见的分配平等出发，上升到哲学平等的高度，再从哲学平等的高度来反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分配平等。
政策与收入分配之间的作用方式有多种。政策倾向于调整收入分配，或者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从属于其它目的(如失业保险)。政策可能会对当前的收入分配产生直接影响，或通过人力资本与其它财产的积累来间接影响收入分配。Assar Lindbeck研究了在收入不平等与经济效率之间可能出现的交替。这种交替是减少不平等的政策会带来的后果之一。他的文章综合了大量与实际问题和分配政策的副作用相关的研究成果，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不平等就开始逐渐扩大。这种扩大归因于“教育与技术之间的竞赛”(Jan Tinbergen，1975)。与需求和供给的变化相适应，美国的工资弹性带来了低工资率而欧洲的工资僵化则带来了高失业。Lindbeck研究了六种使收入分配平等化的具体政策：提高最低工资，更好的教育及对技术水平低的人进行培训，减少雇佣低技术水平工人的费用(通过减少薪金总额税)，公共部门就业，增强弱势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议价力量以及资本收入分配均等化。这些政策中混杂着优点、缺点和降低效率的抑制效应。Lindbeck还研究了可支配收入与要素收入分离的情况，包括税基和救济金体制在内的范例对效率或增长会产生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他提出三种类型的改革措施来减少经济效率的流失。第一，采取更强硬的和更完善的措施来增加低工资工人的可支配收入。第二，实施有利于提高再分配安排的收益——成本比的结构性变动。第三，为支持弱势群体而减少中产阶级的收益。按照Lindbeck的观点，处于道德上的考虑，增进效率的革新措施应该与对无劳动能力的个人的、更广泛的再分配结合起来。尽管与当前的方案相比不需花费很大的成本，但是Lindbeck对这样的一个计划能否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存在怀疑。
税收、转移支付和政府救济金系统为调整收入分配提供了直接手段。布什的连任将使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的人继续获得较大的税收优惠。布什政策所依据的理论依据，与里根时期供给学派所主张的“利益逐层渗透”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理论认为对大公司和大资本实行低税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布什还把医疗保险制度列为他的重要施政方针，提出用税制刺激引导人们去购买享有高额课税扣除的保险单。在养老保险方面，布什曾发誓在他的第二任期要把部分养老保险私有化。就经济政策而言，布什奉行的是亲资本的、新保守主义政策。
三
美国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既具有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特征，也反映了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Dorothy Ross提出了“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指出北美独一无二的历史环境、政治结构和地理条件使得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同于欧洲发达国家。二战结束时美国所处的经济、金融和技术地位、使美国的优势得以维系的科学为整个社会所接受、政府和基金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壮大发展，这些因素互相作用共同形成了战后美国的经济学。A.W.Coats总结了美国历史学家对美国学术思想和知识分子的一般特征的评价：厌恶“纯粹的”理论和推测性想法，热衷于“实践的”或“应用性的”思考;对构建精密的教义理论体系既不感兴趣也无能为力;缺乏原创性，尤其是在基础学科方面。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一直是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和政策演变当中不断冲突、较量的两大思潮。美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典型的自由竞争与国家垄断相结合的现代市场经济。随着美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愈益成熟，市场经济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也有所发展和创新。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美国政府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相应调整。
在解释收入分配时，有两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寻找决定个人收入的因素。西方学者们认为，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教育、培训、经验、生产能力的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等。这一分析的结果通常用统计的收入函数表示出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运用和改进收入函数的数理表达方法并以此为工具来对个人收入分配进行解释，成为美国收入分配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职业、行业和教育对工资的影响逐渐成为收入函数研究中的重点。我国学者的相关实证研究，对资料的收集和统计难以做到最新最全，从而在原因分析中往往仅涉及到其中的一个方面。收入函数作为一种较为直观的分析工具，有助于我们在掌握了详实资料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和原因作为更为系统、全面的分析。第二个问题是对整体收入分配的解释。在这个问题中，个人收入分配的外在决定因素就成为经济中整体收入分配的内在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包括工会、交易、分隔的劳动力市场和其它市场或非市场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分配研究在解释整体收入分配时，在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收入分配的动态研究。在收入分配研究中，一旦引入时间维度，与流动性和长期分配相关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无论是通过引入“社区效应”来发展代际投资的人力资本模型，还是研究全球化和人口统计(如移民等)在长期里对不平等的影响，都进一步推进了对收入分配的动态研究。在我国，研究收入分配代际变动的相关资料和分析还极其缺乏，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研究收入分配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改进收入分配，政策研究便成为收入分配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策可能会对当前的收入分配产生直接影响，或通过人力资本与其它财产的积累来间接影响收入分配。对社会项目的评价必须把它对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异质集团的多方面影响结合起来。当前，与教育相关的人力资本积累政策成为美国学者的政策研究重点。无论是信号模型还是过滤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政策的效果是积极的。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提高教育的公平度才是治理贫困的根本办法。
当前美国的收入分配理论除了运用收入函数和其它模型，也试图在分配决定理论中说明各种分配是什么的问题。虽然可以认为福利经济学标志着西方经济学中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进入了制度化研究以及制度实践的阶段，但是这种制度化研究仍然不同于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定量化与技术化仍然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分配论是价值论的引申。要素价值论指出了收入分配的归位问题，解决了要素分配特别是资本要素分配的合理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配理论研究居民提供生产要素后所得到的收入，其理论核心是研究生产要素的价格如何确定，收入分配决定理论转化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理论。影响要素价格的因素多种多样，机制研究再次被转化为由函数和模型所反映的要素研究。研究的结果被用于政策，以进一步促进社会分配关系的合理化。马克思的收入分配决定理论从对剥削与否的研究中得出了价值判断性结论，现代西方经济学界从影响因素分析中寻求政策依据，这体现了两种研究思路不同的研究目的。要对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解释，必须把这两种研究思路结合起来：既要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和性质进行研究，也要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掌握我国收入分配的各种数据指标;既要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坚持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中的主体地位，也要正确地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剥削，结合按要素分配等手段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Michael Sattinger. Income Distribution(VolumeⅠ-Ⅲ) [M].Edward Elgar Publishing，Inc. USA，2001.
[2]Gary M.Walton，Hugh Rockoff.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conomy[M].South-Western，Part of The Thomson Corporation，2005.
[3]Malcolm Rutherford.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M].London：Routledge，1998.
责任编辑 柏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