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主要从宗教、政治到娱乐看三教讲论的转化来考察三教论衡对唐代争奇文学的促进。以为唐代三教讲论，从严肃的教义论议，到帝王诞节之庆祝活动，在仪式化，宗教性减低，娱乐性增强的情况下，乃有《孔子项讬相问书》、《茶酒论》、《燕子赋》等一类相互辩驳、诘难争奇文学的兴起。这种文学更能满足听众喜好谐谑、机锋的需求，而促进了争奇文学的成熟与盛行。
关键词：三教论衡；争奇文学；敦煌变文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5-0080-06
一 前 言
佛教传入中国，有关三教问题始终是重要的论题，涉及面也广。而三教论衡既关系到唐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也涉及了讲唱文学的演变，特别是敦煌写本《茶酒论》、《燕子赋》、《晏子赋》、《孔子项讬相问书》等一类藉问答彼此论争、各逞其能的“争奇文学”的发现，更令人留意到此类文学与唐代三教论衡之流行关系密切。盖以唐代佛教兴盛，十宗并起，宣教活动普遍，讲经、论议频仍，三教并行的宗教政策与氛围下，儒、释、道三教会聚一堂，互相论辩，以阐明教旨，尊己贬人的“三教论衡”则时有所见。
顾唐代三教讲论，初期以教义论议为主，属严肃性的学术论辩活动。当作为帝王诞节之庆祝活动，则教义论辩、优劣争胜退居其次，逐渐趋向对帝王的歌功颂德，提高了相互戏谑嘲讽而多具趣味性与娱乐性。在仪式化，宗教性减低，娱乐性增强的趋势下，出现如《孔子项讬相问书》以一问一答论辩形式展示了孔子与七岁小儿项讬相互论辩、问答诘难的讲唱文学；《晏子赋》以问答形式描写了晏子与梁王之间的相互辩驳；进而更有《茶酒论》、《燕子赋》一类，以拟人化手法采代言体一问一答对话，进行相互辩驳、诘难，最终由第三者出来调停的戏谑、争奇的讲唱文学。无异宣告由论议发展而来的争奇文学的成熟。本文拟从三教讲谈的发展考察其对唐代争奇文学兴盛之促进。
二 三教讲谈与论议发展
宗教是文化的一个层面，佛教由印度东传中土，使不同背景的两种文化得以因传播而接触，在接触过程中更因文化、教义、仪式等，与中土固有文化、思想及原有的宗教产生抵触而发生冲突。在诸多碰撞与冲突中，尤其以与中土儒家思想、道教信仰的抵触发生最早，争论最激烈，历时也久。所谓“三教论谈”、“三教论衡”的活动指的便是儒、释、道三教的论争。
早期的三教论谈或为儒、释彼此论辩，或为释、道相互争论①，或涉教义②，或涉礼仪③，大都属个别论辩。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普及，历代帝王对佛教的崇奉、宗教态度与政策变迁，官方与民间时有汇聚儒、释、道三教名德进行公开论难的论谈活动，进而逐渐形成制度。
据史书所载，早在北周武帝时已出现有召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共同辩论三教先后④，其初重在讲经。到了唐代高祖李渊始创三教讲论之制⑤，相互论难更蔚为一时风尚。当时参加三教讲论的代表儒家为国子博士徐文远、太学博士陆德明，佛教为胜光寺沙门惠乘、普光寺道岳，道教为清虚观道士刘进喜、李仲卿等。太宗时，三教讲论之会持续举行，只是由皇太子约集诸人于弘文馆进行，《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多所记载[1]。如贞观十三年（639）举行的三教讲论，儒家代表为孔颖达，佛教代表为慧净，道教代表为蔡晃。最后定讲论席位，僧尼居道士女冠之后。高宗也常召集讲论，其事多载《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2]。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千秋节，命诸学士及僧道讲论三教异同”[3]更是开帝王生日三教讲论之先河。之后，历代帝王生日多在宫殿召缁黄讲谈，史料多见载于新、旧《唐书》、《册府元龟》等。其中，德宗、文宗寿诞日举行三教讲论之盛况，最为历来所论述⑥。
三教谈论的论辩，多采一问一答的“论议”形式。按：中国“论议”之法，起源甚早，有以为两汉尊崇儒术论议已具正规仪式⑦。儒家、道家、佛教也多有论议，且各自有其发展。佛教论议起源早且盛，在印度佛典十二部经中便有所谓的“upa-de[s] a”，汉译作“指示，显示，海示，导示；说，正说，说言，说法，宣说，为说，演说，逐分别所说；教，正教教授，教诫；所演，宣布；论议，论义，论议经”等[4]。佛教传入中土，基于宣教，论议尤为发达。南北朝时有关佛教论议已见载诸籍，或作“论义”、“论难”、“问难”。《宋高僧传·元康传》云：
既入京，见一法师盛集，讲经化导。康造其筵，近其座，便就所讲义，申问，往返数百言。人咸惊康之便给如此。复戏法师曰：“甘桃不结实，苦李压低枝。”讲者曰：“轮王千个子，巷伯勿孙儿。”盖讥康之无生徒也。[5]
而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也云：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高逸沙门传》曰：道林时讲《维摩诘经》）。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6]
同篇又载有支遁讲小品，于法开遣弟子攻难，“往反多时，林公遂屈”事[6]17。据上可知东晋时佛家讲经已有论议之设，以供在场僧俗参问。又《高僧传·僧苞传》也云：
后东下京师，正值祇洹寺发讲……高座出题适竟，苞始欲措言，法师便问：“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问：“尽何所苞？”答曰：“高坐之人，亦可苞耳。”乃致问数番，皆是先达思力所不逮。高座无以抗其辞，遂逊退而止。时王弘、范泰闻苞议论，叹其才思。[7]
僧苞为鸠摩罗什的弟子。文中所记法师与听者间的问答与佛教义理全无牵涉，属于巧妙问答，颇具趣味。而隋·侯白《启颜录》更辟有“论难”专篇，敦煌本S.610写卷记载有关北齐高祖时及隋初僧人讲经论议的情形说：北齐高祖时有一次四月八日佛诞节举行斋会，大德僧登高座上讲后，道俗论难，不能相决。时石动筩辩捷，其谐趣逗得听众大笑①。另一则记载隋有三藏法师在四月八日设斋讲说，盛况可观，法师登高座上讲，后有道俗论难；一时辩捷之大德名僧及官人众多，听者称快。法师随难即对，义理不穷；在最后有一赵姓小儿，以身材高矮及眼深而鼻长与法师相互调侃，使在场听者顿感惊异，而起立大笑②。严肃之余，间有谐趣。
唐道宣更为佛教论议理论提出“击扬以明其道”、“影响以扇其风”、“抱疑以谘明决”、“矜伐以冒时贤”等四大要义③，这也说明了论议乃唐代佛教讲经活动的核心。又从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记述唐土所见佛教讲经之仪轨时，述及“论议”的节目；卷3说武宗常在节日斋会上使僧、道、儒议论[8]。可见魏晋隋唐时期佛教讲经活动中“论议”极为盛行，只是其具体进行之状况与相关文本，传世载记记述不多，详情不易勾勒。
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大量唐五代敦煌佛教实际活动的文献资料重见天日，其中便有不少涉及佛教论议活动的描绘与论议的实际文本。如《庐山远公话》更描述了道安讲经与善庆论难的情节，二者针锋相对，问答往返，道安被难，杜口无词，精彩的论议过程，把俗讲中的议论作为故事重要情节作了描写。S.4517《维摩诘经讲经文》、P.3093《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保存有部分都讲与法师问答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有关论议进行的宝贵数据。此外，在大量的佛教写本中，也发现有不少关于讲论议的相关文献，如P.2631、P.2761、P.2770、P.2807、P.3165、P.3179、P.3219、P.3399、P.3500、P.3549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文本，有助于我们对议论的了解[9]。
三 由宗教、政治到娱乐看三教讲论的转化
隋唐五代讲经活动例有论议，尤其重大节日每每会聚儒、释、道三教代表于一堂，互相论辩，以阐明教旨，进行尊己贬人的“三教论衡”。之后成为帝王重大节日的例行活动，特别是帝王诞节的庆祝活动之一，其发展已有仪式化的趋向。
唐代三教论谈主要透过儒释道三教代表的辩论，由矛盾相向，彼此攻防，相互嘲谑，进而达到渐趋调和的功能①。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
德宗降诞日，内殿三教讲论，以僧鉴虚对韦渠牟，以许孟容对赵需，以僧谭延对道士郗惟素。诸人皆谈毕，鉴虚曰：“臣请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皇帝陛下，是南赡部洲之圣人。”[10]
唐代三教谈论盛行，流风所及，对唐化运动炽热的日本，也颇具影响。著名的日本入唐求法高僧空海便有《三教指归》[11]（原称《聋瞽指归》），三卷之作。内容阐示儒道佛三教之归趣，并论其优劣。上卷有作者自序、龟毛先生论，卷中为虚亡隐士论，卷下为假名乞儿论。其中，序文叙述作者出家的动机及撰述本书的理由；龟毛先生论以下，采对话方式以论三教优劣。在故事中，虚设龟毛先生、虚亡隐士、假名乞儿等三人，依次分别述说儒教、道教、佛教之要旨，最后以龟毛先生、虚亡隐士均归依佛教终结，意味三教中以佛教最为深远广大。《三教指归》除吸收汉赋之主客问答、虚构人物、展开论辩外，其形式显然深受佛教论议及唐人“三教论衡”之影响。
顾唐代三教讲谈的发展，初期盖以教义论议为主，属于严肃性的学术论辩活动。之后，当作为帝王生日活动，于宫殿举行时，其性质则以庆祝为主，三教教义论辩、优劣争胜则退居其次，逐渐以对帝王的歌功颂德是尚，因而提高了相互戏谑嘲讽的趣味性与娱乐性。到了后期的发展，更加偏离了经义辩明之旨，其宗教性趋于淡薄，而沦为诞节庆贺之例行仪式。
在仪式化过程中，逐渐偏离教义的阐发，从对扬、互贬到嘲讽、揶揄而具戏谑性。唐五代笔记小说每有所载，如唐高彦修《唐阙史》记载有关唐懿宗诞日延庆节优人李可及戏三教事，可说是最好的说明了。其记述如下：
咸通中，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得言讽喻，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乃褒衣博带，摄齐以升高座，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伽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对曰：“《金刚经》云：‘敷坐而坐’。若非妇人，何待‘夫坐’而后‘儿坐’耶？”上为之启齿。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妇人也。”闻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于‘有身’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何人也？”对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论语》曰：‘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赐予颇厚。[12]
史载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啭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13]。咸通年间，延庆节时，当缁黄三教讲谈方毕，由于佛道争胜论辩炽热，李可及乃模仿大德、高僧戏作三教论衡，附会儒、释、道三教经典以为戏弄，不唯不以唐突太上玄元皇帝、大成至圣孔子为意，反而使得上意极欢，因而赏赐有加。其沿袭晋、隋论议戏谑之特质，于谐趣更加大力发挥，既消弭三教讲谈之火药味，又增添帝王诞节之娱乐情趣，也推动三教论谈向争奇文学的转化。
四 三教论衡对唐代争奇文学兴起的促进
唐代三教论衡的频仍，使得论议活动娱乐性渐次增强，宗教性则大大减低。如此发展之下，自然提供了仿效论议形式的争奇文学成长的土壤，特别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讲唱文学。也促进了唐代争奇论议文学的兴盛，我们从今所得见的敦煌讲唱文学《孔子项讬相问书》、《茶酒论》、《晏子赋》、《燕子赋》一类写本的大量抄写，可以得到印证。
《孔子项讬相问书》一卷，今存写本约20件，是敦煌写本数量最多，且有吐蕃本存在的俗文学作品。全篇篇幅不长，计约1600字，基本上以当时口语写成，分作两部。前半部为主体，自“昔者夫子东游，行至荆山之下”起，至“夫子叹曰：善哉！善哉！方知后生实可畏也”止，文长约1200字。是以四言、六言为主，夹杂部分散说，属俗赋体。其形式则采一问一答的“论难体”。内容主要叙述孔子出游，路逢闻多识广的小儿项讬，二人唇枪舌剑，展开一场相互论难辩说，是精彩的斗智故事。其争辩问答，包括：何以不戏、何不避车、年少知事、何山无石、共游天下、平却天下、屋上生松、夫妇与父母孰亲、鹅鸭何以能浮等一系列问题，内容及其广泛，涉及天文地理、自然现象、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神话传说等等。小儿项讬不但一一对答如流，表现出高度的聪明才智，同时还善于审察异同，以大量确凿的事实为依据，用严密的逻辑推理一一难倒孔子，使孔子最后不得不大叹：“后生可畏也！”
后半部自“夫子共项讬对答，下下不如项讬；夫子有心煞项讬，乃为诗曰”起，至“夫子当时甚惶怕，州县分明置明堂”止，是一首56句的七言长诗。内容主要叙述：项讬于难孔子后，经历年岁，入山求学，孔子访得其处，追踪而至。时项讬方在石堂内读书，孔子向前拔刀乱砍！项讬虽流血，却化为石人。后精灵不散，化作森森百尺之竹。孔子惶怕，乃于各州县置庙堂，祭拜小儿项讬。
我们从《孔子项讬相问书》中孔子与小儿的论难争辩，不难看出其内容除了无恶意的逗趣与滑稽外，更由激辩而产生恶意的攻击与毁谤。换言之，后半部“夫子共项讬对答，下下不如项讬；夫子有心煞项讬，乃为诗曰”以下的56句七言诗，内容情节与前半部不甚协调，极可能就是在三教论谈盛行，论议风气的影响下产生的[14]。
虽然由于三教争胜，儒家势微，造成戏弄调侃孔子之传说与杂戏的流行；但有关“孔子杀项讬”的说法，实是不同于一般嘲讽孔子知识不足，或行为不经等无伤大雅的戏谑说笑。其更甚者，则为指孔子妒贤，欲排除异己而萌生杀害项讬之心。对于以“仁”为中心思想的孔子，无非是根本上的给予最为严重的抨击。显然是三教争胜，彼此攻击所导致的激烈手段。也是唐代三教讲谈风气下促成的争奇文学的表现。
又敦煌本《茶酒论》，今存有P.2718、P.3910、P.2972、P.2875、S.5774、S.406等6件写本。全篇一卷，约1200字。采寓言的叙述方式，以描写茶、酒二者相互争论何者功绩较大为主要内容。最后由第三方“水”出面化解争端，指出万物存在皆有其利与弊，不可妄自尊大，最后以茶酒和好告终。作者以通俗的用语、拟人的手法，谈事说理，内容生动而有趣。茶、酒的对话内容，除显现茶、酒文化的深远内涵外，更反映出唐代饮茶风气的兴盛及制茶事业的发展。
《茶酒论》的结构简单，计分三部分：先是序，其次为主体部分的茶、酒辩论，之后则以水的评判作结。全文采代言体的对话形式，用语通俗，生动有趣。行文深富思辨，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内容更是处处显露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如“茶禅一味”、“幽隐禅林”等，茶与佛教关系之论述独多；而酒为佛教五戒之一，文中有关酒的论述，几乎都不涉佛教事物。是颇有以“茶”隐喻“佛”；以“酒”隐喻“道”，而以“水”居调解角色，有三教调和的思想与意涵[15，16]。
唐代三教讲谈的发展，经历了初期的彼此争论、互相攻诘，到后来逐渐意识到各有所长而开始彼此学习，相互吸取，至中唐以后三教融合的思潮渐次形成而蔚为风尚。敦煌本《茶酒论》中“茶”、“酒”争胜的情节叙述，显然符合当时三教争胜的实际情形，而结尾中，水的出现与评判，尤其是“从今以后，切须和同”、“永世不害酒颠茶疯”等话语，从中不难意识到《茶酒论》的创作，既反映了“佛道之争”、“三教讲谈”的风行，更彰显了“三教融合”的宗教希冀。
从文学视角看，像《茶酒论》这类争奇型故事，在民间故事属于典型的故事类型，属A-T293型故事。这类故事的结构主要以两种事物相互争功、争大、争高、争奇为内容，最后并由第三者出面进行调解作为全文的结束。其共同的寓意即在强调每一事物均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万物不能妄自尊大。
当然争奇文学是世界性的文学类型，起源也早。在中国先秦文献中已出现有相关类型的故事，但像《茶酒论》这样的争奇文学创作，显然是在佛教东传，佛典翻译以及三教讲谈激发下成形的。不论是内容、形式，或情节、手法均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形成中国争奇文学发展史上最典型的代表作品，进而影响到东邻的日本及后世宋元明清的俗文学①。
从文学形式论，三教讲谈的论议形式，其问答论辩的形式也是争奇文学发展的要素之一。敦煌俗文写本中的《晏子赋》、《燕子赋》便是其中的例证。
《晏子赋》今存P.2564、S.5752两件写本，故事出自《晏子春秋》卷6《内篇杂下》。全文以梁王、晏子对答的形式，依次就“小门”、“狗门”、“齐国无人”、“短小”、“黑色”、“先祖”等问题进行辩驳。最后利用晏子巧妙地回答“天地阴阳、公母夫妇、左右表里、风雨霜露、君子小人”等问题，表现出晏子聪颖机敏、巧于应对的本领。这种利用问答对话的形式以叙事言情，固然是继承了传统赋作的设问①，但也深受佛教论议、三教讲论流风的影响。
同样以问答辩论著称的敦煌写本尚有《燕子赋》两篇，而其特色更在与《茶酒论》一样采拟人化手法写成。这两篇《燕子赋》风格截然不同。一为四、六言赋体，今存有P.2653、P.2941、P.3666、P.3756、S.214、S.6267、S.5540、Дx.00796+Дx.01343+Дx.01347+Дx.01395、Дx.05415、Дx.10741、Дx04803等十几件写本，一般称为甲本。一为五言诗体，今存S.2653一件，一般称为乙本。其中乙本全文约1500字，为五言韵语，隔句押韵，每八句为一对话。内容以燕雀争巢、凤凰判决为基本情节，登场的人物有燕子、雀儿及凤凰三者；结构则分做五部分：以五言四句开场诗，其次为引言介绍登场人物，再次主体燕雀争论，再次为故事穿插，最后以凤凰仲裁作结。学者以为燕雀之争，意味着佛、道之争，彼此的指摘，显然与唐代论议流行有所关联[17]。《燕子赋》的燕雀之争，凤凰仲裁，犹如《茶酒论》之茶酒争胜，水为评判，均系三教讲谈、佛道争胜下兴起之文学类型。而“燕雀既和”、“合作开元歌”似乎也是希冀三教调和的表现。
整体而言，敦煌本《孔子项讬相问书》以一问一答论辩形式展示了孔子与七岁小儿项讬相互论辩、问答诘难的讲唱文学《茶酒论》、《燕子赋》一类，以拟人化手法采代言体一问一答对话，进行相互辩驳、诘难，最终由第三者出来调停。《晏子赋》以问答形式描写了晏子与梁王之间的相互辩驳。这些显然都是三教论衡促进唐代争奇文学兴起的明证。
五 后 语
唐五代俗讲通俗化、世俗化、娱乐化的快速发展，更使佛教讲经走出寺院，成为民间讲唱主流；在此趋势下，讲经活动中法师与都讲论难问答，机锋相对，相互调侃，彼此嘲诮，其谐谑性深受听众所喜好，甚至成为庆祝帝王诞辰举办三教讲谈的主要内容。因此促使了《孔子项讬相问书》、《茶酒论》、《燕子赋》、《晏子赋》等一类对话体、问答体，以剧谈、谑论为主的论难表演方式兴起。这种娱乐文学更能满足听众好谐谑、机锋的需求，更促进了争奇文学的成熟与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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