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出生在上海市松江区一条叫莫家弄的小巷里，莫家弄顾名思义应该是明代松江画派大家莫士龙的住家所在地吧。父亲从小就有一定的书画艺术天赋，可能因为出生地这个原因，从中得到了些灵气？这个就不得而知了，父亲对此倒从来没有提起过。他常会提起在莫家弄里他家的客厅后面，仅挨着一堵墙的隔壁就是松江的嶽庙，他经常会为他的急性子的脾气狡辩说：我的性子的确很急，你们知道，我出生的地方阴界与阳界才一墙之隔，投胎时我性子一急，才迈出第一步跨墙就出生了。把听者们逗得是捧腹大笑。由此可以看出他幽默的性格。
他出生于1921年，是农历辛酉年，生肖属鸡。从孩童的年代起他就对美术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与敏感，在他周围居民们的生活及社会活动中均充满了艺术的气息。凡有类似美术的活动，都给他看在了眼里：比如，墙上张贴的年画、泥水匠砌完了炉灶后在白白的灶壁上面信手涂抹的壁画、逢年过节时在大街上挂满的五彩缤纷的吉祥物等，都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因为他父亲是名医生，也深谙中国的传统书画艺术，所以明友之中也不乏有热爱和懂书画的人士，他在边上经常能听见大人们交谈、讨论艺术，长期的耳濡目染，同时又在他们的指点下接受了初步的书画启蒙教育。这也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更进一步的钟爱。由于他父亲过早逝世，生活全靠他母亲独自支撑，即使家境艰难，他母亲还是坚持让他继续学画。他在完成了初等教育后，于1938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求学。在国画系里他受到了李仲乾、汪声远、王个移、顾坤伯等诸位老师的教导。主要是攻读山水，也兼学花卉。在旧的教授绘画的体制下，那时的老师总是希望所教的学生能循规蹈矩，摹仿前人，走跟老师一样的路。而我父亲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学古人的画法必须要先弄懂古人，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实践，摸索出属于自己的画法才对，所以他当时在学校里是属于有点另类的学生。老师们都知道他很聪明，但是又很为他的不人流及毕业后的生计担心。在学校的4年学习中他还是得到多位老师的教诲和关心，并和他们建立起了友谊，如和关良老师同唱京戏，又经李仲乾老师的关照给他取了十髪的笔名，意出“十甏一程”，以至于后来人们知道程十髪的多于知道程潼。等到学画有成后，王个移、谢海燕、刘海粟等老师都以他为骄傲。在美术专科学校求学期间，他认识了以后成为我母亲的同班同学张金錡。她与家父不一样，她可是王个移老师听话的得意门生。
不过的确给老师们言中了，1941年从学校毕业后因作品不被看好，他的生活成了问题。期间也无可奈何改过行，过了一段时间，终因为生病而继续在家养病习画。在家养病期间他越发地用功，每天笔耕不止，临古人的作品，研究他们的绘画理论与笔墨技巧，直到新中国成立。解放后，他敏锐地感到新中国的建设一定需要大量的反映新面貌的美术作品，所以他就主动申请到农村去画描述农村改革运动的年画，就这样《反黑田》成了他走进社会的第一幅作品。通过这样的努力，他的作品也得到了群众和有关领导的认可，进人了上海的连环画创作领域。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众所周知画连环画主要是以画人为主的，而他是学的山水画，因此他必须尽快掌握人物画的技能。在这之前他曾经试过连环画的创作。第一本连环画《野猪林》由母亲作文字编辑，他来创作画稿。结果书倒是印刷出版了，不过朋友们都笑他只不过是画了半本《野猪林》，因为他为了要刻画人物的表情，所以把人物都画得很大，人物大都是半身，所以好比像是画了一本半部的连环画。至此，他感到他的人物画基础有待快速提高，于是他每天废寝忘食地埋头在人物画的研究之中。据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同事回忆，他每天午餐过后就一头钻进单位的资料室如饥似渴地学习与研究国外的那些著名的人物画大师们的绘画，他对如丢勒、安格尔、贺尔拜茵、伦勃朗等大师的素描作品了如指掌。同时他也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画中的人物画大师，如粱楷、贯休、陈老莲、曾鲸、任伯年等传统大师作品的研究。从他当时所经常使用的二枚闲章便能看到他的决心，一枚上刻“不教一日闲过斋”、还有一枚上刻的是“步鲸楼”。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学习劲头和决心，所以他的连环画创作水平日新月异。可以说每完成一本新创作的连环画都能明显地感到他的人物画的成就在突飞猛进。很快他创作了许多的连环画和插图作品，并且获得了老百姓的喜爱与传阅，甚至还获得了国内和国际上的奖项。加上他学贯中西，所以开辟了一条插图和连环画的新面貌，特别是他利用传统的中国画的水墨技法来赋予插图和连环画一种全新的形式。
在創作人物画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学习优秀的传统，也不断地强调自己的个性。尤其是1957年去了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地区，深受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丰富多彩的艺术启发，逐渐形成了风格强烈的一种中国人物绘画的新样式—程家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