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号角，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改革以土地承包经营为突破口在农村率先实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叩响了全面改革的先声；对外开放以引进国外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为发端，突破于创办经济特区，进而从沿海开放，走向沿江、沿边、沿市、沿道的全面开放。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这段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发挥了独特的领导作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邓小平；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5－0023－03
“我们即将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要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三十年前的12月18日晚，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开幕会，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由此揭开序幕。而在此前三天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实际上成为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宣言书”。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在多个方面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一、倡导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为改革开放起步提供了前提条件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处在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党内外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已经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稳定局势，迅速发展经济，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崛起。但是，面对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必须首先把人们从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来解决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率先批评“两个凡是”，大力倡导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提出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解放思想的观点，并且特别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问题。他认为，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之后，“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在分析了造成一些同志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历史原因后，他指出了思想僵化对党的事业的严重危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真正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而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这就要求首先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解放思想，解决好思想路线，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就必须发扬民主，因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有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邓小平认为，不仅要发扬政治民主，还要发扬经济民主。“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邓小平的这些讲话，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随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为中国即将进行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障。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实际上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个核心地位的确定，是后来进行全面拨乱反正、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大胆进行改革开放的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正是有了这个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再造中华辉煌。
二、支持以农村为突破口推进全面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经济改革人手的。如果不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那么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无法顺利进行。“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农村改革经过三年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是由当时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当时最为突出的是农业和农村问题，改革必须首先从农村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一直很重视农业生产，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很少真正落实。特别是从1958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的许多政策、措施和要求往往是过急过高，产值上搞高指标，指挥生产上搞“一刀切”，发展速度上搞“穷过渡”，以致有些地方发生毁林开地、毁草种植、围湖填塘现象，破坏了资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时，由于受苏联发展经济道路及“左”倾思想的影响，我国长期对农民实行经济剥夺的政策，工业化原始积累主要依靠农民的贡献来解决，从而造成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扩大，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与体力劳动差别不断扩大。加上国家的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长期不足，农村搞基本建设只能靠农民出义务工解决，使得农民进一步贫困。因此，中央必须首先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邓小平曾动情地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农村改革的号角。农业问题作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主要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在与会代表的强烈要求下，会议对这两个文件作了较大修改，特别是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了改写，最后提出了发展农村生产力的25条措施。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讲道：“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工
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讲话为正在发展中的农村改革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当时四川、安徽两省率先带头，以承包为突破口，进行了大胆的实践，这一实践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再次就农村改革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说：“农村改革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75号文件)，从正面肯定了包产到户。随后，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农村改革热潮迅速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蔓延开来，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燎原之势。
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后，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需要解决的问题也由农村改革初期重点解决农业生产经营权问题转到重点解决经济体制问题。1984年6月邓小平坚定地提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要摸城市这个“老虎屁股”。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主要围绕着企业扩权试点、试行经济责任制、梳理流通渠道、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几方面进行试点，并逐步展开。
三、提出并不断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
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的大门也逐渐打开。粉碎“四人帮”后，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许多被搞乱了的思想是非开始得到认真清理。经过两年徘徊，当国门稍稍打开后，中国人才真正看到和承认中国与世界飞速发展着的经济、科技存在巨大差距。是继续闭关锁国还是对外开放打开封闭的国门，这是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一项新抉择。正如邓小平1978年9月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所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邓小平的这个认识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党上下发展经济、实现四化的急迫心情。
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就明确使用了“开放”一词。他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就如何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谈道：“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
早在1977年7月，国家计委就向国务院提出今后8年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具体规划。同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形成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强调在今后5年到8年内，我们要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时机，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前提下，运用更加灵活的方式，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拿到手，把学习和独创很好地结合起来。1978年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确认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的思想，其中之一就是要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资本主义，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著名讲话中。提出要把学习外国先进管理经验摆到突出的位置。他说：“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的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句看似平常的话，标志着我国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彻底结束。中国开始大踏步走向世界，对外开放拉开了历史性的一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同意设立“出口特区”的大胆构想。1979年开始试办出口特区，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大胆设想和倡议。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试办经济特区，“出口特区”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公布，标志着经济特区的正式宣布成立。随着对改革开放认识的提高，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广东、福建两省开始经济特区的初建工作。至1981下半年，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全面展开。
1984年1月，邓小平进行了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次南方视察，看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之后，总结了初步开放实践经验。在总结初步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扩大开放、全面开放、自主开放的理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开放的幅度进一步加大．从沿海开放，走向沿江、沿边、沿市、沿道的全面开放，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迅速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开放，进而推动内地及中西部地区的开放。至此，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形成。
纵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和起步历程，邓小平同志在其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从此，“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责任编辑 郑良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