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通过对日本皇国教育观的确立及实践的讨论，认为日本政府为达到培养国民对政府的盲从，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野心，选择了以天皇为象征的皇国体制，不断将天皇神化，通过教育实践将这一观念灌输给日本国民，因此得出日本近代教育实际上逐步沦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这一结论。
[关键词] 皇国教育观；政治服务；教育实践
一、皇国教育观的确立
自由主义在欧美的实践虽然极大调动了社会的潜力，但是也伴随着极端个人主义与分散国家中央集权的危险，而这种以尊重个人价值为核心的思想显然与日本先力求国家发展的现实政治目标相矛盾。明治时期的思想家逐渐由关注民权转向关注国权也就不再是某种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结果。
明治政府于1868年4月公布的国策纲领《五条誓文》中第五条“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可以说是日本政府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宣言。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其逻辑结构：“求知识与世界”只是方法，而“大振皇基”才是目的。而这里的“皇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方面，体现了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但另一方面，这时尚未真正掌权的天皇，更可以说是日本民族与国家的象征，而“大振皇基”的内涵体现了明治维新的领导人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崛起的政治目标。
1879年8月，明治政府以天皇名义颁布了《教学大旨》，规定了教育的目的，内容如下：“教学之要，在明仁义忠孝、究智识才艺、以尽人道，此乃我祖训国典之大旨、七下一般所教之处。然晚近专尚智识才艺，……”学界一般将《教学大旨》作为日本教育教育中儒教复活的标志，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教学大旨》意在借“忠孝”之名以强化“国家”观念的本质，以此来强化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确立教育为国家的目的，而《教育大旨》的颁布，也强化了实用主义教育原则与国家主义教育目的的结合。
1890年，日本政府颁布《教育敕语》，公开宣示教育为国家的思想，并将其法制化、权威化、神圣化，进而在教育实践领域广泛推广。《教育敕语》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为服务于日本当时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现实，规定了“教育为国家”的根本目的。也就是通过教育培养“义勇奉公”的国民，以达到“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教育目的。第二，为实现这一目的，规定了教育中德育的基本内容。第三，以天皇为国家象征，凝聚日本国民。内容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这样使每个国民都将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紧密连为一体，最后达到“亿兆一心”、“扶翼皇运”的政治目的。
二、皇国教育观的实施途径
1、神圣化、宗教化天皇的国家象征地位
1872年9月4日，明治政府颁布第214号太政官布告，以此为标志开始实施新的《学制》。1874年6月，政府向东京开成学校下发天皇像——“御真影”（向学校“下赐”天皇像之始）。并与同年10月，出席该校开学仪式，并向学校与在校外籍教师颁发敕语，这成为近代日本天皇向学校颁发敕语的开端。此后，天皇先后出席了各类学校的开学仪式并颁布敕语，并出行巡视全国各地的学校。可见，在“学制”时期，教育实践中“宣扬维新后成立的近代天皇制国家统治的正统性、培养民众的国家意识”的理念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1879年9月颁布《教育令》至1886年3月公布《帝国大学令》，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并两度修改《教育令》，逐步修改了“学制”确立的近代教育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明治政府利用各种学校仪式强化天皇的宗教性。1881年 6月，文部省公布《小学校节日大祭日仪式规程》，详细规定了“奉读”《教育敕语》的程序：“第一条：纪元节、天长节、元始祭、神尝祭、新尝祭等节日，校长、教师及学生一同汇集会场，举行以下仪式：一，校长、教师及学生向天皇陛下及皇后陛下行最敬礼，且奉祝两陛下万岁；二，校长或教师奉读《教育敕语》；三，校长或教炳根据《教育敕语》，诲告圣意之所在，发表与该节日、大祭日相应之演说，如讲述历代天皇之盛德宏业、节日及大祭日之由来等，务以涵养忠君爱国之志气；四，校长、教师及学生合唱与其节日、大祭日相应之歌曲。”而通过这一宗教式的活动，“皇国”教育观也随之被普及化、权威化、神圣化。
2、通过道德教育强化学生的皇国观念
修身课是日本近代学校教育中的道德教育课，在先后两次修改教育令和学校令时期，修身课逐渐沦为宣传皇国观念的工具。
在教育令时期，一改一直以来修身课的辅助地位，将其列为各课程之首，并不断增加修身课的课时。在内容上强化“尊皇”观念，于1883年出版的《小学修身书》中，写道：“应以孝行父母之心尊敬吾之皇上。以孝事君即为忠。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应常于内心祝愿皇室永远繁荣。我之君，千代八千代，小石成岩石，直至生苔。”
在学校令时期，在初等教育领域，1891年11月，文部大臣大木乔任下达训令，要求“小学以涵养德性、实践人道为第一要务，尤其应发扬尊王爱国之志气”。同年的《小学教则大纲》第二条规定：“修身基于《教育敕语》之旨趣，以启发儿童之良心、涵养其德性、教授实践人道之方法为宗旨。普通小学中讲授孝悌、友爱、仁慈、信实、礼敬、义勇、恭俭等实践方法，尤其要致力于培养尊王爱国之志气，指示对国家责务之大要，兼使学生知晓重社。之制裁廉耻，注意诱导学生趋于风俗品位之纯正。
3、通过历史教学强化学生皇国观念
历史教学具有培养爱国主义思想的作用自不待言，但是以信史作为内容是其基本原则，这不但可以通过对本民族辉煌历史的追忆来增加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对辉煌后的暗淡与曲折和磨难进行反思，为一个民族选择未来正确的道路。但是，近代日本历史教学却明显具有工具化的色彩，成为宣传皇国观念的重要工具，甚至不惜以“神话”作为正史，以此来加强对国民的统摄。
1872年，文都省在为下等小学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史略》中，“皇国”历史从“神代”记起，列举了从“天御中主神”到“彦波潋武鸬鹚草葺不合尊”的10个神，接下来“人皇”从第一代神武天皇记起，称神武天皇是天神“彦波潋武鸬鹚草葺不合尊”之子，率军东征后在大倭营造宫殿即位。而且，该书凡例中写着“此书要求儿童背诵”文部省于1894年3月修改《普通中学之学科及其程度》，规定增加国语、汉文、历史的课时，将其作为“培养爱国心之资料”加以重视。
4、通过行政法令进一步强化皇国观念
为强化皇国观念，除了上述提及以天皇圣谕形式颁布的一些列诏书外，日本还在其后的诸多行政法令中，再次重申这一理念。
1881年的《教育令施行规则》规定“教育之目的主要在于振作尊王爱国之志气”；同年6月的《小学教员须知》“序言”中写道“普通教育之张弛关系国家之隆替”。 1885年6月，文部省上奏的《（教育令）修改理由》中写道：“小学乃向儿童实施普通教育之场所，其目的在于涵养儿童之德性、发育其心身、教授农商工及其他入生诸职业必需之知识技术之端绪、奠定成为国家良民之基础。”1890年，为有效贯彻《教育敕语》的精神，时任文部大臣芳川显正下达训令：“谨制作敕语之藤本，普颁之于全国之学校，凡在教育之职者，须常体奉圣意，不怠研磨熏陶之务。尤定学校之节日及其他方便之时日，集会学生，奉读敕语，且应注意谆谆诲告，使学生夙夜佩服。”
综上所述，该时期，日本正式将“教育为国家”法制化。日本国家主义教育立论的基础不是基于民族共同体利益的理性认识，而是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尊皇”，将天皇确立为国家的象征，而天皇具有不可侵犯的“神性”，近代日本近代的国家主义教育具有明显的排他性。重视本国利益，忽视他国利益，体现了明显的实用主义原则。
参考文献：
[1]教育史编纂会编修：《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一卷，龙吟社，1938年版，第86页
[2]宫原诚一等编：《资料日本现代教育史》，三省堂1974年版，第26页。
[3]佐藤秀夫：《小学节日、大祭日仪式的形成过程》，载佐藤秀夫著《教育的文化史》，阿哞杜，2004年版，第177页。
[4]佐藤秀夫：《小学节日、大祭日仪式的形成过程》，载佐藤秀夫著《教育的文化史》，阿哞杜2004年版，第179页。
[5]教育史编纂会编：《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展史》第3卷，龙吟社1938年版，第129页。
作者简介：吴莹（1975—），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在读博士，吉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家政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史和家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