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语是一种加工提炼了的语言形式,是汉民族语言的精华,“是语言的后天形式,在熟语由言语成分发展成为语言成分的过程中汉民族各种文化意识和文化现象无不留下深深的烙印。”① 正如王力先生所言:“熟语的创造,是以语言现有的词汇、语法为筋骨,以民族的文化传统为精髓的。”②每一条熟语,都蕴涵了该民族的文化和心理特征。汉语的钱币熟语随着社会的发展,钱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的日益紧密的联系而大量出现。钱币熟语体现了汉民族对金钱财富的认知和对待金钱的态度,体现了由金钱观作为表征的宿命论观点和对金钱的禁忌或崇拜心理,凡此种种,无不是汉民族民族文化心理的组成部分。分析汉语钱币熟语,就可以以小见大,触类旁通,进而深刻理解和准确描述汉民族的精神世界。
钱币熟语中体现出汉民族对金钱的认识和态度
钱币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可以换取任何商品。马克思指出:“它们(钱币)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为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与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的社会关系。”③由此,人们就有可能囿于对钱币这一社会关系形式的简单认识,而片面单纯地放大了钱币的作用。在汉民族先民的思维中,商品的流通与财富(以金钱为代表物)的占有使用和储存使金钱幻化为一种占有一切和购买一切的社会权利。而汉民族对金钱这种作用的认识,也就随着钱币词语的出现使用而凝结其中。此类熟语有许多,如:
钱能通神
有钱万事足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钱得生,无钱得死
衣是人的脸,钱是人的胆
有钱神也怕,无钱鬼亦欺
其实,人作为钱币的创造者,是钱币的主人,钱币只不过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罢了。钱币必须首先在我们的心中有力量,它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有力量。创造钱币的是人类自身,钱币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关键的因素是人对于它的态度。当“金钱处处都被当作目标,并因此迫使特别多的、真正带有目标本身特性的东西,降格为纯粹的手段”④的时候,金钱万能的观念就由是产生,而这,实在只是意味着人自己的退化和异化,与钱币本身无关。
当然,钱币(或直接曰之为金钱)作为表征人类经济权力的最基本指标,同时也是人类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存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在获取和使用这一“无个性财产”的时候,对其正面的积极作用肯定会有深刻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在熟语中就得到了凝练保存,如: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使的憨钱,治的庄田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处家人情,非钱不行
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
腰中有钱腰不软,手里无钱手难松
金钱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它独有的强大渗透力保证了它在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基本上是无孔不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金钱的身影无所不在,由此,金钱对社会的其他固有制度和体系如道德体系、价值观念、法律制度等就有可能造成冲击,在人类欲望的名义之下,金钱甚至对社会生活的某些局部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如:
草鞋钱
若说钱,便无缘
有钱得生,无钱得死
处家人情,非钱不行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有钱使得鬼动,无钱唤不得人来
言多语失多因酒,义断情疏只为钱
晋鲁褒在其《钱神论》中言道:“……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贵。……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不足。……(钱)无远不利,无幽不至。……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由此论之,谓之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在这里,金钱被归结和还原为区分尊卑,由祸转福,改善社会交往的利器,并堂而皇之被抬到了“钱神”的地位,金钱的无比威力可见一斑。而当财富分配在社会中不再以经济规律为准绳之时,对于以冲击甚或颠覆道德体系、价值观念、政治体系为代价的获取和占有金钱与财富的方式,将成为某个社会最为深重的灾难,一系列的苦难可能都由是而生。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金钱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人们仍然发现了其势力所不能及的领域,金钱不能凌驾于事物产生、发展、灭亡的必然规律上,不能超越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同时,金钱是死物,不能替代“仁、义、信、孝”等等品质和人类渴望的亲情、友情、爱情等诸多情感。在自然规律和人类情感前,金灿灿的黄金也会黯然失色。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总是辩证统一地存在的,人们在看到金钱作用“万能”的同时,也看到了它无力的一面以及比它更有价值的东西。反映对金钱作用此类认识的熟语有:
有钱难买子孙贤
有钱难买不卖货
有钱难买自主张
有钱难买灵前吊
千金难买美人笑
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
有钱难买回头看,头若回看后悔无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
一头白发催将去,万两黄金买不回
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爵禄,何物买青春
有关于金钱作用的钱币熟语出现在钱币显示其巨大能量的各种场景中,中华民族对金钱作用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完善。人们的大量经验认识凝固于熟语中,用正(金钱能办到的)反(没钱办不到的)以及正反对比(有钱没钱的世态炎凉)等方式,“万能”及“不万能”的一分为二的描述,表达和阐释了这种汉民族长期形成的民族“集体金钱观”,这同时也正是中华民族辩证思维在熟语创造和使用中的具体表现。
毋庸讳言,金钱由于其在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而成为了生活的某个层面,人类对于金钱的态度,也是基于对金钱作用的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的认识出发的。合理的金钱欲望与人的精神卫生状况息息相关,甚或,关于钱币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是个人和社会价值取向的中枢,个人和社会对价值符号——钱币的正当追求是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对于钱币勇于追求的“度”与“量”,汉民族有丰富的经验总结,凝结于钱币文化熟语中,精炼隽永,给人启发良多。
其实,金钱财富的使用和储积都要讲究精神文明。唐张悦《钱本草》言“钱”之“七术”,即“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谓之的,取予合宜谓之义,无求非分谓之礼,博施济众谓之仁,出不失期谓之信,入不妨己谓之智。”这里的“不以为珍,取予合宜,无求非分,博施济众”等内容,就是概括了人们在金钱面前应有的态度。社会的文明程度很大一部分要看在金钱面前做的是否恰当合理。
在钱币文化熟语中,中华民族承认并肯定了人们对金钱的欲望,进而提出了人们对金钱追求的正当手段,金钱可以作为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水平的“试金石”。熟语如:
人非善不交,钱非义不取
有钱不可乱用,有势不可使尽
莫问钱多与钱少,只看来路清不清
酒中不语真君子,钱上分明大丈夫
这些熟语反映了先民比较理性的金钱观。首先,钱币熟语告诉人们金钱是可以欲求的,但要靠正当的手段来获取财富。“贫而无怨难”(《论语·宪问》);“四海穷困,无禄永终”(《论语·尧日》)……这些话都是孔子对人们喜富恶贫的共同心理基础和求富行为的肯定。古人承认君子也爱财,喜富恶贫是人类基本心理之一,但要求对金钱的欲求不能违背“道义”的要求,即必须“取之有道”,不取“不义之财”;“人不可苟富贵,亦不可徒穷贱”(宋苏轼《上梅直讲书》)。在一定的道德标准下,财富是可以欲求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违背了道德标准,则即是“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在这种以“道”为基础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的影响下,历史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正确的义利观,并源此孳乳熟语凝结其中,给后人以教益和启发。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水平低下,再加上天灾人祸,繁重的赋税等的影响,劳动者一年到头不能有多少盈余,甚至还有许多亏欠。在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下,广大劳动者的收入不会很多,同时,人们对金钱作用的认识也直接影响着他们对金钱的态度。人们看到了金钱万能的作用,认为只要有钱就拥有了一切,就可以改变现状,这让他们对金钱表现出贪婪吝啬和盲目追求,如熟语:
钱串子
要钱不要命
佛面上刮金
钱眼里翻筋斗
宁舍命,不舍钱
天下钱眼都一样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钱眼里翻筋斗——财迷转向
抱着元宝跳井——舍命不舍钱
对金钱的小心与追求一方面反映了钱财获得的不容易,同时,过分的吝啬与盲目的追逐在某种程度上则是金钱变态心理的体现。很多人甚至成了忽略金钱流通作用,死守金钱不放的守财奴,并且想尽办法去追逐金钱,甚至把金钱看的比生命还重要。由于没有认识到金钱真正的作用和价值,做到“钱尽其用”,所以这些人往往是可笑又可悲的。如《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至死不忘熄灭多余的灯芯,刻画出一个活脱脱的吝啬鬼的形象。其实,没有人单纯追求钱币或其代替物,金钱在人们心里是“权势、安全、自由、情感”等的象征,这些象征以及金钱万能的观念,长期作用于人们的心理,积淀于文化之中。这种“金钱情结”成了一种群体意识而被传承下来,成为共有的民俗文化心理,影响着所有的人。
钱币词语中体现的金钱宿命论观点和金钱崇拜与禁忌
从本质上来说,金钱宿命论观点和金钱崇拜与禁忌也属于对待金钱的态度这一范畴,但由于它们自身的特殊性,我们在这里单独讨论它们。
由于长期存在的中华民族对金钱财富的认识和态度,在中国历史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下,汉民族产生了对于金钱和财富的宿命论观点和对金钱的极度崇拜与极力的厌恶鄙薄乃至禁忌的心理,而这些心理因素在钱币熟语和钱币代称上得到了体现和表达,如:
钱币熟语反映出先民对金钱和财富的宿命论观点:
运去金成铁,时来铁成金
钱是命,命是钱,钱命紧相连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指人的生死和富贵都有上天注定。源出《论语·颜渊》:“吾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与人恭而有礼……”又见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冯衙传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下存亡,诚云命也。”清代演化为“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见清不题纂人《施公案》第一百七十六回:“佛爷,王子既要与民子比赋,民子焉敢退缩,再者‘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又作“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见清代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十五回:“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最有力地体现金钱宿命论观点的熟语,虽然它不是本论文所界定的钱币词语,此处也作为例证出现)
这些说法给传统的财产关系蒙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帷幕,产生这些说法的原因可能基于以下两点:其一,在漫长的阶级社会,农耕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以农业生产为主,以家庭为生产单元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会使人们积累下很多财富,最好的境况也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的温饱状态,且通常的境况则远不如此,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发展落后,人们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的,流年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一年的收成,这难免要使人们产生宿命的观点;其二,阶级统治和等级制度也造成了宿命论观点,在剥削社会,财产和地位是根据出身和血统决定的,“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的境遇与生俱来,生死罔替,人们不能解释,对这种社会性状自然会神秘化,似乎冥冥中有某种主宰早做了安排,人们得利失利似乎是命中注定的。这些宿命论思想长期统治老百姓的精神世界,并籍此作为心理安慰。
此外,有些钱币代称反映了先民对金钱财富的崇拜心理,如:
青蚨
摇钱树
孔方兄
白水真人
财神爷:又做财神,原意是民间传说中道教所尊奉的财神,据传为赵公明,亦称赵公元帅,说他能驱雷役鬼,求财如意。《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第四卷言之曰:“至如讼冤伸抑,公能使之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对神祷,无不如意。”清诸仁安《营口杂记》载:“拜年者必先拜其所供之灯影。灯影者,外画财神,内点以烛,有八尺余长者在中,左招财,右利市。”又见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五回:“怕你进店来喝壶茶,吃张饼,都是我的财神爷。(“财神爷”作为金钱崇拜最直接的语料证据,在论文中也得以选用)
尊钱为兄,崇拜财神,称巨富或能使自己发财的人为“财神爷”,渴望得到传说中的“摇钱树”与“青蚨”,正是人们金钱崇拜心理的体现。尽管金钱只是平凡之物,但在它表面单纯一致的后面包含着多种意义,它隐射巨大的利益或者是成功,正是这些因素使金钱成为神圣之物而被崇拜,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金钱崇拜是由求利心理发展演化而成的。
在古代社会中,财神是各阶层最普遍的信仰对象,这种普遍的信仰造就了中国古代众多的财神,如又有文财神,武财神之说,以殷代忠臣比干为文财神,以武圣人关羽为武财神,又有财帛星君,即太白星君,其全称为“都天致富财帛星君”,又有春秋时范蠡被奉为财神之说。范蠡致富有术,被民间奉为财神是当之无愧的,但他之所以成为财神却并非仅仅在于他的致富本领,还在于他对财富的本质所禀有的彻悟。他以财富为生存手段,但不以财富为生存目的,因之,当财富成为他生存的累赘时,他又能弃之不惜,取舍之间,游刃有余,表现出内在于世俗又超脱于世俗的气度与智慧。而对于文武财神来说,历史上的比干和关羽与财富无关,只是他们身上体现着一种“忠义勇武”的传统美德,以他们为财神明确表达了企图用传统秩序来规范经济行为的民族意识。
钱可以幻化成为人格化的神,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特别有趣的现象。“钱”是人造物而非自然物,因此,很难说它是源于自然崇拜。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钱化身为神可能源于古人对于钱无限力量的崇拜和对金钱巨大力量无法把握的恐惧。因为在封建社会里,钱是一种可以“颠倒黑白的力量”,“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⑤正如《钱神论》里所言“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钱虽然是物而不是神,但它有着超人的力量,有着与神相似的属性,因而才会引起人们对它的恐惧和崇拜。但这种崇拜心理在儒家正统“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的重压下,不可能直接地表现出来,只能间接地、曲折地体现于宗教意识之中。
有些钱币代称还反映出人们对金钱的鄙薄厌恶乃至禁忌心理,如:
白物
铜臭
阿堵物
金钱如粪土
其实,对于金钱的极力鄙薄厌恶甚至最后的禁忌,可以说是对金钱崇拜的另一个极端。卡西尔在《人论》中提出:“一物之所以成为禁忌,可以是由于其优秀也可以是由于其低劣,可以是由于其善也可以是由于其恶,可以是由于其有德行也可以是由于其堕落。”⑥当钱币表征巨大的财富和成功的时候,钱币也就被不可避免地赋予了诸如贪婪、享乐、安逸、罪恶、吝啬等象征意义,钱币就被看作了万恶之源,人们追逐财富的动因、手段和对金钱的处置都与这些意义挂了勾。源此,金钱本身似乎也就有悖于人们普遍公认的伦理道德,就应当被极力鄙薄和厌恶甚至禁忌。
中国人对于金钱厌恶鄙薄和禁忌的思想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教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从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看,以穷为荣才是儒道思想中追求的财富观。孔子称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弟子颜回;庄子则把财富金钱看作是达到“逍遥游”境界的一大障碍。他们认为,人们会“见利而忘其真”。“君子耻言利”,“君子耻谈钱”等表述的就是这种观念,而在这种观念的背后,隐藏的则是中国古代金钱观和义利观强烈碰撞的文化冲突。
钱币熟语中表现的钱币本体与生活智慧
依照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定义,货(钱)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其本质是一般等价物。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社会关系。货币在行使它本身具有的经济权力的过程中,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钱币五大职能。事实上,“货币表现出来的不同职能,不过反映了货币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中的职能扩展并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不同的功能。”⑦纷繁复杂多样的经济生活使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先民有了认识这些货币不同职能的适合的社会场景,并把这种认识固化于大量熟语中。
在商品交换中,货币首要的和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充当价值尺度,而这一重要的职能在诸多钱币熟语中都有体现,如:
青钱万选
一诺千金
千金一饭
一字值千金
一分钱一分货
一寸光阴一寸金
一寸山河一寸金
春宵一刻值千金
人老珠黄不值钱
千钱买邻,八百买舍
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爵禄,何物买青春
钱币作为商品交易中的价值尺度,使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最可感知的钱币的职能。由此出发,人们也就很自然地将其作为度量其它非商品类事物价值的尺度了。有了这种实在的“价值尺度”,一些不能清楚言明自身事物价值的“感性”产品也鲜明地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而钱币的其他职能也在许多钱币熟语中得以体现,如: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买不来有钱在,卖不出有货在
这些熟语反映了钱币流通中必须遵守的商业规则,同时反映出钱在交易中所起的媒介作用,以钱易物,体现流通职能尽在其中。
又如:
腰间有货不愁穷
家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
这些熟语明白地说明了钱币的贮藏职能在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由于历史上我国长期以来的封闭和商品流通的地域、时域局限,与现代社会的国际融通贸易不同,某些经济生活情境的缺失,造成了被近代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中定义的钱币作为支付手段和国际钱币的职能就在汉民族钱币熟语中难觅踪迹,这就与我国历史上产生这些熟语的社会土壤相吻合,又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语言学的经典结论——语言是社会生活的记录。
同时,先民们在具体的生活实践当中,总结和提炼了许多关于金钱使用和获取的经验之谈,在记录和显现金钱的职能同时,大量保有中华民族的生活智慧与哲思的钱币熟语构建和传承了这种民族生活基,如:
银不露白
钱要用在刀口上
有钱常记无钱日
千钱赊不如八百现
小钱不出大钱不入
使的憨钱,治的庄田
得人钱财,与人消灾
赚钱有如针挑土,用钱犹如浪推沙
正是由于社会生活对于金钱的依赖,或者说,金钱是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先民们才如此关注金钱的使用和获取,由此而来的生活经验和智慧,也就作为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留存后世,并以比喻、对比等手段通过钱币熟语的形式得以承载和记录。
从以上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出,许多“熟语在表达其隐含的深层意义时,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是呈分离状态的,其深层意蕴的实现,必须经过一个屈折的投射过程。”⑧
那么,形成这些钱币熟语在意义表达上的这一特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是汉民族语用心理在熟语中的体现。汉民族历来崇尚语言表达委婉曲折,含蓄隽永。语言的含蓄美是我们民族表达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则,如孟子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姜夔在《白石诗语》中说:“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言之善也。”杨载在《诗法家数》中说:“诗贵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可见,汉民族人民在语用中讲求语言含蓄委婉,句中有句,意在言外是有悠久的传统的,汉语中钱币文化熟语意义投射的曲折性,正是这种语用心理的一个折射。
注释
①姚锡远《熟语文化论》,《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②王力《汉语史稿》44页,中华书局,1980
③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88页,人民出版社
④西美尔著,刘小枫编,顾仁明译《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21页,学林出版社,2000
⑤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全集》第37卷11页、第42卷(上)52页,人民出版社
⑥恩格特·卡西尔《人论》3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⑦苟志效、陈创生《从符号的观点看》12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⑧姚锡远《熟语文化论》,《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参考文献
唐汉《汉字密码》,学林出版社,2002
王德春《汉语国俗词典》,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
时学详、赵伯平《语林趣话》,四川辞书出版社,2002
武占坤、马国凡《谚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2
温端正《谚语》,商务印书馆,2000
王国安、王小曼《汉语词语的文化透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
汪圣铎《中国钱币史话》,中华书局,2004
(通讯地址:014030
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