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仍然有点暖……
陆天明
我觉得没有一个完备的精神完善机制和趋势，冬天是不会永远暖和下去的。
入籍北京三十多年了，记忆中，在这“皇城根儿”下过日子，似乎就没遇到过几个特别萧瑟寒冷的冬天，也没遭遇过几场好雪(比如，能被诗人们称之“豪雪”的那种，就更没见过了)。
那年一家四口刚奉调进京，简陋的行李被塞在一大堆破破烂烂的马粪纸做的硬板箱里，在办公室凑合呆了几天，被安排到一幢新建成的十二层住宅楼里。因为是新建成的，那楼里不仅电梯还没安装起来，就连暖气也没通，就更别提煤气了。又因为住在十二楼顶层，那风，那透骨的寒气，那灰暗的阴霾，直逼薄薄的水泥预制板……每到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就能看到那建筑物里无处不在的潮气全都在房间天花板的四个角上，凝结成了厚厚几个冰砣子，在那儿对我们这一家“外来户”示威般地阴笑着。这让我第一次感到：北京的天气真冷。
后来一次感到北京的冬天有点冷，是两年后了。我去北京特殊钢厂电炉车间劳动，也就是所谓的“下生活”。整整一年，我顶在一个炼钢班里，天天跟班干活，后来干脆就成了这个班里一个顶班劳力了。
冬天在炉前干活时还好受一些，尽管一千多度的炉温会把你的脸和手灼得生疼。但只要稍稍离开炉台，那车间里嗖嗖的寒风，就能把你半边身子冻透。上炉台干活时没法穿棉大衣，整个冬天我们都是光着上身穿—件盔甲似的帆布工作服。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下班从车间向澡堂走去的那一截路。那截路总有二三百米长。寒风小刀子似的扎来，我们满身是烟灰和汗腻，基本上又只能算是光着上身，那一阵阵颤栗，是我永生难忘的……
那时候到这个特殊钢厂去劳动，已经觉得非常非常遥远了。因为得出复兴门，广安门，再过达官营，印象中，简直就是到了“大郊外”了。
后来，单位里又给我分了房子。我住得比这个特殊钢厂更远，先是住到劲松，后来又搬到著名的六里桥附近。当时小区门前马路还没修好，路灯杆儿还倒在泥泞的土路旁。但没过几年，在那儿建起的火车西客站把那一带变成了极其繁华的闹市区。从那以后，我的确再也没有感受过北京冬天的冷。
站在十二层、二十四层的住宅里，推窗远眺，我真切地看到了北京在繁荣和扩大。我也不断调换着住房。在北京，几年没有交往的老朋友，再打电话去查问，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都搬了新房，调动了单位。这一切似乎都意味着、象征着、标志着、预言着我们这个群体的“崛起”和“富裕”。
是因为北京越来越繁华，所以它的冬天才不冷了?还是因为我住的房子越来越好了，所以才感受不到北方气候的寒冷了?或者是因为地球自身或人类谋生过程中一些不检点行为的缘故，把本应该寒冷的冬天变成了不伦不类的“暖冬”。
随着自己住得越来越来好，这种“暖冬”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心里偶尔地(或者说总是)会产生一种“忐忑”和“失落”。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比较富有或非常富有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是否也相应地“富有”起来了?我们是不是活得更像一个人了?
比如说，检查我自己，我还会经常想起当年在一起三班倒的那些工人朋友吗?我还会为他们在向澡堂走去的那段路上那种特殊的寒冷而操心吗?我不会了……
自我完善的欲念已经远远超过了完善群体或族群的冲动。而在另一些种群中，这种群体完善的意念已经变得非常虚幻了，甚至变成了一个需要经常去嘲弄的概念。我们在不断的煤矿爆炸声中，又看到药监部门的高官为了自己谋利，居然忍心和一些药商勾结，拿假药和不标准的药祸害百姓，看到一些“红顶商人”面对无数谋房无方的平民公然叫嚣“房地产就是要暴利”，而在他们背后支持着的正是那些唯个人政绩和自我发展为重的少数手握大权的官员……
在冬天变得越来越暖和的新年起始，我们是否有必要认真地拷问一下自己，我们有必要在精神上找回或重建一点什么?是否真的需要确立一些什么?就像“发展是硬道理”那样，提倡一种“精神完善也是硬道理”的立国原则。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完备的精神完善机制和趋势，冬天是不会永远暖和下去的。
关于长春的记忆
张笑天
蛮荒有蛮荒的好处，蛮荒之地的人们，崇尚古朴的美德，代代相沿得以在商品大潮席卷天下时遗存下来。
城市也是有灵性的，当然就有记忆。
长春，这个历史上饱经忧患和创伤的城市，能没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吗?
人们知道长春，无不与长影、一汽有关，在中国，有哪个角落没有留下过一汽卡车、轿车的车痕，有哪个中国人没有看过长影拍的电影?最近长春也有盛事，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正是第六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长春开幕的日子，北国特有的漫天雪花，把长春带入浪漫温馨的赛事，将奥运精神的火炬点燃，此时的长春想不为世人瞩目都不行。
我爱长春，这是混合着我大半生所有欢乐与忧伤、挫折与成功、光荣与梦想的地方，这座城市不但是我的栖身地，更是我灵魂依赖的精神家园。不论我游历大江南北，抑或是闯荡天涯海角，我只有回到长春，才觉得踏实，我有过许多次外调的机会，可我经过权衡，一一放弃了，这也许是只有我自己才能说得清的一种情结吧。
长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从空中鸟瞰，几乎看不到楼宇，层层叠叠的树海掩映着它，一年365天竟有340天空气质量优良，它比起那些冲天高楼堆积起来的水泥森林城市，比起被噪声和二氧化碳污染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真是太幸运了。我采用的幸运指数标准不是GDP，而是无法衡量的心情。
长春也有它心底的创伤，在血痕被时光冲淡的时候，健忘常常使人麻木和无耻。说到长春，不能不提到她已被世人渐渐模糊和忘却的名字：“新京”。那是耻辱的标记，也该是雪耻的动力。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白山黑水的十四年里，长春是以伪满洲国国都的面目出现的，那时它叫“新京”。耐人寻味的“新京”新在何处?它显然暗中与日本的东京相呼应，如果日本人得逞，他们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把国都从东京迁到长春这个“新京”，东京当然就是“旧京”。伪满洲国只不过是块临时招牌，开张那一天，已注定了有一天要像敝屣一样被丢掉的命运。
迄今，长春还能看到很多日伪时期留下来的建筑，关东军司令部、伪国务院、八大部……关东军司令部那黑色铜瓦屋顶的大楼里，曾经出没和主宰一切的都是些什么人?东条英机、本庄繁、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小矶国昭、南次郎、梅津美治郎，无一不是后来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受审的甲级战犯。
人们只知道位于哈尔滨平房的魔鬼731部队，松井石根打着“防疫给水部队”的旗号，干着培养细菌、用人体作实验的反人类罪行，人们是否知道，日本关东军在长春近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