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学成回国后曾言，中国没有真正的“学”校，所有不过是“教”校，教几本固定的教科书而已，毫无学术文化方面的创造与培养。陶氏此言适合民国时期的一般学校，那些定位高的学校则不在陶氏所论之列。比如，南开中学与苏州中学便有很好的“学”，并因此形成了取向清晰、底蕴深厚的学术文化传统。
就理科实力而言，苏州中学或许比不过张伯苓的南开中学。1947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魏荣爵早在金陵大学求学时，便被张伯苓看中，魏荣爵毕业后即被张伯苓“挖”来担任南开首席物理教师。南开理科教师“专业发展”的最高记录竟是成为院士，这一点更令苏州中学在理科方面难以拿出能和南开抗衡的家底——尽管苏州中学的理科教师中，有胡焕庸这样的高手日后成了一代地理学泰斗，苏州中学在上世纪40年代也曾被誉为“交通大学的先修校”。[1]
不过，相比于南开，苏州中学绝对有自己的学术文化优势与特色。该“特色”即是“国学”（中国文化）研究与教育传统。苏州中学比南开中学晚成立二十多年，但成立之后，没几年便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连胡适、顾颉刚等当时最顶级的国学教授也都予以关注与赞赏，乃至要把苏州中学的国学教师“挖”到他们所属的名牌大学去任教，苏州中学即因其出色的国学研究而在学术界赢得了名誉。以下即来探讨苏州中学的学术文化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同时感受一下其中蕴含的教育力量。
（一）首任校长的学术文化喜好与办学理想
苏州中学建成之后能有什么样的学术文化，无疑得先看首任校长的学术文化喜好。苏中首任校长是“性情中人”汪懋祖。所谓“性情中人”，无非是指此人无论喜欢什么，都是真喜欢，而不是为达到某种目的才喜欢，更不会为了博得他人的好感而假装喜欢;哪怕最终陷入孤立处境，也不会掩饰、改变自己的喜好。汪懋祖即是这种爱憎分明的性情中人。
1916年，汪懋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同学中有胡适、陶行知等人。当时胡适一直在酝酿发起“白话文学运动”，并曾遭遇诸多反对，而最厉害的反对者之一正是汪懋祖，他与梅光迪构成了与胡适抗衡最猛的古文派。18年后，即1934年，大势已去的汪懋祖仍在连续撰文，要发起“中小学文言运动”，[2][3]一点不怵势力强大的“新文化派”和必将失败的惨淡结局。可见，汪懋祖是真推崇中国古典文化，难怪今天有人会将他称作“铁杆儿的文言派”[4]。当年竞争对手更曾把汪懋祖叫做“（堂）吉诃德先生”[5]，虽说是嘲讽，却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汪懋祖的倔强性情。
很明显，在“新文化”逐渐一统天下的学术教育界，汪懋祖很难施展自己的抱负。汪懋祖回国后，虽曾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高校担任教授，还做过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务长和代理校长，但终因为无法融入学界主流势力，而没有干出什么让自己满意的事情来，只能坐视同学胡适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呈现日益壮大的声势，即使是声援一下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也要招来骂名。总之，与同学胡适屡屡成功、迅速成为学界新一代领袖相比，“北漂”时期的汪懋祖在事业上可谓几无进展。
1926年，汪懋祖离开北京，转到南京东南大学担任教育学教授，兼任江苏省督学，继续寻找成就“古文”事业的机会。一年后，机会终于来了。蔡元培意识到教育事业如果任由地方行政官员控制，是很难办好的。于是他决定改组教育行政体制，成立大学院，由大学学者掌控地方教育事业。正是在1927年，汪懋祖迅速回到家乡苏州，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便接管了三所学校，在苏州三元坊组建了苏州中学。
由于史料的限制，这里无法弄清汪懋祖为什么会选择三元坊。不过，对于执意弘扬古典学术的汪懋祖来说，三元坊的确是块宝地:晚清学术大师俞樾曾在这里主办紫阳书院，致力于用一流的经学、史学研究来取代“科举教育”;民初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也曾在这里创办师范学堂，并且同样是以创造一流的学术作为办学目标。汪懋祖延续了三元坊的优良办学传统。他特意将苏州中学的英文名取为“Soochow Academy”，而不是一般的“High School”，即显示出他最想做的事情乃是将苏州中学（高中部）办成一所真正的学府:不仅让学生考上大学，而且让他们懂得何谓学术，进而以学术涵养人格。
如其所言:“一所优良的学校，不仅在毕业生能多数考取大学，……而在入学后能独立研究学术，崇高人格。”[6]这正是汪懋祖的第一办学原则，即“学术化”，而他的学术文化倾向则决定了苏州中学的“学术化”重点必然会放在“国学”上。有趣的是，胡适也早已将方向转向了“整理国故”。提及这一点，只是为了说明，汪懋祖将“国学”作为办学重点，不仅延续了三元坊的传统，而且为苏州中学赢得学界关注埋下了伏笔，只要苏州中学能够拿出优秀的国学成绩，即可声名大振。
除“学术化”之外，深谙杜威教育思想的汪懋祖还想致力于“生活化”“社会化”，使课程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发展选择。不过，在汪懋祖的任期内，落实得最成功的仍是“学术化”。苏州中学也因此成为学者云集的学府，各科课程大都是由汪懋祖设法从东南大学、东吴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请来的讲师、教授主持，连美术科也是由苏州美专校长、徐悲鸿的好友颜文樑负责设计。不仅如此，汪懋祖还承诺每月请一位学界名人来作演讲，拓宽师生的学术眼界，进一步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蔡元培、胡适等四十几位学界名流先后造访三元坊。这一努力也为苏州中学在顶级学界赢得了良好声誉。
（二）钱穆贡献的国学研究及教学传统
学校当然得有“学”，才称得上名副其实，一流的学校更是得有一流的“学”。深信这一点的汪懋祖可谓尽了全力要把苏州中学办成学者云集的Academy。而在各科师资中，学术实力最强的当属“国文”。汪懋祖先是打听到位于无锡的省立三师在国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并顺利挖来三员大将，分别是尚未成名但国学实力强劲的钱穆、古诗词名家沈颖若和胡达人，是为骨干国文教师。之后，汪懋祖又如愿请到曾在北京大学、东吴大学等校担任教授的词曲学大师吴梅和曾任金陵大学教授的季崇元。此外，还有南社创始人之一陈去病亦曾被请来任教。
应该说，上述师资或多或少都曾给苏州中学留下了一笔学术及教育遗产，但最值得关注的乃是钱穆，这不光因为钱穆曾与校长汪懋祖共进退，更因为钱穆借以扬名学界的一系列国学研究都是在苏州中学完成的，最能反映苏中国学教师卓越的学者形象和优秀的教学能力。汪懋祖能够得到钱穆，可谓幸运。钱穆在苏州中学任教期间，为苏州中学树立了一种学术典范;他以自己的国学来教育学生，又给苏州中学贡献了一种以中国文化研究作为内容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让学生学会研究国学的同时，还能给学生情感熏陶与人格提升。
执教省立三师期间，钱穆便在埋头研究先秦诸子、中国学术文化史及今古文经学的复杂面相。这些都是当时顶级学界的热点问题，钱穆只是一名中小学教师，却一直在关注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两代顶级学人的学术进展，可见其眼界之高。至于他的治学目标，则是要解决学术权威们争论不休却难以沉静下来刻苦钻研的难题。
苏州中学的学术环境也让钱穆非常满意，在乡村中小学沉默了14年的钱穆还从未享受过像苏州中学那样好的治学条件。如其所言:“苏州中学乃前清紫阳书院之旧址，学校中藏书甚富。校园中亦有山林之趣。出校门即三元坊，向南右折为孔子庙，体制甚伟。其前为南园遗址。余终日流连徜徉于其田野间。较之在梅村泰伯庙外散步，犹胜百倍。城中有小书摊及其他旧书肆，余时往购书。彼辈每言昔有王国维，今又见君。盖王国维亦曾在紫阳书院教读也。”[7]
就是在这种如鱼得水的环境中，钱穆完成了能让其在顶级学界占据一席之地的巨著《先秦诸子系年》。此书尚未出版，便引起大学学者的关注。四川学界领袖蒙文通略知书讯，即赶来苏州中学，与钱穆切磋数日，不忍离去。近处则有执教东吴大学的陈天一，竟自愿充当钱穆的宣传员，每遇到学界名流都要力劝对方“莫忘一见苏州中学钱某”。不久，胡适来苏州中学做演讲，汪懋祖特意安排钱穆作陪。胡适演讲时，钱穆提问，胡适竟答不出来。为此钱穆还后悔自己过于唐突，弄得胡适尴尬一场。不过大度的胡适依旧欣赏钱穆，不仅给钱穆留下通讯地址，而且回到北大的课堂上，还频频引用钱穆的学术发现。[8]
胡适走后，苏州中学又迎来了另一位学界新贵顾颉刚。顾氏一见钱穆的书稿，即言钱穆应到大学去教书，他会着手安排，并嘱托钱穆为他主编的《燕京学报》写文章。此时的钱穆已在苏州中学教了近三年的书。汪懋祖意识到了钱穆早晚要被学界权威挖走，而他自己的办学事业也因蔡元培的“大学院”改革失败、地方势力夺回教育行政大权而变得举步维艰。汪懋祖只得恳请钱穆再留一年，到时他也将离开苏州中学。正是在这最后一年，钱穆应顾颉刚之约，在《燕京学报》发表了震惊学界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以细致的考证将康有为的诸多观点一一击破。
今天的人们或许很难想象，中学教师钱穆竟然可以创造出让顶级学界叹服不已的学术成果。如此卓越的成绩既是对钱穆十余年来“学而不厌”的最好奖赏，也让苏州中学有了真正一流的学术文化传统——因为有钱穆这样辛勤治学的教师，苏州中学成了一所能够创造一流学问的学府。钱穆留给苏州中学的学术文化遗产可以概括为:真正优秀的教师当以治学为本业，并像钱穆那样自觉追求卓越，即使身在顶级学界之外，也能知晓顶级学界的学术进展以及顶级学者竞相探讨的学术难题，然后通过刻苦钻研给出自己的解答，推进现代中国的学术事业。
眼界及宗旨定位如此高的学术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力量呢？显然，有什么样的学问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不学无术的教师所能做的“教育”不过是“拾人牙慧”“照本宣科”。以中国学术文化史研究为本业、且有卓越学术眼光与表现的钱穆去做教师，自然能创造出优秀的教育。实际上，即使钱穆不上课，只在苏州中学做研究，他的“身教”也能对学生产生良好的影响。如后来升入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子胡嘉所说:“钱宾四先生和苏中其他老师著书立说、努力写作的精神，蔚然成风，对当时学生起了鼓舞的作用。”[9]
钱穆不上课都能“鼓舞”学生，这一点显然已为他上出好课奠定了基础。钱穆是苏州中学的首席国文教师，除负责制定高中国文的课程标准、教学计划及精读、阅读书目外，还执教高三年级的《国学概论》《学术文》等课程。由于篇幅限制这里无法展开，只能概括一下钱穆的《国学概论》授课思路。从课程标准及精读、泛读书目来看，钱穆的第一目标是要学生熟悉历代学术经典以及清代以来到胡适为止的学术史研究，进而能和他一起深入探究清代以来学界权威们没有发现或没有探讨清楚的学术文化史真相。这显然是真正的“研究性课程”。或用古人的话说，钱穆是在“授之以渔”，将自己的卓越治学路径传授给学生，引领学生一起去探究，而不是要他们背诵知识或定论。
除了将自己的治学经验传授给学生外，钱穆还希望学生在探究学术文化史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历代学人的精神踪迹和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从而树立对于国家的信心，明确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当时的中国依旧是内忧外患，许多人因此认为中国将会灭亡，但钱穆的授课却以历史事实证明，无论中国面临多大的挑战，都不会灭亡，因为中国文化不会灭亡。如果文化灭亡了，国家就真的灭亡了。而中国文化之所以连绵不绝，就是因为无论中国遭遇何种苦难，都会有学者站出来，奋力延续并通过吸收、融合来再造中国文化。难怪最后一讲结束时钱穆会信心十足且饱含激情地勉励学生:“学术不息，则民族不亡。凡我华胄，尚其勉旃。”[10]
至此，苏州中学的中国文化教育传统大体介绍完毕。很明显，这份遗产值得今天的苏州中学加以珍惜、发扬。不仅如此，所有希望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的学校或许都可以从汪懋祖、钱穆等人的思考与行动中找到正确且一流的“文化名校之道”。
参考文献:
[1] 殷毅.漫忆三元坊苏中[J].苏州杂志，2004，（1）:40—43.
[2] 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J].时代公论，1934，（6）:7—14.
[3] 汪懋祖.中小学文言运动[J].时代公论，1934，（10）:8—13.
[4] 沈卫威.文学的古典主义的复活——以中央大学为中心的文人禊集雅聚[J].文艺争鸣，2008，（5）:63—71.
[5] 施蛰存.我与文言文[DB/OL]//施蜇存七十年文选.[2009—03—10]./new/qing/shizhecun/059.htm
[6] 汪懋祖.苏中事业之回顾与展望[J].苏中校刊， 1933，（86）:3—7.
[7]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43.
[8] 王汎森.钱穆与民国学风[M]//燕京学报:第二十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1.
[9] 胡嘉.钱师音容如在[M]//无锡市政协.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87.
[10] 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65.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上海，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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