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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学术题目变成《中华名楼》

时间:2022-05-23 14:05:03 浏览次数:

《中华名楼》这本书,原是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做同名讲座时用的一个讲稿,出版之前做过某些文字上的润色。说到《中华名楼》这个选题,我先后申报了“文学地理景观”“名著与名楼”“名著的故乡”等三个题目,但是编导都认为学术性太强,没有同意。直到最后才确定叫“中华名楼”。实际上,我所讲的“中华名楼”,也就是“文学地理景观”,也就是“名著与名楼”,也就是“名著的故乡”,只是比较起来,“中华名楼”这个名字更切题一些,更大气一些,也更大众化一些。现在看起来,这个题目无疑是最好的。

为什么要讲中华名楼

说到为什么要讲“中华名楼”,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对中华古建筑的一份由来已久的敬意;二是我想通过讲述“中华名楼”来传播一下“文学景观”这个概念。

我的老家在湖北省赤壁市赤壁镇的一个自然村,1977年以前,全村都是清一色的草房,只有村东南三里之外的山坡上有一座瓦房,那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一座古庙,叫金花寺。两进三间,白墙黑瓦。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站在自家的门口朝东南方向望,就可以看到金花寺的白色的马头墙,非常醒目。1977年以后,金花寺被毁掉了,但是它那白色的马头墙,成了我对家乡的一个永不磨灭的记忆。

1971年,我去赤壁镇上的赤壁中学读初中。由于学校离家有10多里路,我又没有钱坐公汽,几乎天天迟到。有时候迟到太晚了,老师很生气,就让我站在走廊上听课。赤壁中学西边的金鸾山上有一座古庙,叫凤雏庵,是为纪念蜀汉军师庞统(字士元,号凤雏)而建的。原为九重大殿,清咸丰四年(1854)被太平军烧掉八重,仅剩最上的一重。正屋三间,东头的一间连着厨房。门前有两棵据说有1700年树龄的银杏树,一雌一雄,比肩而立,枝叶纷披。“文革”期间,凤雏庵被赤壁镇兽医站借用,我的堂兄就在那里行医。1973年上半年,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学校开始抓教学质量,我的“几乎天天迟到”就成了一个严重问题。恰好堂兄约我去庵里给他作伴,于是我就住进了凤雏庵。那里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安静得很,空气又清新。我在庵里住了三个月,直到初中毕业。那一次的毕业考试,我的各门功课都考得很好,总分在全年级第一。我之所以考得那么好,并因此而读上高中,与凤雏庵三个月的读书生活是绝对分不开的。

人们常说,少年的印记是永生难忘的。我对中华古建筑的那一份敬意,就是始于家乡的这两座古庙。后来我上了大学,成了一名人文学者,到过全国各地的许多城镇。每到一处,只要得知当地有古建筑,我都要亲自去看一看。

第二个原因,是我对文学景观的研究。早在2011年,我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文学景观研究》一文,之后又发表了《广东文学景观研究》《论文学景观》《中国境内著名文学景观之地理分布》《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等四篇论文,又先后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与《文学地理学概论》这两本书中设置专章,探讨文学景观的内涵、特点、类型、识别标准、价值和意义等。我应该是国内学术界最早研究文学景观的人。我认为,“所谓文学景观,就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却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了一层文学的色彩,多一份文学的内涵。”(《文学地理学研究》)“简而言之,所谓文学景观,就是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文学景观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文学的另一种呈现,既不是传统的纸质呈现,也不是新兴的电子呈现,而是一种地理呈现。它是刻写在大地上的文学。以往的文学研究并不涉及文学景观,文学景观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独特内容之一。”(《文学地理学概论》)文学景观除了文学的价值,还有地理的价值,历史的价值,以及哲学的、宗教的、民俗的、建筑的、雕塑的、绘画的、书法的价值,有的甚至还有音乐的价值,但是这些价值的实现,往往有赖于文学价值的彰显。文学的形象性、多义性和感染力,不仅超过了地理、历史、哲学、宗教和民俗,也超过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和音乐。文学景观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正是这些文学景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据统计,中国境内曾经存在的文学景观多达4768处,至今尚存者虽无一个统计数据,但是据估计,至少也在2000处以上。对于这些极为宝贵的文學与文化地理资源,我们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并予以积极的研究、保护、开发和利用。

我在央视“百家讲坛”所讲述的18座中华名楼,就属于典型的文学景观。除马鞍山太白楼之外,这些名楼最初都不是因文学而修建的,但是后来都因文学而名满天下。每座名楼在历史上都曾遭到破坏,但是后来都因文学的魅力而得到重建。例如岳阳楼,在历史上重建了30多次;又如南昌滕王阁,仅在清代就重建了13次。因此,我们既要很好地保护这些中华名楼,更要很好地认识和研究这些中华名楼。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中华名楼的研究还是很缺乏的,从文学景观的角度来研究中华名楼者更少,许多人甚至还不知道“文学景观”这个概念。我的这个系列讲座,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它是具有原创性的。

如何讲中华名楼

按照“百家讲坛”栏目的要求,每讲一集,必须事先写好讲稿,讲稿经三审通过之后,才能正式去演播室录制。因此,“中华名楼”这个系列讲座的讲稿,确实费了我不少心力。我的体会是,写一集讲稿所费的心力,不亚于写一篇学术论文。因为我要适应四个方面的要求:一要适应中央电视台这个媒体的要求,二要适应广大普通观众的要求,三要适应专业学者的要求,四要适应我本人的要求。

第一、二、四点要求,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第三点要求,则需要做一点解释。有人认为,“百家讲坛”是一个大众讲坛,不是专业的学术讲坛。我不这样认为。大众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包含了所有的人,其中就有学者。据我所知,许多学者是看“百家讲坛”这个节目的。例如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得知我在“百家讲坛”讲中华名楼,曾几次嘱咐我要提前告诉他播出时间。“中华名楼”播出期间,就有北京、武汉、南昌、广州、深圳、澳门的好几位知名学者给我打电话,说讲得好。我的许多同事、同行、同学、老师也在看。这些人都是文史学者,不同于普通观众,因此我得同时考虑适应他们这些人的要求。

为了满足上述四个方面的要求,我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是费了一些心力的:一是选楼,二是寻找故事,三是提炼主题,四是实地考察,五是努力做到雅俗共赏。其中第四、第五点最重要,我想就此多说几句。

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有一种方法,叫“现地研究法”,也就是把文献考证和田野调查相结合,对文学作品的“原产地”作深入、细致的考察。就我所讲过的这18座中华名楼而言,它们的地理位置、始建年代、损毁与重建的情形,它们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在这18座名楼所产生的文学经典,还有相关作家的生平、遭遇与行踪等,都有一些文献记载,有的来自官修正史,有的来自文人笔记,有的来自地方史志,有的来自民间传说,往往有着不同的说法,有的甚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竟哪一种说法是真实可靠的?是可以介绍给广大观众的?这就需要考证。我的办法是,把所有的相关文献记载都搜罗拢来,先做一个初步的梳理和研究,然后再结合田野调查的结果进行斟别。这18座名楼我都去考察过,有的楼还不只考察一次。我到了名楼所在地,不仅要看楼,还要进一步搜集当地文献,还要走访当地文史工作者,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把我之所见,我之所闻,综合起来进行考证。

正是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我认识了许多地方文史工作者,他们对当地文化的热爱和熟悉程度,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的。2017年9月9日,我去山西省永济市考察鹳雀楼。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张建伟教授得知我要去永济,就从太原坐车过来陪我。我们刚刚在永济市的蒲津酒店住下,鹳雀楼管委会办公室的曹主任就告訴我们,有一位老先生要见我们。此人原是中共永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旅游局局长,叫仝毅,时年79岁,已经退休许多年了。他当天晚上就给我们介绍了许多情况,包括鹳雀楼的历史和重建过程,直到夜晚11点才回家。第二天早上刚到八点,他又来到蒲津酒店,陪同我们去考察普济寺和蒲津渡遗址。他告诉我们,普济寺和鹳雀楼都是他当旅游局长时主持重建的。他一边带着我们参观,一边介绍他当年经历过的那些事情,从申请立项到找古建专家设计,从筹集资金到请领导人题写匾额,他都亲力亲为。20世纪90年代的永济市在财力方面还不够充裕,他为了多方筹集资金,可以说是把两条腿都跑细了。但是他很高兴。他说,能够亲身参与这两处著名文学景观的重建,是他一生的光荣。

我在考察另外17座中华名楼的过程中,也认识了其他一些文史工作者。可以说,每一座中华名楼所在的城市,都有一个像仝毅先生这样的人。例如江西九江市的吴圣林先生,四川阆中市的刘先澄先生,四川绵阳市的李德书先生,江苏徐州市的赵明奇先生,安徽马鞍山市的曹化根先生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倾其一生的时间和心血来调查、研究、整理、介绍当地文化,他们对当地历史、地理、人物、掌故等如数家珍,被当地人称为“活字典”“活地图”。我因此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文化的传承,多数人其实是不用心的,真正用心者一直都是少数人,而这少数人,就是文化的守护之人或者托命之人。

我认为,要想讲好一个地方的中华名楼,就一定要找到当地的这种人。只有通过与这种人的面对面的交流,完成必要的实地考察,再结合有关文献资料,把有关问题考证清楚之后,我才开始构思讲稿。另外我还发现,现地考察除了可以考证有关文献记载的真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培养感觉。有时候要写一个名楼,看了许多文献,酝酿了多日,就是找不到感觉,但是一到现地,看到名楼,看到有关文学名作的“原产地”,或者听到某个民间传说,感觉就有了,就知道如何构思,如何下笔了。

最后一个问题,努力做到雅俗共赏。每篇讲稿写出来之后,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发给编导看,编导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意见,就是要通俗,要大众化。我的原则是:文献必须靠得住,观点必须是我自己的,语言方面则尽量做到雅俗共赏。我所使用的文献,都要详细注明出处,像写论文一样,学者们如果有兴趣,是可以核查的。这是我满足学者需求的一面。但是在观点上,我必须坚持自己的。我平时做学术研究,最反对人云亦云,讲课也是如此。当然,在一个大众讲坛,不可能从头至尾都讲自己的观点,还要讲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但是,在景观主题的提炼上,在有关史料的判断上,在有关作品的解读上,在有关人物的评价上,我是有许多自己的观点的。细心的读者(观众)不妨留意一下。可以说,我的多数观点不仅前人没有讲过,我自己平时也没有讲过。如果有充裕的时间,我是完全可以把这些观点写成专业论文发表的。在这一方面,我是适应了自己的需求。

(作者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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