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阅读通史》系统梳理上古至民國的阅读历史，勾勒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日常生活对阅读发展的影响。以阅读串联中国历史，挖掘源远流长的阅读文化，描述中华文化的知识形成及发展与阅读的亲密关系。知识来源于阅读、发展于阅读，可以说阅读在改变着世界，作为第一部多卷本的阅读通史，《中国阅读通史》的编撰有着多方面的开创性贡献。
关键词《中国阅读通史》阅读理论阅读制度阅读技术阅读生活
分类号G25
阅读堪称人类最重要的能力，文字、书籍出现以后，知识由言传身授转向学习语言文字，以书籍为对象的阅读发展起来，创造了灿烂的印刷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推动了世界的发展。20世纪后半期电子文明的出现促使研究者反观印刷文明，触摸阅读的漫长历史。在阅读的转折点上，阅读史研究兴起了。与西方阅读史研究相比，中国的阅读史研究相对滞后，成果零星分散，蕴含的能量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激发。当然，这是王余光主编的《中国阅读通史》出版之前的情况。中国阅读通史的编撰打破了这种尴尬局面，在阅读史研究的诸多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书写了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新篇章。
研究阅读需要关注谁阅读、怎么读、读什么这些发生性的问题，即人们如何通过阅读习得知识的问题。这极为复杂，很多研究者表达过研究的困惑。但也并非无迹可寻，法国社会史、思想史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探寻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过程中创立了“知识考古学”，对要探寻的问题进行考古式研究，考察具体知识得以形成的那些条件。福柯进入历史的方式是对话语（discourse）进行分析，研究经验、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挖掘社会表象背后的关联代码。如果把福柯的话语分析置换为阅读研究，便能生成一种实践性很强的“阅读考古学”，经由阅读而使知识得以传承的那些问题也就有了探寻的路径。如此一来，阅读史研究在实践中便是阅读的考古学研究，《中国阅读通史》的编撰即是对中国阅读历史的一次学术考古，尘封的阅读场景得以浮出历史地表，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呼应西方的阅读文明。
1探索阅读史研究的本土理论体系
法国年鉴学派的“新史学”以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等领域的卓越成果，主导着二十世纪上半期史学界的研究方向。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文化史崛起，带动史学界的“文化转向”。新文化史从文化的角度阐释历史，以“深描”和“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呈现出“微观历史”的面容。新文化史的对焦点是被大历史遮蔽的普通人，“他们能够而且已经改变了文化和历史的形成。”[1]这种实践史学也把目光转向历史中的阅读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认为：“在实践史学中，最受欢迎的一种形式是阅读史。”其重点在于“研究读者的角色，研究阅读习惯的变化，研究印刷的‘文化用途’。”[2]代表人物有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史蒂文·罗杰·费希尔（Steven Roger Fischer）、林·亨特（Lynn Hunt）等。隶属于新文化史的阅读史是年鉴学派“书籍史”研究在文化领域的拓展，即关注书籍与读者的关系。没有读者的参与，书籍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要建设一个研究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让与文本的形式相关的历史和阅读史、读者史以一种辩证关系结合起来。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一位读者总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这一共同体与他分享着与书写文化有关的同样的基本关系。”[3]在历史长河中探寻这样的关系通常有两条路径，一是运用年鉴学派的计量手段对阅读数据进行整理，得出宏观的或长时段的结论;一是对具体的阅读现象进行微观分析，探讨阅读对人生或时代的影响。二者各擅其长又各有其短，数据统计缺少丰富的细节，难以呈现动态的阅读场景;微观分析则是细节丰富，但难以从特殊概括出普遍的阅读风貌。基于此，探索既有阅读数据又有阅读生活的第三种述史方式，扬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才能真正从读者的角度把阅读的历史勾勒出来。
考阅读之源，辨阅读之流/杨敏Tens of Thousands of Rivers Return to Their Birthplaces
/Yang Min
考阅读之源，辨阅读之流/杨敏Tens of Thousands of Rivers Return to Their Birthplaces/Yang Min
王余光主编的《中国阅读通史》就选择了第三种述史方式。全编共计10卷，首卷为理论卷，依次为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两宋卷、辽西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两册）、民国卷，最后为图录卷。署名编著者13位，约380万字，爬梳整理了上古至民国的阅读历程。其首要特色在于，综合年鉴学派书籍史研究和新文化史阅读史研究的长处，结合中国阅读发展的历史实际，探索了一套具有本土特色的阅读史理论。《中国阅读史·理论卷》及其周边著作《中国阅读文化史论》（王余光，2007）、《阅读史导论》（王龙，2017）共同呈现了中国阅读史的理论面貌。中国阅读史理论从八个方面研究历史上的阅读问题：阅读文化、文本变迁、社会环境与教育、社会意识与宗教、学术变迁、文人生活和阅读传统，这种述史理论没有照搬西方阅读史的理论模式，充分认识到中国阅读史的特殊性质，是根据阅读实际概括、提升出来的有效理论。
西方阅读史的理论建构主要在三个方面用力，一是阅读本体研究，借助文学接受理论突出阅读的主体地位，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等论证了作者、文本、读者、阅读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文本的意义只有在阅读中才能产生，个体阅读、群体阅读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的理论把阅读带入了历史之中，所以罗伯特·达恩顿如是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书的反应，是完全可以做历史性研究和理论性的总结的。”[4]二是阅读权力研究，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西方阅读史上拥有至高的权力，既推动了阅读的发展，又管控着大众的阅读行为。在某些历史时期，行政还会积极辅助宗教进行阅读管制，读什么书和怎么读书（朗读或默读）要由宗教权威来决定。三是阅读载体研究，西方书籍史的物质形态由羊皮、莎草发展到纸张经过漫长的时期，期间印刷出版技术的更新与其相伴随，到18世纪印刷工业来临，书价大幅下降，阅读由精英向大众普及，迎来平民阅读的时代。这些西方阅读史上重要的理论性问题至少后两者与中国的阅读历史有极大差异，即使是神圣阅读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以世俗化的面目呈现，而且从未超越居于主流的儒学阅读。另外，中国书籍载体从竹帛到纸张的变迁及其对阅读的影响走的也是另外一条道路，这充分说明建构中国阅读史理论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