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冯其庸先生于2017 年1 月22 日病逝，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先生于同年2月1日去世， 半月内两度惊闻噩耗，令人神伤。笔者有幸，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先后与两位先生相识，至今也已30 余载，思念之余，为此小文以寄哀悼。
一
霍松林先生为甘肃天水人，出生于1921年9月， 长笔者11岁，1949 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次年，笔者则在霍先生读书的学校（其时已更名南京大学）参加华东地区国立大学联合招生考试，被浙江大学录取。霍先生是解放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笔者则可算是建国后第一届大学新生。1958年，笔者执教于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便得闻霍先生大名。当时院领导要求教师自编教材以为教学之用，笔者承担了元明清小说、戏曲部分的编写工作。为了编好教材，必须大量阅读当时可以见及的著作，而霍先生出版的《文艺学概论》和《〈西厢记〉简说》自在参考之列。研读之后，深感霍先生既有深厚的文艺理论修养又熟悉中国古代戏曲，极为钦佩，但一直无缘相遇、相识。
60年代，笔者调回南京。7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重新整理《儒林外史》，并撰写前言。院系领导都很重视， 便由四位教师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小组。一位副教授、一位讲师、两位助教中除副教授为老先生外，两位助教其实一人长我一岁、一人小我一岁，三人年龄相近。我们持江苏省革委会介绍信，同去安徽访人寻书。全椒县革委会对此很重视， 由王郁昭主任亲自接谈，找到吴敬梓后人吴炽棨。但他对先世不十分了解，自云曾有一本据近人研究成果编印的“族谱”（草谱）也已被当做“四旧”毁去。不过，此行对全椒触动很大，在“文革”中本县的一位历史人物突然受到北京、南京有关单位的重视，便也不断派人前来咨询。不久，全椒县、滁州地区和安徽大学组成“三结合”小组前来南师“取经”，负责人为安徽大学的李汉秋同志，他还专门请我系顾复生同志带至舍间深谈。他们返回安徽后便赶在“前言”刊出前，写出《反儒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一书，先行内部印出，1976年正式出版。1981 年秋，在滁州召开了“吴敬梓诞生280 周年学术讨论会”。就在这次讨论会上，笔者得以与慕名已久的霍松林先生相识。
据《安徽文化报》1981 年10月12 日报道：“著名学者吴组缃、冯至给讨论会寄来了论文，何满子、霍松林、陈美林、何泽翰等参加了会议。”50年代，何满子出版了《论〈儒林外史〉》，何泽翰出版了《〈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 笔者则从1976 年至1981年期间，陆续发表研究古代文学论文近30 篇，其中有17 篇是研究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文章，诸如《吴敬梓身世三考》《吴敬梓家世杂考》等篇，厘清了吴敬梓的身世， 纠正了前人考证的失误， 不仅得到大多学者赞同，也得到吴炽棨的认可。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组（后来分立为上海古籍出版社） 负责人见到拙作后，便于1977 年8 月1 日给我发来了“沪版77 古字252 号” 约稿信，约写《吴敬梓研究》，“读者对象为大学文科师生”。因为《安徽文化报》点了我们几人姓名，四人间交流甚多，获益匪浅。特别是见到会议最初印发的“通讯录”上，霍先生报的题目是《〈文木山房集〉研究》，颇引起笔者重视。吴敬梓的诗、词、赋作品，基本上都收入此集，是研究吴敬梓家世、生平、思想的重要著作。笔者在研究和撰写有关吴敬梓的论文时，曾反复研读此集，特别是其中的《移家赋》， 并试为注释。但霍先生此文未见会上印发，乃向松林先生询问，他说因忙于教学，未能写就，也就没有提交会议。尽管如此，我还是就《文木山房集》中许多作品的诠释，与松林先生反复讨论，受到启发颇多。但会议结束后，便各自返回，未能深入交谈。多年以后才有机会与霍先生再度聚首。
二
在再次聚首之前，与霍先生也有所联系。1988年，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出版了一本《儒林外史学刊》， 我寄了一本给松林先生，并向其求一幅墨宝。霍先生于1989 年7 月4 日来信说：“美林兄：手书及惠赠《〈儒林外史〉学刊》均收到，谢谢。我不常写毛笔字，兄既要，勉强写了一个横幅，凑数而已，未敢与沙老等书家并提。兄既与沙孟海先生熟，能代我求一幅字否？ ”虽然我珍藏有沙先生一幅墨宝，但是由夏瞿禅老师代为求得，尽管在后来出版的《决明馆手写日记》中，沙师还记有拙名，但当年沙师尚未及为我们授课，便调离浙大去省文管会任职，相互联系较少，自然未能为霍先生求得，这是十分抱歉的一桩事。
松林先生为我所写的横幅，是清代杭州诗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一首：
陶潜酷似卧龙豪，
万古浔阳松菊高。
莫信詩人竟平淡，
二分梁甫一分骚。
不数日，松林先生又寄来一帧条幅， 为唐代苏州人张旭所作：
隐隐飞桥隔野烟，
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冬日随流水，
洞在青溪何处边。
近人考证此诗实为宋人蔡襄作，此处不具论，仍按霍先生所言为张旭作。《全唐诗》收张旭诗作六首，此为其一。
霍先生为西北人，却接连书写江南诗人之作相赠，可见其对江南文化的热爱，这与其曾在南方求学的经历不无关系。松林先生所培养的弟子来南方工作者尚亦有人，并有些同志声称为霍氏门人与我联系者。
1994年春，曾有李君前来应试， 并持有霍先生手书， 信云：“闻今年招博，可喜可贺。”李君知道笔者于1991 年招收的两名博士生将毕业。当时是指导完一届才能再招，1994 年自然又要招生， 乃请霍先生推荐前来报考。李君对我说，他是松林先生的硕士生， 原欲继续跟霍先生攻博，但松林先生对他说“你是北方人， 到南方陈先生那里学几年，吸取一些南方的文化，对你一辈子有好处”， 于是他就前来应试了。当年我有3 个名额，在近20名考生中录取3 人， 李君为其一。但在3 年的教与学中，彼此都很辛苦， 总算在1997 年通过答辩，李君获得博士学位后回河北任教去了。
在送走李君后数月的1997年秋，有西安之行，乃得与霍先生再度聚首。此行乃应陕西教育出版社之邀，商讨古代小说评点丛书一事。早先他们来信、来人，希望笔者为他们主编一套古代小说评点丛书， 曾为他们订出“凡例”。当笔者于1996 年应北京师大陆善镇校长之邀前往接受兼职教授之聘时， 该社高安、廖广洲二同志又赶来师大新松公寓， 与笔者进一步落实作者。1997年又应邀赴西安商谈，出版社安排笔者下榻于陕西师大宾馆。师大中文系主任梁道理先生闻知，便热情邀约为师生做一讲座，次日又蒙赐饭，并请霍先生作陪。在师大期间，与松林先生有两次叙谈。
首先谈及的是滁州之会相识的友人情况，又重点问及李君学习情况，我乃如实相告。松林先生十分赞同我的做法，认为对博士生的指导在业务上、在做人上都绝对不能放低要求。
谈到此处，霍松林先生不禁又谈起当年在中大学习的往事，说当年名师很多， 如陈中凡、胡小石、汪辟疆先生。特别是说到汪辟疆先生时，霍先生感情有些激动，说当年清贫，难以维持学习，汪先生见其能诗，乃将他推荐给于右任先生，于先生也爱其诗作，乃从自己的薪金中每月拨出一些支援给他，才能读到大学毕业。松林先生再三说：两位先生的恩情，至今难忘！
由此，笔者便联想到40年代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也执教于中央大学， 当时中文系主任某氏与“汪辟疆先生有宿怨”，借故要“停发汪先生的救济金，迫使众人举手赞成”，但圭璋先生“独不附议”，并且“毫不畏惧”地说：“汪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决不举手！ ”一位老师得到学生如此的怀念和支持，定会感到无比欣慰。
汪先生早于1966 年病逝，唐先生于1990 年去世， 如今霍先生也已西去。他们当年的故事，将久久地留给后人深思。
三
冯其庸先生是江苏无锡人，出生于1924年2 月，长于笔者8岁。和霍先生一样，都是1949年毕业的，而其读书的学校则是由唐文治创办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该校名师众多，如王蘧常、钱宾四、钱仲联等都曾先后执教于此。该校培养的学生后来成为名家者亦甚众。笔者有幸与钱仲联先生共事6 年（1958-1964 年），经常从钱先生闲谈中知道一些国专的教学情况以及所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其中也提及冯先生， 但笔者迟至1983 年方得与其庸先生相识。
那一年11 月23 日至28日，在南京召开了“纪念曹雪芹逝世220 周年学术讨论会”。此会规模盛大，全国学者有200 余人与会。大会分成“曹雪芹家世生平”“曹雪芹创作道路”“《红楼梦》评论”“红学史和版本文物”“《红楼》文艺的创作和改编”等七个专题讨论组，每组有二三十人，甚至三四十人。冯其庸先生在“曹雪芹家世生平”组，在该组的还有周汝昌、魏同贤、徐恭时等；笔者被安排在“曹雪芹创作道路”组，同组有冯文彬、郭预衡等。当年，笔者主要的研究课题是吴敬梓和《儒林外史》，于红学很少涉及， 江苏红学会成立之初，虽被邀约，但并未加入学会，只是参加几次活动而已。虽然笔者曾应中州古籍出版社之邀，为他们校点过《红楼梦》，前两次印刷均署笔名，第三次印刷时未征求在下意见便以真名出之，乃通知他们从此不可再印，但这也是后来的事了。1983年的盛会虽也被邀请，由于忙于教学，未能始终与会，和与会的同道仅仅寒暄几句，未多交谈。与冯先生也有两次谈话， 自惭于红学素无研究，言论未敢放开。冯先生善解人意，便说：“你是研究《儒林外史》的，我是搞《红楼梦》的。这两部书都是极享盛名的小说，且产生的时代也相去不远，还是会有共同话题的。”以此解除我的窘态。
“红会”8年后，与其庸先生再次聚首，谈话就比较放开、深入，即是在1991 年匡亚明同志主持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会议6月27日报到，28 日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正式召開，7 月1 日结束。此会规模虽小于1983年的“红学会”，与会者仅70余人，但规格却远远高于“红学会”，与会者有多位海内外名家。匡亚明同志任学术委员会主席，成员有任继愈、吴泽、陈从周等，其庸先生也是成员之一；顾问则有冯友兰、苏步青、周谷城、赵朴初；与会的人士有李慎之、张岂之、安子介、丁光训、张岱年、汪德迈等，笔者也被邀为正式代表。
除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外，自由交谈的时间也较多。6月27日安排冷餐招待会，6 月30 日有纳凉晚会，7 月1 日又有宴会，还安排了半日游览，这都有利于代表们自由交谈。
这次会议有四部评传作为会议赠书，包括匡亚明著的《孔子评传》以及笔者的《吴敬梓评传》等。因此， 与本人交流的与会者亦颇有人。其庸先生也找我谈过几次，他说来宁之前，见到《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对我的专访《陈美林和〈儒林外史〉研究》（1991.5.7），知道笔者一些成果， 他说粗粗翻阅了会议赠送的《吴敬梓评传》，显然是笔者于1984 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吴敬梓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 待回京后再仔细研读评传。其庸先生更感兴趣的是笔者1989 年于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批儒林外史》。他说未曾想到多年未见有运用传统形式以新的美学观点来整理古代小说的著作出版， 而今却见到笔者所为， 并且在会议前夕已经三次印刷， 又在香港《大公报》（1990.6.4）和《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6.13）等报刊上读到对《新批儒林外史》一书的好评，这显然是研究新途径的开拓。同时，冯先生认为笔者将作家吴敬梓研究和作品《儒林外史》研究同时进行，相互生发，彼此互补，与他的研究路子相同。确实，冯先生在对作家曹雪芹和作品《红楼梦》的研究中，两方面都取得丰硕的成果，令人瞩目。
冯先生还问我，《新批儒林外史》已印行三次，是否准备修订？我坦言正在不断进行中。这是因为原先交稿时有大量的注释，发稿时因篇幅太大被总编主观决定取消， 其实详尽的注释正是“评点”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夹批和回评也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我说张文虎（天目山樵）曾四次批评《儒林外史》， 近人王伯沆也多次批评《红楼梦》，随着评点者的人生阅历的丰富、审美意识的更新，再评点也很自然。冯先生颇以为然。谈到此处，我便问：“先生是否有意评点《红楼梦》？ ”他说也有此考虑。会议结束前夕，彼此表示虽然分居在北京、南京，但不妨碍各自对清代这两部传世名著再做深入研究。
四
9年后， 又再次与冯先生相聚于南京。即是在2000 年5 月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戏曲史博士论文答辩时。其庸先生与在下同为答辩委员， 参加答辩者共有5名博士生（其中3 名是韩国前来攻博的），上午由冯先生主持，下午则由笔者主持。
此次相聚， 谈话时间不多，但也有所交流， 重点仍在“评点”。冯先生问我：“听说你在主编一套古代小说评点丛书，有这事么？ 如方便，请告知一二。”我说：“确有此事，但已告罢。”在拙作《新批儒林外史》出版的次年，南京开过一次全国出版家会议。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老总徐柏容先生与会，从会议上得到赠书之一《新批儒林外史》，便来舍间相访。徐柏容先生对拙作大加称赞，如同在他稍后出版的《书评学》中所言，评点这种形式久已不见人运用，认为“倘若以新的思想观点、新的审美意识”来评点，“还不失为一种好的、有特色的书评方式”。他并表示，但愿《新批儒林外史》的出版是评点式书评重新繁荣的一个好的开始。不久，作家高晓声来舍间索取《新批儒林外史》，说漓江出版社约请几位作家评点古代小说，约王蒙评《红楼梦》，约他评“三言”。当他所评的《三言精华》见书后，还来舍间相赠。在这种形势下， 陕西教育出版社先来函、后来人（编辑高安）约在下主持一套古代小说评点，再三热情邀约，不便推却。说到此处，冯先生问我《红楼梦》约请何人评点，便据实告知就请北师大一位搞小说的教授。但该教授因工作忙，一直未能交稿。后因该社总编换人，计划变更，已交稿的上海、杭州两位教授再三联系，笔者也不断催促， 出版社最后退赔了事，这一计划也就未能兑现了。冯先生问我《儒林外史》重批进行得如何，乃告知我的《新批儒林外史》已印行7 次，通知他们停印；重批本已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又反问其庸先生评点《红楼梦》有何进展， 他说正在不断修改中。此次短暂的交谈后，我的第二次批本、第三次批本，于2002年和2009 年先后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第四次批本，则由百年前出版过天目山樵批本的商务印书馆于2014 年出版了套红本。而冯先生的《冯其庸点评〈红楼梦〉》也于2004 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可谓是冯先生在北京、笔者在南京各自对清代这两部著名的小说进行评点。对我们这种尝试也有人予以关注，如2006年8月3日《社会科学报》还发表了周兴陆的文章《应该加强文学评点研究》， 文中说：“20世纪80 年代以来， 一些学者也在努力沿用评点这种传统文学批评形式而灌注以现代精神，如陈美林评点过《儒林外史》，王蒙、冯其庸、张曼菱等都评点过《红楼梦》。相信通过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评点这种切合国人审美心理和阅读习惯的批评方式，一定会在当代文化活动中获得新生。”
除了谈评点问题外，还谈及古代戏曲研究，因为此次活动内容是古代戏曲的答辩，其庸先生也对中国戏曲有精湛的研究，虽然他以研究《红楼梦》著称，其实有关戏曲的论著亦不少见。自从1991 年相聚以后， 彼此有较深的印象，所以其庸先生除了解笔者对《儒林外史》的研究以外，也注意到我在其他领域的涉猎。他说前几年见到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元杂剧故事集》，署名的拼音像你，后来又见到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牡丹亭》《桃花扇》的改写本，是中英文对照，署的名字确是“陈美林”，便问及何以有此作。我乃略略告知，50 年代在江苏师院执教时，为便于学生了解每部杂剧剧情，当时原著也较少，便将其改写为短篇小说；80 年代初，被江苏人民出版社王远鸿编辑见到，认为可以发表、出版，最先出版了《元杂剧故事集》，因为不是学术著作，便署了笔名。后被外文出版社文教编辑室主任周奎杰同志在图书馆见到，认为可以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便通过王远鸿同志与我联系上。我同意他们的计划，但她要求署真名，因向海外发行，为了扩大影响。此后，又出版了法、德等文本。至于几种传奇的改写，也是应周奎杰同志之约而为，其时她已调去新世界出版社主持工作，从此与她有多次合作。冯先生还提到我在《文学遗产》《文献》等刊物上发表的研究《女贞观》《玉簪记》《秣陵秋》《息宰河》等杂剧、传奇的论文，向我索取有关论著，并给我一张名片，将原先的通信地址“北京红庙”改为“通州张家湾”。隔了一段时间，便将出版不久的《清凉文集》寄去，此为笔者的论文自选集，约80 万字，其中选有戏曲方面的几篇论文；同时向冯先生求一墨宝，冯其庸先生也应我所求，写了一首自作的《题黄龙洞》诗：
人到黄龙已是仙，
劝君饱喝黄龙泉。
我生到此应知福，
李杜苏黄让我先。
从此， 虽然我数上北京，冯先生也曾南下，但都忙于各自的任务，未能再见面。
如今，兩位解放后最早毕业的先生， 在创造出丰硕的业绩后，均以高龄去世。他们的贡献无疑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后人自当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