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归侨、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退休教师朱振猷的原籍在海南省东部琼海县博鳌镇莫村。1931年11月27日，他就出生在这里。海南岛的沿海居民，“靠海吃海”，成天念“海经”，跟大海打交道，自然跟海有着深厚的感情，也向往大海远处的地方，产生探索外部世界的欲望。风光旖旎的琼海博鳌，由于举办“博鳌亚洲论坛”而声名大振，如今已成为国际知名的会展、旅游、度假胜地。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却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因为“三座大山”的压迫，民不聊生，才会有人揭竿而起，出现了“红色娘子军”那样的革命队伍，才会有人背井离乡出国谋生，形成了遍布五洲的琼籍华侨。
朱振猷6岁时，跟随父母出国谋生，落脚在赤道附近的岛国新加坡，居住在努米芝律，成为琼籍华侨的成员。
作为一个国家的新加坡，拥有大大小小50多个海岛。作为一个首都城市的新加坡，其实是该国众多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岛屿（比海南岛则小得多）。新加坡资源匮乏，但转口贸易、金融服务和航运等却相当发达，是传统的经济基础。本来就熟悉大海的朱振猷一家，到了新加坡以后继续“靠海吃海”。父母筹钱买了一艘帆船，雇了几个帮手，搞起了航海货运，借以养家糊口。航运是很多华侨谋生的手段、发家致富的途径。对于朱振猷父母来说，从事航运这种高风险的行业，其实也是无奈的选择，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他们不畏艰险，成天在大海里跟风浪搏斗，甚至远航到印尼、泰国和缅甸等国家。苍天不负有心人。父母的航运事业搞得比较顺利，付出的辛劳有了回报，家庭经济状况不断改善，一家人过上了富足的日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于1942年2月15日占领新加坡。朱振猷一家及姨父一家在沦陷前夕，乘坐帆船离开新加坡，到印度尼西亚的丹绒巴来避难，逃过了日寇以“大检证”为名的大屠杀。丹绒巴来是小地方，虽然也曾被日军占领，但没发生像新加坡那样大规模的屠杀事件。不过遭日寇欺辱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朱振猷的父亲就曾被日本兵殴打。敌寇的凶恶嘴脸还是给少年朱振猷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朱振猷的父亲才携家人返回新加坡，重操旧业，以航运为生。
朱振猷在新加坡接受教育，上小学是在中星小学，上中学是在南洋华侨中学。后者是陈嘉庚等爱国华侨创办的，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都很有名气。上学期间，朱振猷通过报刊和广播，了解到许多关于祖国的信息。他经常阅读《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南侨日报》等华文报刊和《海峡时报》等英文报刊。眼界豁然开阔，思想趋向进步。对于祖国的感情也步步深入，由模糊到了解，由了解到热爱，由热爱到向往。1950年，朱振猷以优异的成绩从南洋华侨中学毕业。在毕业纪念特刊上，朱振猷留言：“5年来，给我与最大的启示的，是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在苦难中行进的;惟其在苦难中能够行进，才表示出中华民族力量的非凡。”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已经占据青年朱振猷的心灵了。
南洋华侨中学刚毕业，位于新加坡樟宜的民众学校随即聘请他去任教，薪酬丰厚（每月有180元），工作稳定，生活舒适无忧。这正是多少华侨青年梦寐以求的。而此时父亲辞世，母亲和姐妹都指望他挑起家庭大梁，全家留在新加坡发展。但是，朱振猷工作了一年多，心却安定不下来。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遍了东南亚。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内心深处对祖国的向往之情被激发出来。“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朱振猷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
“回祖国去深造！学好本事，建设祖国！”朱振猷思想上有了明确的答案，行动上有了明确的方向。1952年6月，他义无反顾地辞掉教师工作，带领母亲、姐妹和外甥女离开新加坡，回到了祖国。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当年，朱振猷参加高考，录取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水暖系。而家庭其他成员，则回到海南原籍当了农民。
在哈工大读了一年书，朱振猷又面临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选择。当时国家建设急需“短平快”人才，学校号召学生转读专科，以便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出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初衷，朱振猷响應上级号召，提出转学。放弃本科转读专科，对他个人来说，这又是一次义无反顾的选择。哈工大的教务长马大猷先生曾跟朱振猷谈话，叫他“慎重考虑，不要急于做出决定”。但朱振猷却痛痛快快地说：“我愿意转学。”于是来到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前身），攻读金属切削加工专业。这个选择意味着个人利益会有所损失，至今还有不少人无法理解。可是，朱振猷却认为“顺理成章”，理由很简单，就是“祖国需要”。
朱振猷同其他华侨学生一样，在学习期间时刻关注国际国内形势。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在印尼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美蒋特务处心积虑进行阻挠、破坏。4月11日下午，乘坐参会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航行中爆炸坠毁，经查系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在机上置放炸弹所致。遇难人员包括中国、印度等5国公民，其中有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3人、记者5人。噩耗传来，在晋学习的归国华侨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发出强烈抗议。太原工学院朱振猷等13名归国华侨学生在报纸上发表抗议书《愤怒抗议美蒋特务的谋杀罪行》。抗议书说：“正当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期待亚非会议的召开，并在为印尼华侨有机会看到祖国的亲人而庆幸的时候，听到了美蒋特务分子以极端卑鄙无耻的手段谋杀了我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及新闻记者的消息。这消息点燃起了我们心中的怒火，我们为石志昂、沈建图等十一位烈士遭到和平敌人阴谋杀害不幸牺牲感到深切悲痛，我们更对美蒋特务分子的血腥罪行感到无比的愤怒！……对于美蒋特务分子的卑劣罪行，我们已经目睹耳闻得太多了，我们无法找到恰当的字句来表述我们对他们的憎恨和激愤，因此我们完全支持我国外交部的声明，并决心以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来表示我们衷心支持我国代表团即将在亚非会议上为远东与世界和平而作的斗争。”
1955年月，朱振猷从太原工学院毕业，满怀热情走上工作岗位，实践“学好本事，建设祖国”的志愿。他先后在孝义中学、汾阳师范、汾阳一中、榆次一中当普通教师，教过化学、物理、几何、代数、英语等课程。当时，留在省城大工厂里当技术员，被大家公认是能够“学用一致”的理想工作;而被分配到县里当教书先生，则带有不被重用的意味，起码是用非所学。但朱振猷心里却很坦然，觉得当教师也是国家需要，是很神圣的工作。他只看国家需要，不计个人得失。就像一首歌曲里唱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在学校里无论教什么课，他都认真应对，游刃有余。他自讥是“万金油”，师生们却说他是“多面手”。
1957年，朱振猷在汾阳结婚。妻子任崇莲是山西孝义人，曾经是他的学生，后来调到太原重机中学任教，而后又到太原半导体厂当工人。从此朱振猷在黄土高原上的奋斗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一个“组合”。妻子与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一路走来，尝遍了人生的甜酸苦辣，不离不弃，无怨无悔。他们共同养育了4个孩子，也成就了朱振猷报效祖国建设祖国的理想。
1976年，朱振猷调到太原冶金工业学校（今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前身）任教，直至1991年退休。他主要教授“机械制造”“金属工艺”等课程，终于把高校学习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了。他曾带领学生实习，几乎跑遍了山西所有大型机械加3232厂。除了专业之外，他还担当英语课程的教学，这得益于他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所受的教育：当时除了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用中文授课以外，其他课程全部使用英语。另外，还得益于他的用功自学。他为了教好英语，刻苦钻研，翻破了几本英汉词典;每天坚持阅读英文版《中国日报》，甚至搜集了上千条英语谚语、格言，名人名言，研究它的内涵和用法。
对待工作，朱振猷一贯是勇挑重担，迎着困难上，经常是自己给自己加压，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同时，干一行爱一行，繁重的工作不仅不会使他感到厌倦，反而觉得乐在其中，越干越有劲。很多人敬佩他，夸他：“像雷锋一样，是一颗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光的‘螺丝钉’。”
爱生如子，是朱振猷作为教师的最大特点，也是他一贯的作风。在教学上，他采用的方法是启发式，尊重学生，注意发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仅教学生如何掌握知识，同时教学生如何立足社会，如何对待人生。在生活上，他像亲人一样疼爱学生，像朋友一样关心学生。担任班主任期间，经常深入教室、宿舍，问寒问暖，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动态。发现学生有实际困难，及时给予帮助。学生学习外语缺乏资料，他亲自为他们录制教学磁带;学生生病不能上食堂，他亲自在家做饭送到宿舍;学生借书不方便，他亲自到图书馆代借……有个内蒙古籍学生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愤恨难平，情绪异常，多次提出退学要求，要回老家“为父报仇”。朱振猷了解到他的遭遇，多次找他谈心，对他家庭变故表示同情并给予帮助，同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积极做家属工作。劝他应该相信政府，而不要冲动去做傻事;同时请有关人士给他普及法律知识，引导他通过法律渠道来处理纠纷。这位学生终于从“复仇”冲动中解脱出来，情绪稳定，坚持学习。毕业后顺利走上工作岗位，不仅通过法律诉讼使案件得到满意的处理，还自学法律，通过刻苦努力，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一名律师。他十分感谢朱振猷在关键时刻给予的帮助，有一次来太原，专门从老家带了一筐土鸡蛋登门致谢，说：“当年不是你及时开导我帮助我，我哪有今天！”
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放宽了对公民出境出国的限制。不少在山西定居的归国华侨、特别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归侨，纷纷申请出国出境。有的回不了原来的侨居国，就居留在香港、澳门等地。朱振猷有两个回国的华中同学，也赴香港定居了。朱振猷的大堂兄也在1980年从国外来信，说：“久未通讯，得知贤弟已在山西成家，至感欣慰。弟回国多年，已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现在可以放心出来，以期日后过更好的生活。……”以朱振猷的条件，他完全可以变成一只东南飞的“孔雀”。可是他却不改初衷，没有听从大堂兄的劝告，依然坚持扎根山西继续奉献。他心甘情愿当一只永远扎根栖息在黄土地的“褐马鸡”。
1982年7月，朱振猷的姐姐姐夫来华观光。朱振猷到北京会亲。阔别30多年，欣喜万分又感慨万端！姐姐再三邀请他带家属到国外去探亲旅游，并表示要带他的儿子到国外发展。朱振猷婉言谢绝了。后来他送三儿子去参军，在部队儿子进步很快并人了党。
后来，朱振猷应三姐之邀，赴新加坡探亲旅游。故地重游，心生诸多感慨。新加坡独立后发展迅速，经济繁荣，人民富庶，已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昔日旧貌几无踪迹可寻了，代之以现代化的建筑设施。但南洋华侨中学的一些标志性建筑依然保存，朱振猷特地到校园里照了几张相，算是一种怀旧吧。亲友中大都成为中产阶级甚至富豪。他们说：以你的才华和能力，你要是留在新加坡发展，肯定更好。他微笑说：“这大概就是命吧！”人各有志，路是自己走的。当年回国是自己的选择，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是不会后悔的！
1985年，朱振猷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归侨、侨眷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但在极左路线横行时期，归侨、侨眷遭受歧视、打击甚至迫害。他们当中的优秀知识分子想要入党难上加难。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后，党的侨务政策逐步贯彻执行，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入党问题开始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通过各种会议和下达文件，再三强调要克服极左思想影响，把归侨侨眷优秀知识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在这种形势下，学校党委把朱振猷入党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党委负责人亲自找他谈话，了解他的思想状况，得知他早有入党愿望，由于政治原因只好将美好愿望深藏心底，而埋头苦干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现在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朱振猷入党再无任何障碍，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朱振猷把入党看作是自己一生中最光荣最值得珍惜的事情，也是他多年奋斗的最崇高的成就。从此后，他政治信仰更加坚定，奋斗目标更加明确，热情更高，干劲更大，所有的才干均得到更大程度的施展发挥。
1991年，朱振猷从太原冶金学校退休。他是地地道道的“退而不休”。退休后曾被学校返聘教英语。他先后担任过学校离退休党支部书记、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副主任、街道议事协商委员、学校离退休党支部支委等职务。有人给他介绍职业，有人邀请他去带课，家属也希望他收几个学生教授英语增加一点收入。但他没有去做。他考虑的不是自家经济利益，而是考虑哪儿需要。他曾在学校收发室里帮忙，数十年如一日，不拿报酬。有一次发现一批可疑信件，高度警惕，向学校反映，及时处理。他还揽了一些如辅导英语、翻译资料之类的活，当然屬于“义工”，不取报酬。
朱振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一名爱国华侨的赤子情怀，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党和人民也给他许许多多的荣誉。据粗略统计，30多年来，他数十次获得表彰奖励，几乎年年受表彰。称号有“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其中得到高层次的表彰有：1985年，被太原市劳动竞赛委员会评为太原市劳动模范，由太原市人民政府授予;1985年，被评为山西省优秀教师，受山西省人民政府表彰;1986年，被评为全国冶金教育先进工作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工业部授予;1999年被评为山西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受山西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表彰;2008年，被评为山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受山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省委老干部局表彰;等等。他获奖次数之多，在山西侨界是罕见的。每次奖励，都是党和人民对他无私付出的肯定和褒扬，也是他报效祖国的见证，是他一步一个脚印向前奋进的记录。
朱振猷的人生跨越是如此之大：从外国到中国，从大海到大山，从南方到北方，从红土地到黄土地。多少年来，由于当时的可以理解的种种客观原因，他思想上曾经迷惘过、困惑过，但他有一条最根本的信念不曾动摇：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矢志不渝，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在党的教育和关怀下，经过艰苦的思想磨练，他终于战胜了自我，实现了人生的几次大跨越。
山西侨界曾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征文”活动。朱振猷踊跃应征，文章的标题叫《信念》，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我无怨无悔于当年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