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到自己周围的不公，也才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你的不满和我的不满相互激荡，才会产生群情激昂的革命情绪；不仅人民的追求目标随着生活改善水涨船高，而且人民确实看到了实现目标的希望，才会踢开一个在他们看来改良步伐迈得不够快的政权。
总之，1789年发生在法国的大革命是因政府改良未能满足人民的期望值而发生的。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不像中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那样，因为要吃饭才揭竿而起，也不像刘邦那样面临渎职死罪，走投无路才举起灭秦大旗。法国革命的时候既没有饥荒，也没有暴政，政治专制在不断弱化。
路易十六有点像光绪，是一个温和而进取的“明君”，但革命恰恰在他任内发生了。中国维新失败了，最终导致革命，其间也隔了13年；法国没有慈禧，保守势力似乎相当分散，开明君主推行的改革进行得相当顺畅，但是革命不仅照样发生，似乎还来得更快。托克维尔把这个道理解释得很精辟：
正是在法国改良最成功的地方，大众的不满情绪最高涨。这看上去好像不合逻辑，但是历史上却充满此类似是而非。革命并不总是在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时候发生。恰好相反，往往在人民长期受专制压迫却不能抗议，而突然发生政府放松高压的时候，人民揭竿而起。因此，革命所推翻的社会秩序几乎总是比此前的更好……人民之所以耐心忍受如此之久，是因为社会看起来不可救药；一次苦难看起来忍无可忍，是因为人们觉得有可能消除之……人民遭罪更少，但是他们的感觉加剧了。在其登峰造极的时候，封建统治激发的憎恨还不如在其行将灭亡的前夜更多。和路易十四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相比，路易十六一点芝麻绿豆的任意滥权会产生更多的愤怒。
在这里，托克维尔呈现的是法国革命的发生心理学。如果说马克思是标准的现实主义（realistic）学派，那么托克维尔和韦伯都应该属于理想主义（idealistic）阵营。当然，这样说并不准确，也容易引起误解。这当然不是说托克维尔和韦伯本人有什么理想，或认为理想在价值观意义上很重要，而是说他们都重视理念、信仰、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反对经济或物质决定论。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宗教》是这方面的杰作，旨在论证社会进步的因果规律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信仰、制度、习俗等“上层建筑”，或后者仅对前者发生微弱的“反作用”，而是恰好相反——信仰与制度决定了特定社会是否可能发生现代工业文明。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属于实证学派，只是对决定社会过程的主要动力变量定位不同。
就和笛卡尔革命将哲学持续引向唯心主义一样，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分析也独辟蹊径，开启了政治与社会心理分析学派。
没有人否认，人是主要受利益驱动的理性动物，但看似“客观”的利益是通过人的认知才发挥作用的，而认知带有一定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并受制于特定社会的历史情境之影响。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利益只是外因，人所识别的利益及其产生的心理反应才是驱动行为的内因。
在这一点上，心理分析学说确实比一般的现实主义更为精细，对于中国当代改革的警示也远比“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拐点”等语焉不详的经济决定论更有针对性。同样是贫富差距巨大，但是这一现象在中国或在印度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进而造成全然不同的社会效果。
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前景，更需要探索的或许不是宏观经济、社会分层等客观走势，而是这些客观因素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微妙变化，以及主客心理因素相互形成的互动机制。
作为一场“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恰恰是在改革似乎卓有成效的时间段发生的：“人民为前所未有的幸福前景所眩晕，现在却似乎近在咫尺，因而对已经发生的真实改良视而不见，却迫不及待地恶化事态。”这个现象不能不引起中国改革者的警觉。
中国改革是否存在同样的情况？目前中国社会弥漫的悲观和不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人民的期望值过高，还是社会现实确实不容乐观？这些问题都有待在中国现实语境下进行更仔细的反思和探讨。
二、秀才造反，败事有余
普罗大众的期望值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产物，而制造期望当然是文人或“公知”的特长。中国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是法国“秀才造反”还真的造成了，只是后来的进程完全事与愿违，一场理想主义共和革命很快走向血腥暴力。
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不足为怪：“虽然发动革命的是民族中间最文明的阶层，贯彻落实的却是最没有教养和最无法无天的混混们。既然温文尔雅的精英成员早已形成我行我素的习惯，既不能统一行动，也不联系群众，后者从一开始就成为事件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