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为两点：一是章草复兴下对于高古奇崛的追求，二是取法二王书系而形成的空灵洒脱的风格。
（一）近现代章草的复兴
高二适的书法成就其一就体现在章草书中，关于他为什么选择章草这一古体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当是时代背景使然。
1.章草复兴的时代背景
帖学发展至清代已有千年之久，随着乾、嘉时期金石学、考据学的兴起，“帖学”大坏、“碑学”大兴已成定局。“扬碑抑帖”是大势所趋，因而北碑、篆书、隶书得以复兴，草书式微也是必然结果，章草这片古老的土地几乎无人问津。清末，以碑派为主流的发展方向开始发生改变，出现碑帖结合的大潮。直至近代，古书迹相继出土，一方面作为碑派书法的补充拓宽了碑派书家取法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在消解着书家固守观念的碑帖之分。而章草的复兴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在当时，师法民间写手的简牍已然成为风尚。侯开嘉先生认为，简牍书法自身具备碑帖的双重属性：一是其书法时代远古，自然是书家取法的对象；二是其为墨迹，能让人了解古人书写的真实状态。这两点打通了碑帖不可融合的界限，为碑派书家学帖排除了心理障碍，碑帖融合乃大势所趋。
章草复兴可视作碑帖结合的延续，近现代碑学背景为章草这一古老的书体注入新的生机。推动章草复兴的另一重要因素即物质因素，就是书家对于资料的掌握。
2.印刷业推动章草复兴
印刷技术的兴盛带动章草的复兴。在古代，极少书家有幸见到法帖墨迹，书家多通过《急就》《月仪》等刻帖习章，然刻本多舛误，难传神。“徒以时代屡变，几经丧乱，传写错讹，避讳更易，又无善本良师以厘正之，而章草之学，逐渐形晦滞矣。”卓定谋先生此言切中要旨，对于章草不兴分析准确。书史上最明显的例子即是元人学章草。客观条件限制了元人对章草的理解，而近现代书家的优势则是对大量资料的掌握。高二适曾言：“己亥大暑，时际酷热，余忽发愤搜求《急就篇》颜王注本……《流沙坠简》、汉隶书《急就》残简之考释、张凤《汉晋西陲木简乙编》、汉残简隶书《急就》之辑录，及李滨氏《玉烟堂帖考》本诸书，又益以元人赵孟烦、邓文原章草影印本……”可见这些资料对于当时的文人书家来说更加容易得到，科技的进步从侧面推动章草的复兴。
（二）早年交游与取法二王
与同时代的章草大家相比，高二适先生有自己的特色。时风趋向于碑帖结合，沈曾植、王遽常、王世镗等诸家皆属此类。而高二适另辟蹊径，取法二王大统与章草结合，形成高古奇崛、空灵洒脱的风格。关于其取法二王一系，应追根于其早年的交游。
1937年二适先生人川，供职于国民政府立法院。在重庆的八年是其书法重要的转型期，与众多文人书家的交游奠定了其之后的书法取法方向。在重庆，高二适在监察院工作，还经常与其他文人互赠诗文，以文会友。其中与沈尹默、潘伯鹰的交往对高二适影响最深。二人的书学思想影响着二适先生的书学观：即以唐人为桥梁，直追晋人，师法二王一系。沈先生甚爱唐人书迹，他在《学书丛话》中谈到：“二王墨迹，世无传者，不得不在此等处付消息。”此语就是他通过唐人，直追晋人的实证。而高二适对沈先生的观点亦推崇备至，从他在题跋中的观点可见一斑：“学书由唐太宗、高宗人手，便可上窥二王，无事李（邕）赵（孟頫）以下矣。”（《晋祠铭》题跋）图1为二适先生临习晋唐法帖，从临作来看，二适先生的确对晋唐法帖下过大功夫。高二适早年在重庆的交游，对其日后归依“二王”起到关键的作用。
在章草复兴的大背景下，高二适选择章草作为自己的主攻书体，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取得巨大的成绩。其书法风格中高古奇崛正是来源于章草。而在重庆的交游中，深受沈、潘两位先生的影响，形成其留心唐人直追晋人，取法二王一系的书学观。其书法中洒脱凌厉，空灵飘逸的气象亦来源于此。
二、高二适草书风格
通过对高二适书法风格成因的分析，可得出他风格来源是以章草为筑基，融二王一系书法为一炉，而形成独具一格的“四体书”。本节意在以对比和类比的方法，通过与古今书家的书风对比，分析其艺术风格，归纳其艺术特色，阐述其书法成就。
（一）与王遽常的对比
在当代章草书家中，高二适先生与王遽常先生为两员“骁将”，他们在章草领域获得很大的成就，但是两位先生的书法风格却是大相径庭。从图2和图3两幅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两位先生书风的差异。通过与遽常先生的对比，突出各自的艺术特色，以期对二适先生的艺术风格进行独特视角的分析。现从学书取径，创作追求，艺术风格三方面进行粗略分析。
王遽常先生自幼学书，十四岁左右学欧，十七岁转学《爨龙颜》，并读《广艺舟双楫》，期间师法《爨宝子》《张黑女》《张猛龙》《龙门二十品》，并练习檗窠书。1920年夏，王遽常先生受寐叟先生指导，遂肆志专攻章草，中年后，先生又精心研究汉与魏晋简书，并在大篆和汉碑上用工尤勤。可以看出，王遽常先生书法取法主要为碑派一系与章草，而二适先生学书取径已在上文阐述，主要是取法二王一系书家与章草相结合。
两人在创作追求上亦有不同。王遽常是遵照寐叟之言“毋走常蹊”，具体的引导便是“学章草需从汉隶出。”潘良桢在《复旦名教授，一代大书家》一文中说：“遽常先生曾经长年坚持以草篆记日记，意在融篆隶于草书之中，是一种艰难的探索。”可见遽常先生写篆隶意不在篆隶，而是欲拓展章草取法之领域，写出独特的韵味。二适先生曾写道：“我兹泼墨满江南，章今草狂夙所谙。”其豪迈的气魄中已透露出其创作追求。他还在临习《急就章》中提出：“力求参钟太傅《宣示》《力命》《荐季直表》诸帖隶楷体式。盖钟、黄书均自古隶出，既不似右军之变为今体，则其相同处有同途共轨者矣。”此语亦表明他的创作追求：将章草之奇崛朴拙，今草之秀妍灵动，狂草之恣肆飞动融为一炉。在创作追求上，王遽常欲写出篆隶笔意，高二适欲合章今为一体。
在艺术风格上，两位先生在笔法、结构、章法上表现均有极大反差。如图4王遽常手稿，此帖用笔沉厚以按为主，绵密朴拙，有浓郁的金石气。在结体上，字法极其丰富。书家多取刻帖字形如《急就章》等，而苦于可用、可变字形极少。遽常先生扩大了章草取法之领域，他精通文字学，又善于融会贯通，上至三代文字下至断简残编，皆能融人他独特的草书字法，人言王遽常草法奇诡，实不知先生下笔有源。章法上，遽常先生不取欹侧，而是取轴线中正，整篇基本字字独立，极少牵连，取一种碑版的高古郁勃之气，而非简牍的妍美流利。与遽常先生相比，高二适更加注重帖学意韵。如图5，二适先生用笔恣肆，易见其性情，运笔以提为主，有铁画银钩之态。在结体上，二适先生一反章草的平正与横势，多取欹侧之姿且喜将字形拉长，揉人自己的结字特征。字法亦不纯用章法，多参行楷、今草以及狂草之体，自由多变。章法上，二适先生与遽常先生恰相反，字间多连带，行气洞达，大小、轻重一任自然，各体相杂，整篇呈现的是其狂放不羁的性情和灵动流走的帖学遗意。
通过与遽常先生章草书创作的比较，我们似可得到这样的印象，由于书学筑基不同，创作追求不同必然出现创作上的分野。二适先生取法二王一系，得帖学之妙，平生致力于融草、章、正、行为一体，晚年创作出“四体书”。高二适生用笔灵动，以提为主，笔势跳跃跌宕，动感极强；在结体上，其独特的结字习惯贯穿始终，字形多欹侧且故意拉长，左低右高，大小多变，字法亦不纯用章法，时用行楷、今草以及狂草之体，自由多变；章法上，二适先生书作尤见其性情，行间错落，纵意挥洒，狂放恣肆。相比之下，二适先生可归人帖学之列，遽常先生应入碑学之堂。遽常先生追求是高古之气，为上溯之路，二适先生着意与性情挥洒，为求新之途。
（二）对宋克的继承和发展
在古今章草大家中，宋克与高二适无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适先生对于宋克是最为推崇的，其“四体书”亦是脱胎于宋克的书法。现将两人书法作类比，通过分析两者艺术风格的细微差别，以便进一步得出高二适先生对于宋克书风的继承和发展。 二适先生对历代章草大家皆有学习，其中对宋克书风取法尤多。尹树人先生在回忆录中记载，自51岁至63岁这一阶段，二适先生大量临习章草法帖，对于宋克用力尤勤。图6即为二适先生意临宋克融章、今、正书为一体的《书谱》。不仅如此，二适先生自创“四体书”与宋克渊源甚深。但是，师法宋克不是高二适的最终目标，二适先生有着更远大的抱负。即打通书体之间的界限，以古老的章草为基，下贯今草、狂草，甚至正书，熔多种书体于一炉，创造出一种新的带有二适先生烙印的书体。
余绍宋先生曾言：“一幅中杂作数体，其例发自仲温，而后人鲜敢为之者，非数体俱精不敢为也。”余先生一句“数体俱精”道破天机，二适先生以其深厚的书学筑基冲击着书史上最大的挑战，亦是继承宋克的抱负。图7草书《进学解》是宋克生平力作，此卷带有典型元人章草的烙印，整篇跌宕起伏，前半部分较平和，稍显拘谨，后半部分更恣肆，挥洒自如。整篇融合章、今、狂三体。宋克此篇用笔刚劲有力，显清刚之美，多师法大王与老米；结构严谨，有大王“秀妍”之态、老米“欹侧”之势。图8为二适先生写给章士钊的信，将隶、行、草、真四体间杂，融为一体，用笔灵动，结字多变，通篇气息高古，形式丰富。
由此不难看出，高二适此稿是兼有草、隶、行、真四体的元素，明显混合程度超过宋克，增加了难度。在用笔上，高二适也比宋克更加丰富，宋克用笔清刚严谨，多以楷意人草，受元人影响较为明显。不同的是，高二适用笔更加恣肆，手底笔意包罗万象，有章之奇崛，楷之妍美，草之狂肆。在结构上，高二适的个人风格更为突出，他把字形整体拉长，个别字形内撅明显，丰富章草捺脚的变化，轻重和节奏都恰到好处。在章法上，宋克多留意行气连贯，而横向的呼应不是很丰富。高二适则更多留心于空间上，在墨色变化，大小的对比、用笔节奏等处理上手法更为丰富、多元。通篇观之，高二适比宋克多了几分“虚和”，似连实断，似断而非连，增加了艺术表现力。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高二适对于宋克的创新，他在宋克“混合体”的基础上，融合书体广度方面进一步扩展，用笔更加洒脱恣肆，结体更加自由多变，表现形式愈加丰富多元，通篇章法与宋克相比，高二适主要增加了方折的笔意，且波磔使用更加多变和谐，且着意与性情的挥洒。
三、高二适的理论成就
除在草书领域的成就外，高二适先生在理论方面的成就也硕果颇丰，现从“兰亭论辩”和《急就章》考证两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一）“兰亭论辩”中的突出贡献
众所周知，《兰亭论辩》使得二适先生名声大噪，享誉南北。参加“兰亭论辩”是二适先生一生最重点的转折点，在这场论辩中，先生以一己之力为书坛做出的极大的贡献。因此回忆那段历史，重新整理先生的思想也是了解先生艺术成就的重要手段。
“兰亭论辩”由郭沫若的一篇文章而起。他发表的一篇名为《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的文章，自此揭开了“兰亭论辩”的序幕。郭的主要观点为：其一，王羲之的书体应同“王谢”等东晋书家的刻石书体相近，如南京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图9），带有隶意。郭沫若还断定《兰亭序》是智永伪造，非右军书。其二，断定《兰亭序》其文非右军所作。《兰亭序》天下第一行书的地位被郭沫若彻底否定。此文一出，学术界、书坛为之震动，但迫于政治上的因素，大多数人不得不表示赞同。
生逢乱世，唯有二适先生，不畏强权，仗义执言，毅然作《（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对郭氏的观点进行辩驳。其主要观点如下：其一，剖析此序中“丑”“水”等字，得出右军其书含有隶意。又通过书论证明王羲之所在的时代存在行书。以此来说明，东晋时代《兰亭序》这样的行楷书风格已然流行。他认为《神龙本》乃褚河南所作而非智永和尚。其二，刘孝标所注《世说新语》中引用的《临河序》之篇章，应当是由王羲之《兰亭集序》原文删节转移而来。《临河序》为刘孝标随意加上的别名，所以不能以此推翻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名。高二适以此观点来反驳郭沫若关于《兰亭集序》原文非右军所作。
20世纪70年代，郭沫若再次作文，将论辩推向高潮。郭认为晋人书《三国志》为隶书体，以此类推晋写本都必然是隶书风格。因此他再次断定晋代所使用书体都为隶书体，王羲之所在的时代绝不可能出现带有楷或行风格的字体。此时的高二适先生据理力争，再次撰文《（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遗憾的是，为政治形势所迫，各杂志出版社都不愿发表此文，直至1982年，此文才重见天日，此文论点如下：其一，文章开篇对郭沫若所言“晋人只有隶书”予以反驳，他首先引用书论中对于王羲之善真、行的相关记载以及参照晋人传世书迹和二王家族法帖来印证王氏父子与晋人所书写的字体有真书和行书。其后他又举例出土实物前凉《李柏文书》（图10）来证实晋代之时，已经有行草之书面世。批驳郭沫若、李文田、包世臣等不尊重历史事实真相，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片面看法。同时再次反驳于郭沫若所言《兰亭序》为智永伪造。其二，对怀疑文章真实性的再辩驳。二适先生查阅《晋史——王羲之本传》，此书所引用的是《兰亭序》全文。以《晋史》的权威性来反驳其小道文章的不可靠，况且《兰亭序》为世之珍宝，深藏皇宫大院，外人很难见到，再次印证古人写注评多有删加之嫌，以此反驳刘孝标所注增删变易不可信。
“兰亭论辩”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该论辩的意义和影响前所未有，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如此高质量、有深度的书法学术讨论，它使得传统书法艺术一时间成为学术的焦点。其二，是对帖学回归的一种响应。此次“兰亭论辩”把帖学的代表之作《兰亭序》推上了书坛争论的高峰，人们在关注《兰亭序》的同时，也推动了对帖学的研究，有助于帖学的回归。其三，高二适以自己坚毅的品格与深厚的学识将此次论辩推向高潮，他不仅为“兰亭论辩”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也为当代书法的发展和学术风气的纠正作出巨大贡献。
（二）《急就章》考证的成就
历经数十寒暑，高二适终于倾心血著成《新定急就章及考证》，此书可谓是近现代章草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高二适对章草书研究的全部精华，其中对章草书的见解值得我们这些后辈钻研学习。
高二适在《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序中写到：“然今草已渐成恶札，考其原因，实章法之久不广传也。”高二适认为学习草书一定要从章草中去寻找真谛，只有学习章草才能做到不失用笔精髓。高二适的观点是学今草要从章草人手，他提出师法钟繇、皇象，因为钟、皇所书含隶意，较之大王妍美清俊的风格有很大距离，所以学习钟繇与皇象所书，才能下笔古拙沉厚，不落尘俗。先生在其《论书诗》（图11）中也体现了相同的观点，如诗中提到：“我本主草出于章，张芝皇象皆典常。”此句也支持了他学草先通章的书学观。他批评宋人对章草关注不多，因而宋人书法缺乏高古之气，二适先生所指高古之气，即是章草那种古拙沉厚。由此可见，他所崇尚草书的学习应该先学习章草，由章草方能得古人之奥妙。这与其书法实践历程有着相辅相成的联系，高二适对皇象《急就章》颇为痴迷，终生临摹不倦，他对于钟繇楷书更是爱不释手，只要是钟繇的法帖，无不精研细摹。
对于草书的研究，高二适也有其独到、敏锐的感知，尤其是对章草的钻研和探索，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远见的：“章草坠失已有一千六百余年，若不及今整理，恐遂湮灭。”章草脱胎于隶，作为古老的书体，早已退出实用的舞台，唐以前章草尚有传承，唐以后章草书少有人问津，元代虽有复兴，有赵孟頫、宋克等章草书大家为章草的研究做出贡献，但也掩盖不了章草书没落的趋势。章草书的研究陷入困境，很多人对章草书的临习停留在宽泛的字迹临摹，对章草书的释读成了一道难题。再加上年代久远，失于考证，多有舛误，章草的研究和创作更加陷入困境。高二适敏锐地发现这一点，因而埋头钻研章草书学，《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这一鸿篇巨制才得以诞生。这是一种对文化传承的担当，其敏锐的眼光，务实苦干的治学态度应是我辈学习的榜样。
高二适在《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书既藏事，辄用真行草书四体书之，并亲用竹木简之笔法，藉证我国文字书史，自汉魏以迄于近日，已揭破抱残守缺之旧观，而豁然成就一日新月异之局势。”此语在其书法实践中表现尤其突出，他以章草为筑基，杂以诸体，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学古而不泥于古，敢于打破古人规矩，成自家一体，这正是高二适一生的抱负所在。
《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对章草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该书旁征博引，考证详细，释正精确，字字珠玑，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对于此书，高二适可谓呕心沥血，收集关于《急就章》的各种版本以及相关出土文物、各种书籍资料不计其数，查缺补漏，修正舛误，逐一考察取证，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对《急就章》的考证，是一项极其深奥的工程，首先要有深厚古文字功底，擅长训诂学，通六书要旨，同时又能对上古书体传承转变有着清晰的判断。这对于任何一位学者来说，都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高二适不畏艰辛，以深厚的学识和钢铁般的意志完成这项艰巨的挑战。为后世习章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意义非凡。
其二，《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不仅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其所体现出的艺术价值同样值得人们去珍惜。观此手稿，真、行、篆、隶、草诸体杂陈，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这得益于高二适深厚的学养以及对传统书法的深刻领悟，此手稿用笔精到，一点一画之典范，由心而发，书写随性情流露自然展开。结字一任自然，各体相杂，灵活多变，观其全篇，气息典雅，有浓郁的书卷气，是继《书谱》后，又一艺术与学术的完美结合。
四、结语
高二适先生的书法成就注定他将名留书史。在草书上，二适先生有着远大的抱负，他欲打破书体的界线，将章、今、真、狂合为一体。面对书史上最大的挑战，他不谓艰辛，广泛取法，遍临二王一系和章草的法帖，以期找到各体结合的融合点。客观看来，二适先生的探索是成功的。其“四体书”气象万千，有章草之奇崛，行书之流动，狂草之恣肆，楷书之平正，而且和谐自然无造作之气。在学术上，先生不谓强权，仗义执言，以其坚毅的性格和深厚的学养将“兰亭论辩”推向高潮。在当时，迫于政治原因，无人敢言，而先生一介布衣，据理力争，侃侃而言，以《<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兰亭序>真伪的再驳议》两篇文章来辩驳郭沫若的文章。限于时代因素，二适先生的部分观点认识存在误区，但是他的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对当是学术风气的纠正，同时又为今后的学术探索树立了一个值得永远敬仰的标杆。在理论上，先生呕心沥血数十载，完成《新定急救章及考证》。此书凝结了先生一生的心血，完成此书不仅需要科学的方法，清晰的思路还需要深厚的学养，钢铁的意志。二适先生做到了，并且出色地完成了这部巨著。同时，先生在此书中提出的学书观念也是值得后人关注的。
综上所言，高二适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深厚的文化修养、与古为徒的学习道路以及其铮铮铁骨的人格精神，是当下书法发展应该深刻学习与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