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它能传播到中国，并在中国枝繁叶茂，心然有其适宜的文化切合点。这个切合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崇实思想、民本思想。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同；民本主义；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Ａ１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６）０１－００９２－０３
周艳姣（１９６３—），女，湖南祁东县人，衡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湖南衡阳４２１００８）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欧洲，它能传播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并且枝繁叶茂，蓬勃发展，必然有适宜其生长的文化切合点。其突出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有着与马克思主义相似的特质，因而能提供适宜的文化土壤。
一、大同思想——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理想上的切合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人人平等，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公有，按需分配的社会。对于这样一个理想社会，人类都有追求她的共同天性。中国虽然没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作为进入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然而，中国人却因对原始共产主义的追忆，很早就产生了对大同世界的企盼。孔子就在《礼运·礼记》中描绘出了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自此以后，大同世界便成了中国人的梦想。虽然由于条件的局限，人们并没有将这一理想付之实践，但这一理想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经济主张，使得平均主义在中国源源不断地发展。曹魏的仲长统，北宋的李觏 、王安石，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都有比较强烈的平均主义思想，如主张“齐民财之丰寡”，“平土均田”，“抑豪强伸贫弱”等。这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尽管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有着天壤之别，但其高度发展的结果，则必然导致财产公有的要求。
中国历史发展到近代，由于阶级矛盾的日益加剧，中国人的均产思想出现了跳跃式发展，形成了对大同世界的炽热追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不仅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１]的主张，而且还在天京一度实施过一切财产归公的圣库制。
太平天国失败后，中国人并没有在追求大同世界的空想中止步，反而在西方的各种公产学说的影响下，提出了更加完整、更加具体的大同世界的空想。维新变法运动的巨子康有为曾写有一本专门著作——《大同书》，描绘出了一个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甚至“无有夫妇父子之私”的大同社会。
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又大倡民生主义。在土地问题上，他力主平均地权，在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主张实行集产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他还十分欢迎社会主义，曰：“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２]
五四前夕，在中国较系统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合作主义者更如雨后春笋。表面上看，这些思想似乎已与中国的大同思想完全无关，实际上这些思想能在中国落脚，并迅速传播开来，与大同思想做了铺垫有很大的关系。如早年的毛泽东，就是在大同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地接受西方的各种公产学说的。１９１７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谈到：“大同者，吾人之鹄也”。[３]以后，他又将大同思想与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混合，写成了《学生之工作》一文，提出要创建“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４]。吴玉章也曾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５]只不过这种思想在后来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获得了新的科学的阐析。
二、“崇实”思想——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切合点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因由，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客观事物的重视及其实用性。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十分崇实。孔子曾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的观点，就强调行重于知。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墨子的“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的观点，也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东汉的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实事求是”。地主阶级改革家魏源提出“以实事求实功，以实功从实事”。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也强调：“学者务积功于实事实物。”
五四前后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重视实践，重视实功的传统。早期的毛泽东，尽管其哲学思想还是唯心主义的，但却十分重视实践和实功，提出要“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陈独秀也认为：“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６]这些崇实的思想品质，使他们能够在面对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潮时，能冷静地分析各种主义的利弊，然后做出客观的选择。
李大钊和陈独秀早先都曾大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五四运动前后，由于西方的各种公产制思想风涌而来，他们又无法避免地产生过一些迷惑，李大钊还一度受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影响。他们后来抛弃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那些空泛的公产学说，而首先倾心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在中国行不通，那些空泛的公产学说又没有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而马克思主义不仅提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办法，而且还指导社会的封建性状况有些与中国相似的俄国人民，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夺取了革命的胜利，使俄国成为了一个“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的国家。[７]这使他们认识到：实行公有制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是空想。但是，走向这理想社会的道路，不是温和的经济改革和自由主义，而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斗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８]
其他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抛弃过去杂乱的思想和无政府主义，倾心于马克思主义，也有着同李大钊、陈独秀一样的认识和经历。毛泽东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给蔡和森的信中就明确地讲到：“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的”。中国“应用俄国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９]显然，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事实上做得到这一因素考量的。周恩来在这一方面的认识，也与毛泽东相类似。他曾说：“……Ａ ·ＳＩ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旧势力盘据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了……Ａ·ＩＳＭ的思想在人心中是会常常发现的，但要拿他当解渴的水，救饿的面包看，则急切不得用了”。[１０]由此观之，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实”思想，的的确确起了关键作用。
三、民本主义——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民众观上的切合点
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为天下劳苦人民谋利益。对于这一崇高的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孕育着旺盛的基因。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民本主义。《左传》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更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后的历代中国思想家，强调民本主义者层出不穷。如隋初的王通主张“爱民厚生”；北宋的李觏提出“民之所归，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主张“君以民为基”。在封建社会，民本思想一直是一些开明文人思想上的脊梁。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在其枪炮的输送下，强力侵入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也输入进来并逐渐被中国人接受。但是，中国人的民权思想中，仍有大量的民本思想的成分，有些人甚至将民权、民本不分。如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郑观应在讲到民权时，总将西方的民权与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搅在一块。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伊古以来，盛衰治乱之机总在此矣。况今日中原大局，列国通商势难拒绝，则不得不律以公法。欲公法之足恃，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１１]
五四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仍有许多人分不清什么是民本思想，什么是民权思想。为此，陈独秀特地将两者加以解释和比较，以便让人明白他们的区别。他说：“夫西洋之民主主义乃以人民为主体……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１２]然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也并没有避开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相反，正是这种民本思想，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农专政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早年最喜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以后又崇拜过梁启超，曾深受郑、梁的民权民本混合思想的影响。一直到１９１９年７月，他还没有将民本思想与民权思想、平民思想明确区别开来。这年７月１４日，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上解释平民主义的时候，就认为平民主义即“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１３]而他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入世救民，“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圣域”，以及“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可以说是其民本思想的直接体现和发展。他正是在这一思想的作用下，才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是主张民彝政治的，认为“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民彝政治，即以“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１４]的政治。这种以民众利益为依归的思想，对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曾有很大的作用。然而，李大钊的民彝思想中，也有不少的民本思想因素。１９１３年６月，他在《裁都督横议》一文中曾说到：“曩者神州国体，有德者王，后世独夫，私相传袭，纵有专制之形，而平民政治之精神，实亘数千年巍然独存，听讼征租而外，未闻有所干涉”。[１５]１９１６年５月１５日，他又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多处提到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的一些观点，如：“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视听之器，可以惑乱于一时，秉彝之明，自能烛照夫万物”。[１６]以此观之，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也是起了间接作用的。
即使是已认识到民本思想非民权思想的陈独秀，他在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中，也同样受到民本主义的强烈影响。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曾主张全面地反传统，主张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但他同时又提出要“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１７]所以，对于民本主义这样的具有积极作用的前代贤哲的思想，他并没有将其轻易抛弃。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１５日，他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曾说到：“民主而非国家，吾不欲青年耽此过高之理想；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若惟民主义之国家，固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１８]他后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其关键原因，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而且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人。
当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民思想，已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本思想，而是一种以民众利益为依归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是，这一切也同样无法否定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是落根在中国传统的一般文化的躯体上，也不是生长在自己都没有根基的西方传来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基点上，而是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精华的土壤中。正因为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会越来越红火，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发展。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发现，为什么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搞了近百年，都毫无成效，而马克思主义一传进中国，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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