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周明，大凡经历或了解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黄金十年”的，可以说无人不晓。这位侠肝义胆的关西大汉，策划并陪同著名作家徐迟采访陈景润创作报告文学 《哥德巴赫猜想》，引领报告文学为先导的文学启蒙，推进思想解放的进程，被誉为文坛“基辛格”。
那么，这篇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呢？2016年国庆长假前后，笔者多次采访了曾任 《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的周明先生。他儒雅风趣地讲起当年策划 《哥德巴赫猜想》 过程中至今尚不为人知的许多细节。
百废待兴，策划组织作家写陈景润
“文革”结束后，刚过不惑之年的周明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他策划组织的写周恩来、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甚至被敏锐的国外媒体当作思想解放的信号予以报道，认为中国冰冻板结长达十余年的大地，即将回暖。
提起徐迟创作 《哥德巴赫猜想》 的过程，周明记忆犹新……
20世纪70年代末，百废待兴之际，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知识分子，动员和鼓舞他们解放思想，迅速投入国家与民族复兴中，成为当务之急。
如今周明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他依然思维敏捷：“当时科学大会即将召开，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人民文学》 编辑部同事深受鼓舞，想到应在此时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呼吁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然而，写谁？谁来写？编辑部展开了热烈而坦诚的讨论。对于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等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几乎可以说就成功了。”
突然间，他们想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的故事。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后，美国有一个代表团来访问，见到我国领导人就问陈景润。领导就让人找，结果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找到了。当时，编辑部也了解到“哥德巴赫猜想”在国际数学界是一个大难题，陈景润在当时国内还没有刊物发表这篇论文的情况下，把论文偷偷寄到国外发表了，引起国际数学界的重视，是十分了不起的。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1975年得知陈景润的情况后说：“中国能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编辑部同事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把这个选题确定下来以后，众人又开始考虑，请哪个作家来写较好。
此时，作家徐迟的名字突然跳入大家脑中。徐迟是著名诗人，也是散文家和翻译家。1962年他曾在 《人民文学》 发表过报告文学 《祁连山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而且，此时他刚创作了一篇写李四光的报告文学 《地质之光》，即将在 《人民文学》 发表。那个时代，熟悉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的作家很少，因此编辑部同人一下子就想到了徐迟。当时周明在 《人民文学》 编辑部负责编辑散文和报告文学，且在20世纪60年代就与茅盾、巴金、冰心、徐迟等名家相识，还与徐迟建立了忘年之交，于是大家推举他来具体策划协调这件事。
周明回忆，电话联系上这位老前辈，告诉了写陈景润的设想。徐迟说单位正要动员他退休，他准备回老家浙江湖州南浔镇看房子，如果要他做这个事，就必须跟单位打招呼。周明立即说明：“可以，我们借调你出来。”徐迟认为能这样那当然太好了！周明立即打电话给湖北文联的领导说了这事。由于 《人民文学》 当时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湖北文联也表示支持。他随后再联系徐迟，徐迟很兴奋，虽然对写陈景润只答应“试试看”，但徐迟马上收拾行装，两天后就到了北京。周明告诉徐迟，已经得到中科院领导方毅同志的支持。徐迟回应说他也得到一位老同志的支持，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周明事后才知道，这位老同志原来是徐迟的姐夫、中顾委常委、解放军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徐迟这次到北京后就住在他家。
陪同采访，走进陈景润的“数学王国”
虽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但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依然禁锢在牢笼中，对陈景润争议依然很大。周明回忆，关于陈景润，早在徐迟到北京之前，他与科学院电话聯系时，接电话的人曾委婉地说，我们科学院有很多又红又专的科学家你们不写，陈景润这样的人你们写出来以后怎么能作为典型宣传？好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方毅，思想很开明。周明就与他的秘书联系，秘书说方毅明确表态同意写。周明又与数学研究所第五科室联系，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很热情地表示欢迎。
周明沉浸在四十年前那段珍贵的回忆中，说他陪徐迟采访陈景润，见了三面。
第一次陪同徐迟采访，周明感觉到陈景润绝不像传说的那样“傻”、那样“痴”。
那是1977年的一个艳阳秋日。周明陪同徐迟找到了中科院数学所，李尚杰接待了他们。李尚杰多年来一直关心爱护着陈景润，他解释说小陈人挺好的，可能外面传言说他有一些怪毛病。他提供了大量的关于陈景润的真实材料，以便周明和徐迟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位数学奇才。周明注意到一个细节，作为书记的李尚杰虽然是老革命，但没有打电话叫，也没派秘书去请，而是亲自去请陈景润这个下属，可见对陈景润之尊重。片刻工夫，他就领来一个人。但见此人个儿不高，穿一身蓝色的棉制服，戴着棉帽，一张娃娃脸红扑扑的，显得很年轻。李尚杰介绍，这就是陈景润，然后介绍了周明。周明又给他介绍了徐迟。陈景润说，徐迟，我知道，他是诗人，我读过他的诗。两人很快拉近了距离。他们说明来意后，陈景润像小孩一样发出了连珠炮，说不要写我不要写我……经历坎坷世事、见惯各种各样采访对象的徐迟，温和地笑着说：我不是写你，是来写数学界，写科学界……但是要采访你。这时，陈景润才勉强同意，说那行，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随后，第一次采访就开始了。徐迟问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是难度最大的阶段。”徐迟又问陈景润，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陈景润说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的一份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据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只有十几名，其中，亚洲只有两名，一个是日本的学者，另一个便是陈景润。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交给了数学所和中科院的领导。中科院的领导接见了陈景润，亲切地对他说，你是个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你可以直接回复，告诉我们一声就是了。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他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思索，并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很快写了一封回信，有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周明认为，陈景润的回复，在那个台湾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的年代不仅有原则而且比较圆满，简直出乎意料。他绝不像传说的那样“傻”、那样“痴”。周明回忆，陈景润当时说话用的几乎全是那个时代的报纸语言，几乎没有自己的习惯语言。虽然他也的确有些怪癖，但这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的性格所致。
当晚，周明离开还很偏僻的中关村，返回城里，直奔张光年家，当面向这位时任 《人民文学》主编的著名诗人，述说当日陪同徐迟采访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张老饶有兴味地听着，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就在明年一月号 《人民文学》发表。”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当天就住在位于中关村的中科院一家招待所，先从外围进行深入采访。徐迟在那里采访到很多人，了解了很多情况。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他都认真倾听。当然，人心是秤。大多知识分子还是赞成写陈景润的。
周明第二次陪同徐迟与陈景润见面，则感受到了这位科学怪才始终如一的纯。
写好这篇报告文学，最关键的是深入这位数学怪才的内心世界。为了解陈景润的专业，年过花甲的徐迟，买了一本马克思的 《数学手稿》，逐字逐句“啃”，他还先后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华罗庚的名著 《堆垒素数论》 《数论导引》 等。下功夫最多的，则是“啃”陈景润的学术论文。周明问：“好懂吗？”徐迟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虽然对于数学，不能叫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徐迟经过多日采访调查，有备而来地抛出三个数学问题。不再腼腆拘谨的陈景润，也不管徐迟懂不懂，直接把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数学公式写给徐迟看，徐迟抄下来，或者说是照猫画虎地描画了下来。
这次采访完毕，历经坎坷世事洞明的徐迟掉泪了！这位饱经沧桑的诗人得出个结论：陈景润是那种为了数学可以抛弃一切至纯至真的人！徐迟义愤填膺抨击道：外界关于他的传言太可恶了。那些当初迫害他的人，今天仍在制造流言蜚语。
作为一个刻苦钻研世界难题几近痴迷的数学家，陈景润闹过许多“笑话”，甚至有人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徐迟在他的 《哥德巴赫猜想》中，曾这样评论：“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外来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他试图逃出于世界之外。他成功地逃避在纯数学之中，但还是藏匿不了。”
周明第三次陪同徐迟采访陈景润，是进入这位数学家“神驰宇宙之外”那间仅仅六平方米的斗室。
“事以密成。”周明了解到，陈景润从不让任何人进入他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徐迟在中科院数学所采访长达一周多，和陈景润建立了密切关系，甚至到了无话不谈地步，几次对陈景润提出到他居住和演算的斗室去看看，但这位科学怪人，顾左右而言他，丝毫不回应。徐迟认为，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
在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陈景润成功地做出“1+2”的研究。多年来，虽然他极力躲在他的数学世界里，但是他目睹了政治运动的每一次潮起潮落，目睹了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的命运的大起大落。熊庆来先生当年被称为一代宗师，名噪一时，后来却跳楼惨死；华罗庚先生当年多么春风得意，后来却遭受残酷的迫害。就说他自己吧：20世纪60年代初，在数论研究领域崭露头角，被院里树为“安、钻、迷”典型，可后来这却成了他罪不可恕的罪状。在那个纷乱的年代，有推波推浪的人，有别有用心的人，有不学无术专做嘶鸣的人，也有真誠地干着蠢事的人。他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世界里游刃有余，却不能理解这个常常黑白颠倒的社会。陈景润别无所求，只求一份能畅游数学世界的安宁，成了世俗中的“怪人”。
周明和徐迟其实是搞“阳谋诡计”才进入陈景润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的。对于此事，周明曾在 《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 一文中有过回忆：
经策划，这天，我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老李去敲门，先进屋。我和徐迟过了二十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书记有急事，然后争取挤进屋去。当我敲响门，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抢先给我们开了门，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他也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
对当时室内的情景，周明至今记忆犹新。室内只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两个鼓囊囊的麻袋立在墙角，一个装的是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常用的一小片地方稍干净些外，其余落满了灰尘。条件真艰苦哇！周明感叹。冬天怎么写字演算？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冬季滴水成冰，室内没有暖气，陈景润索性穿一双厚厚的棉鞋，晚上一直不脱，就着领导给他配备的一个一百瓦的大灯泡，演算的同时也借此取暖。到了天寒地冻时节，大灯泡取暖不起作用了，墨水瓶都结冰冻实了，这个数学怪才就拿铅笔演算。夜餐是如何解决的？这个单身汉，吃饭仅用一个大茶杯，里面搁一个电热器，倒点水加热，然后从挂在床头墙壁上的书包里，拿出一点儿买来的挂面撅碎煮熟，也不加盐，也不加酱油，更没有蔬菜，就胡乱凑合，马马虎虎哄饱肚子。
这，就是数学怪才的生活环境！周明回忆，老诗人的激情迸发了！徐迟说了这样的话：“我不懂科学，但我懂得人，懂得科学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徐迟以诗人的心灵，与不为外人所知的数学王国相通了。
周明回忆，徐迟一个星期采访，一个星期写作，一个星期修改，一个星期发稿。一个月后，周明和徐迟一起讨论，并请李尚杰订正了一些事实。徐迟修改好稿件，周明立即送交张光年审阅。这位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投奔红色圣地延安、创作发表过著名抒情诗 《黄河大合唱》 的老诗人，看后连声激赏道好！
《哥德巴赫猜想》 刊出，刮起“陈景润旋风”
1978年1月，春寒料峭时节，《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在头条刊发了徐迟创作的 《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把一个“畸形人”“怪人”还原成了一个正常人，在塑造科学家形象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一时间，人们口口相传，许多人一大早就在邮政报刊零售亭前排起了长龙，为的是能买到刚出版的这期 《人民文学》。
古人云，临大险而不惧，圣人之勇。周明策划并陪同徐迟采访写作发表的这篇报告文学，引发文坛甚至思想界大当量的爆破！早春文学大河高耸的冰坝，被炸开，春水奔泻。
那个身体瘦弱、心思纯真的数学怪人陈景润，成了全国许多大中城市街谈巷议的人物，被损害与被侮辱十余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赢得人们的理解、尊重与喜爱。这年2月17日，《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破例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随着更多报刊、电台的转载播发，人们也记住了这篇报告文学主人公的名字：陈景润！作为策划陪同采访陈景润的编辑，四十年后的今天，周明的感受依然是“回肠荡气！”
陈景润不仅走进了文学画廊，也走进了第一次科學大会会堂。1978年3月18日，陈景润和六千多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科学家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科学大会，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一起坐上了主席台。陈景润被请到台上作典型发言，又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邓小平等人的接见。
陈景润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也在此后得到改善。邓小平亲自批示“一周之内，请给陈景润解决三个问题：住房、爱人的调动和配备一个秘书”。
过了几个月，周明和徐迟第四次去中科院数学所见陈景润。
陈景润指着堆满办公室的若干满满当当的麻袋，既兴奋又忧虑地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来信叫我怎么办呢！”起初少量来信，他还回得过来，成麻袋成麻袋的就不好办了。他觉得不回信，对不住热情的读者，也不礼貌，可要一一回复实际上又不可能，他因此感到不安。其中，还有些信是一些女孩写的，有的对他表示同情，有的表示爱慕，愿和他结为伴侣，照料他的生活，还有附寄照片的。陈景润很善良，也很纯真，这类信，他都放在一起，锁起来，免得有人利用。
同样，徐迟也每天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他非常激动，后来曾说：“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这时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
周明回忆，在一片赞誉之中，当然也有不和谐的声音，有人投书 《中国青年报》 和 《中国青年》，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宣传陈景润会不会使青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走偏方向？回答这类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中国青年》 杂志发起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中国青年报》 刊登了评论员文章 《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 从陈景润谈起》。文章认为，陈景润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坚持攻关，这就是红。
就像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第一流的人物……的品格将偕同他们的成就一起流传于后人”，《哥德巴赫猜想》 不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还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挂在当时人们的嘴边。当年许多青少年，如今在全国各科研院所和高校挑大梁的中年科技工作者，就是因为看了这篇文章，受到陈景润精神感召，走上追求科学的道路的。
1984年4月27日，陈景润被一名骑自行车的小伙子撞倒，头部受伤。后来，陈景润患上帕金森综合征。1996年3月19日，陈景润因病去世。几个月后，诗人徐迟也悄然远去。一颗遨游于数学王国的美丽的灵魂和一颗诗人的灵魂，在寥廓的天宇化作两颗恒星，光芒互映，让国人长久仰视。
谈起当年策划 《哥德巴赫猜想》 时的感受，周明仍难以抑制激动之情。如今，这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和作者都已去世多年，但这部曾经激励过我们的作品，这位曾经感动过我们的那个时代的人物，长垂史册。
（选自《名人传记》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