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由于当时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工业生产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广袤的大地上，展开了一场以备战和对付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线建设”。
毛泽东：三线建设不好，睡不好觉
三线建设的决策，是1964年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我国存在着外敌入侵的严重威胁。1964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作出了“集中力量、争取时间建设三线，防备外敌入侵”的战略决策。要求：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以改善我国的工业布局。在对战争的准备上，迟打还是早打，我们准备它早打；小打还是大打，我们准备它大打；打不打核战争，我们准备它打核战争；敌人在一个方向入侵还是他们相互勾结从多个方向入侵，我们准备它从多个方向入侵。总之，我们的准备快一点、好一点，战争就可能推迟。我们要准备它来，争取它不来。毛泽东多次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线建设不好，睡不好觉，要认真研究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教训。”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对全党、全国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起到了紧急动员的作用。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外敌入侵的危险，我们的方针是积极备战。中央认为，战争有它自身的规律，我们不能心存侥幸，要做到有备无患。毛泽东和党中央正是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工业布局的现状，才作出了建设三线的决策。
1949年之前我国的工业布局，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国防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中南地区。据1952年统计，我国沿海各省市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70%，钢铁工业占到80%。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经济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必须改变。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又说：“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战备。”
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重视工业布局，加强了内地建设。新建了成渝、天兰、兰青、宝成、黔桂、包兰、兰新、石太等铁路干线，改善了交通条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新建的156个重点工业建设项目，有三分之一建在三线地区。到1964年我国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的前夕，三线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已经有了初步改变，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为三线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幅员辽阔的一些国家，都把国防经济的重要目标尽量配置在国家战略纵深地区。如：德国把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基本上分布在远离边境的中部地区；苏联从1941年开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把国防经济从靠近前沿的两部地区向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搬迁；美国根据防空能力，以距离海岸300公里作为国防安全地带，部署国防工业。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央作出调整工业布局和加强战略纵深即三线建设的决定后，工业的战略布局就开始由沿海和边疆向内地、由东向西逐步展开。
战争爆发时能做到“省自为战”
1964年10月，国务院批准下达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其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大力建设战略后方基地，防备外敌发动侵略战争。1965年11月，国务院批准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加快三线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核心；要全面考虑备战、备荒、为人民三个因素，统筹安排，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把西南和两北部分省区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这样，四川省就是重点，继而是贵州、陕西、鄂西、湘西、豫西。最早开工的建设项目有：攀枝花钢铁基地、成昆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贵州六盘水地区的煤田基地以及江汉、南阳两大油田等。
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后，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立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贯彻。1964年9月，由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带队，组织核、航空、航天、兵器、电子、船舶等国防工业部的领导同志，组成工作组，分别到四川、贵州、滇东北、陕西、甘南、宁夏、鄂西、湘西以及广西西江上游等地区进行踏勘，初步拟定了国防工业三线建设布局方案，并向中央作出关于国防工业三线建设的布局、厂址选择、工程设计和施工问题的三个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在建设全国三线战略后方基地的同时，1964年10月，广东省从战备出发，也在省内规划建设自己的后方基地，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他号召全国一二线各省市也讨论一下自己的三线问题，认为这个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随即.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组织编制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小三线建设规划，并得到中央和国务院批准（西南、西北地区俗称“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简称“小三线”）。按照这个规划，在1965-1967三年时间内，国家投资21亿元，建设202个地方军工厂、168个配套工业项目、364个交通通讯建设项目，作为省、市、区的战略后方基地。规划建设的地方军工厂，主要生产半自动步枪、枪弹、手榴弹、地雷、迫击炮、迫击炮弹、硝铵炸药、火工品等，用来装备地方部队和民兵。按照人民战争的思想，一旦战争爆发，交通被切断，也能做到省自为战。
好人好马上三线
三线建设在1964年经中央决策后，1965年开始全面规划并逐步展开，其行动之快、动员之广、投资之多、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经过“三五”“四五”“五五”三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的建设，到1980年，国家累计投资205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39%。经过三线建设，我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变。
“一线要搬家”，是毛泽东的指示，也是加快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的有效措施。工交系统安排在1964、1965年两年时间内迁建一线地区的工厂109个。上海浦陵机器厂搬迁到重庆，40天完成土建，18天完成设备安装，总共只用了两个月就完成搬迁并投入生产，成为三线建设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成功典型。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在规划安排三线建设时，对一线工业进行调整，有计划地从一线地区搬迁一部分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到三线地区，动员和组织一线地区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援三线建设。国家建委多次召开搬迁工作会议和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从一线往三线搬迁工厂，不仅是一项备战措施，也是一线支援三线的一种重要形式。要突出备战，加强国防建设。重要的军工厂和必要的协作配套厂，要首先搬迁；三线短缺产品的重要工厂，要优先搬迁；基础工业的骨干工厂及其配套协作厂，要尽可能搬迁。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在三线建设中，要采取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的“三老带三新”的办法，以加快三线新厂矿的建设速度。
据统计，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大中型项目约300余项。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10项、铁道工程26项，以及交通、民航、水利、森工、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项目。其中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和成昆铁路是三线建设中最重要的两大项目。
国防科技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线老厂承担支援三线的任务特别繁重。为了新厂尽快建成投产，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线老厂对口包建三线新厂的形式，领导班子、技术和管理干部、技术工人，都由老厂建制配备，重要设备也由老厂分迁，而且都要求把最好的资源配备到新厂去。产品图纸资料，试生产需要的工具、模具，以及关键的原材料、半成品，都由承担包建任务的老厂成套提供。国防科技工业采取的这种一线支援三线的办法，保证了三线建设的顺利进行。
国防科技工业，包括核、航空、航天、兵器、船舶、电子六个行业，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国家累计投资193亿元，初步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基本齐全、科研生产教育相结合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战略武器的科研、生产和试验设施，大部分都建在了三线地区，常规武器的生产能力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
国防工业科研生产所必需的大型试验设施和卫星发射中心，也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内容。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始建于1965年，累计投资2.43亿元，建有低速、高速、超高速等各种用途的风洞，试验设备比较配套，研究手段比较齐全，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可为飞机、导弹、卫星等飞行器的科研设计提供空气动力试验数据。在四川西昌建设的卫星发射中心，建有技术中心、发射场、指挥控制中心、跟踪测量等系统，主要承担通信卫星、广播卫星、气象卫星的试验发射和应用发射任务。
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潮流
应当肯定，在当时的形势下三线建设的决策是正确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三线建设的出发点是为了准备打仗，所建项目要求“靠山、分散、隐蔽”。再加上三线建设基本上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进行，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要求过急，所以遗留下不少问题。比如：少数企业和科研单位选址不当、钻山太深、布局过散；注意了主体工程，忽视了水、电、气等辅助设施；注意了生产，忽视了生活；只考虑战时的需要，没有考虑平时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三线的国防工业企业面临比其他国有企业更大的困难。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使这些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制约着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1983年11月，国务院决定，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使其继续发挥作用。
1983年12月，国务院成立了“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简称“国务院三线办”。规划办公室的任务是提出三线企业的调整技术改造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后，对规划实施进行检查和督促。
1993年，国务院进行机构调整，“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并成立了新的三线建设调整领导小组。三线调整工作继续按原定计划进行。1995年9月，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一次领导成员会议，对1983年以来三线建设调整工作进行了总结；一致认为，十年来三线调整工作在国务院领导和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下，经过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是三线布局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搬迁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环境，稳定了职工队伍，为三线企业调整结构、步入市场创造了较好的外部条件；二是三线布局调整同技术改造紧密结合，促进了产品结构的变化，加快了军工企业军转民的步伐，为民品上批量、上水平创造了条件；三是三线布局调整救活了一批濒临倒闭的亏损企业，推动了生产经营，经济效益明显回升；四是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
三线的调整改造也应当包括在三线建设历史研究范围内，可以视为三线建设的第二阶段。将三线建设战略纳入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更大战略中，将是中华崛起的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