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太空科技发展历经冷战和冷战后两个不同时期，其发展轨迹也异于美国、中国太空事业从军事部门起步的传统做法。尽管如此，随着日本从一个军事发展受到严格限制的“半主权国家”向所谓“正常国家”迈进，在相应地经历了太空事业从民间到官方，从科学、民事领域向安全领域扩展的演变之后，日本目前已跻身世界太空强国之列。不断调整的太空研究体制、一波三折的技术探索、时隐时现的美国因素犹如“三驾马车”始终是影响日本太空事业发展的基本因素，而且必将继续对未来日本太空事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关键词：日本 太空 发展动力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6-0055-62
冷战时期，受1947年《和平宪法》和1969年日本“宇宙开发仅限于和平目的”的国会决议制约，日本长期遵循“和平利用太空原则”，[1]其太空事业发展不仅起步于民间，而且是作为一项民事事业而开展的。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正常国家”口号的提出和践行，日本开始突破太空“非军事化”的禁忌，致力于发展独立的侦察卫星系统。日本是如何成长为一个太空强国的？体制、技术和美国因素分别发挥了什么作用？彼此关系如何？未来又会如何发展?本文拟就此展开分析。
一、不断演变的太空研究体制
作为一个军事发展受到严格限制的“半主权国家”，日本的太空探索是作为一项民事事业起步的：受国家民事部门的财政资助、完全与军事部门无关、主要由民事人员——大部分来自学术机构——从事研发。[3]也正因为此，日本早期的太空探索在很长时期里缺乏政府监管和集中规划。
1955年堪称日本太空探索元年，当年东京大学航空技术研究班（AVSA）成功发射日本第一枚小型火箭，同年太空开发经费正式编入日本政府财政预算（当年为1742万日元）。[2]从1955年到2008年日本基本奠定宇宙开发战略总部（SHSP）负责太空战略与政策制定、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负责实施的制度格局，日本太空研究体制半个多世纪的演变至少历经3次大的调整。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日本太空研究体制的草创期，日本总理府、科学技术厅牵头草创最初的太空研究体制。1955年7月，岸信介内阁在总理府内设置了航空技术研究所，而1956年5月成立的科学技术厅在日本早期的太空建章立制过程中发挥了更具主导性的作用。1959年7月，科学技术厅成立了太空科学振兴筹备委员会。同年8月，后者发表了日本第一个太空开发规划——《当前宇宙科学技术开发规划》。1960年7月，总理府设置宇宙开发审议会；1962年4月，科学技术厅增设航空宇宙科；1963年4月，航空宇宙科设置宇宙开发室。同时，原隶属总理府的航空技术研究所改名为航空宇宙技术研究所（NAL），转归科学技术厅管理，主要研究发动机技术。1964年4月，东京大学在航空技术研究班的基础上成立宇宙航空研究所，1981年更名为宇宙科学研究所（ISAS）。1964年7月，科学技术厅成立宇宙开发推进总部，1969年改称日本宇宙开发事业团（NASDA）。至1969年，宇宙航空研究所、航空宇宙技术研究所、日本宇宙开发事业团等主要功能性太空研究机构基本奠定。ISAS与NASDA一起，受1968年6月成立的宇宙开发委员会（前宇宙开发审议会）的领导，共同成为日本太空活动的核心机构。隶属于科学技术厅的NASDA作为一个公共公司（其雇员并非国家公务员），同时还接受交通省、邮电省的指令和资助，主要负责应用技术卫星及其运载火箭，主要为应用工程服务。而隶属于文部省的ISAS作为一个大学研究机构负责科学卫星及其运载火箭的研制，则保持了一定的学术性质。可以说，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日本保持了由内阁两省厅（文部省、科学技术厅）分别领导航天研究开发的格局。
不过，这种分立格局在实践中导致了太空科学探索应用与太空技术研发相互脱节，严重制约了日本太空发展。为克服这一弊端，日本于21世纪初进行了太空研究体制改革——此为日本太空发展史上第2次重大体制调整。具体内容包括： 文部省与科学技术厅于2001年合并为文部科学省，宇宙科学研究所、航空宇宙技术研究所、宇宙开发事业团于2003年合并成立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
此次体制改革的最大成果是JAXA的成立。JAXA主要由4个本部、5个小组构成,拥有1700多名员工，每年财政经费约24.8亿美元，占全日本太空开发资金总额的70%。[4] JAXA主要设施包括：2个卫星发射基地，种子岛宇宙中心（TNSC）和内之浦宇宙空间观测所（USC）；[5] 3个重要的太空研发中心，种子岛宇宙中心（主要负责卫星的组合、测试、发射和测控）、筑波宇宙中心（主要承担卫星制造及宇航员训练等）、角田宇宙中心（主要负责火箭发动机的设计）；另外还设有调布航空宇宙中心、相模原营地、能代多目的实验场、大树航空宇宙实验场，以及负责卫星电波跟踪与测控的琦玉县地球观测中心和一个移动跟踪站（根据不同的任务可设在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岛或圣诞岛，圣诞岛下靶场跟踪站只用于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跟踪任务）。不过，合并后的JAXA仍保有浓重的ISAS、NASDA、和NAL的影子。[6]
此次太空研究体制改革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内阁府新设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及所属宇宙开发利用专门调查会，后者接替原宇宙开发委员会的工作，而宇宙开发委员会调整为审议评估宇宙开发事业团的项目。同时，这次改革虽然结束了各自为政、分散管理的局面，但仍采取一种内阁办公厅制定政策、以文部科学省为主，多省厅、多部门共同管理的体制。
日本第2次太空研究体制改革虽卓有成效，但仍未尽如人意。因此，日本于2008年进行了第3次太空研究体制改革。此次改革的标志性成果是日本推出了其史上第一部《宇宙基本法》，[7] 确认了日本对于和平利用开发太空的原则是“非侵略”，解除了先前“非军事”的限制，打破了日本在军事利用太空领域近40年的立法限制，并将进一步扩大日本防卫省的权力范围。据《宇宙基本法》第四章规定，日本成立了首相任总部长、内阁官房长官和宇宙开发大臣任副部长、政府部门所有省厅大臣组成的“宇宙开发战略总部”。宇宙开发战略总部下设事务局和专业审查委员会，是日本太空开发战略政策制定的总司令部。2009年，宇宙开发战略总部发布了《宇宙基本计划》。《宇宙基本法》和《宇宙基本计划》的出台，标志着日本国家太空战略的正式形成，并将过去以研究开发为主导政策导向转为重视安全保障、产业振兴等领域的太空活动。安全保障成为日本太空开发的首要目的，其经费占到太空开发总预算的50%。[10]至此，日本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以宇宙开发战略总部决策、文部科学省管理、JAXA具体实施的国家对太空探索的统一领导格局。[8]
二、一波三折的太空技术探索
日本的太空发展起步于民间，确切地讲始于1955年3月12日，由被称为“日本火箭之父”的系川英夫（Hideo Itokawa）领导的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航空技术研究班成功水平发射一枚长23厘米、直径1.8厘米、重202克名为“铅笔”（Pencil）的小型火箭。朝鲜战争爆发后，被禁止了7年之久的日本被允许重新生产航空飞机。系川及其团队在通产省和文部省的资助下开始研究设计航空火箭，希望通过发展火箭式飞机实现日本对世界航空技术的赶超。[11] 不过，为配合日本参与国际地球物理年（IGY）的活动，系川旋即改变了发展航空火箭的初衷，转而致力于研发“K系列”航天火箭，并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经过多次试验，1958年符合IGY高空物理观察标准的K-6火箭（发射到达高度为60千米）研制成功，凭借这一成就，日本得以成为国际宇宙航行联合会的会员。简言之，虽然日本航天火箭开发基本上从零开始，但以国际地球物理年为契机，日本只花了短短的4年，就与美国、前苏联、英国并列成为最先拥有独立发射探空火箭能力的4个国家。
在1969—1994年的25年里，日本太空探索成就斐然，已经跻身世界航天技术和太空科学一流大国之列。作为日本太空探索的摇篮和太空科学项目的主要机构，ISAS一直以发展固体运载火箭和中小规模的科学卫星为主，成功研发“K系列”、“L系列”、“M系列”等多型号小型固体火箭，在国际固体火箭领域一直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利用L-4S火箭，ISAS 于1970年2月11日，把“大隅”号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继美国、前苏联和英国后第四个实现了卫星上天梦想的国家。同样，M系列火箭也功勋卓著。利用M-3S-2系列火箭，日本成功把“桥梁号”、 “彗星号”、 “银河号”和“曙光号”等科学观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并创造了多个世界纪录。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宇宙开发委员会于20世纪90年代初解除ISAS开发火箭直径不得大于1.4米的禁令以后，[12] ISAS开始着手研发大型M-V固体火箭技术。
成立于1969年的NASDA的主要任务是研发远程遥感卫星、通讯卫星和气象观测卫星，研发相应发射火箭，建设用于生产、测试及追踪这些卫星的设施等。1977年，日本成为第3个成功发射地球同步卫星的国家。1981年初，NASDA开始研制H-1系列运载火箭。1986年，H-1二级火箭首次搭载测地卫星“紫阳花”和无线卫星“富士”2颗卫星成功发射。H-1火箭全长40米，直径2.44米，总重达140吨，可把1吨重的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H-1第二级LE-5发动机使用液氢液氧推进剂，实现世界上首次再点火技术。5年多里，H-1共发射9次，把12颗不同作用的卫星全部成功送入预定轨道。1992年，H-1-9火箭完成最后一次发射。独立自主开发火箭一直是日本追求成为航天大国的努力目标，火箭的国产化率从N-1的53%提高到H-1的98%。尽管H-1火箭具有发射能力强、安全系数高的特点，但由于它含有美国技术，日本在国际发射市场和卫星市场的竞争中仍然受到限制。为满足日本航天工业的需要，增强日本在太空上的国际竞争力，日本自1984年开始研制全国产化的H-2运载火箭，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H-2终于于1994年发射成功。H-2运载火箭是日本完全独自开发和生产的、世界上首枚两级都使用液氢液氧燃料的液体火箭。它全长50米、直径4米、总重260吨，近地轨道有效载荷10吨、地球静止轨道有效载荷2吨、同步转移轨道有效载荷4吨。其规模和技术与当时欧洲的“阿丽亚娜-3”、美国的“大力神-3”、俄罗斯的“质子-M”并驾齐驱。它的投入使用，使日本火箭的运载能力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但在1994－2004年的10年间，日本太空探索全线连续遭受重大挫折。就NASDA而言，在卫星和运载火箭发射方面屡遭失败。1994年，价值5亿美元的工程试验卫星 “菊花6号”（ETS-6）在轨报废；1997年，耗资10亿美元的先进地球观测卫星（ADEOS-1）太阳能帆板解体；1998年，H-2运载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把价值3.75亿美元的通信工程试验卫星(COMETS)留在了一条不能完全发挥其效能的轨道上；1999年，H-2-8火箭发射多功能运输卫星（MTSAT）失败；2002年，发射的先进地球观测卫星（ADEOS-2）由于“未知的异常”原因于2003年10月与地面失去联系；2003年，H-2A火箭发射侦察卫星时火箭发生故障导致星箭自毁。ISAS的太空探索也不顺利：1996年，价值4500万美元的高超音速飞行试验件（HYFLEX，一种小型航天飞机试验飞行器）在海上回收失败，“希望号”（Nozomi）火星探测器也未能到达预定的火星轨道。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日本公司在卫星制造方面也没有能力成为主承包商。
但在经历了这10年的阴霾以后，日本又接连在太空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它在2001年和2009年先后成功研制H-2A 和H-2B火箭。其中，H-2A火箭引入了“通用化、模块化、标准化”这一火箭开发领域最新概念，使火箭的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高。[13] 到2011年8月为止，H-2A火箭共发射18次，失败1次，成功率达94.4%。而H-2B火箭低轨道发射能力达到16.5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发射能力达8吨，它代表了当今世界大型运载火箭的最高水平。[14] 2003至2010年间，日本发射的小行星探测器“隼鸟号”历时7年，总旅程超过60亿公里，实现人造航天器首次在月球以外的星球着陆并返回地球，并带回了小行星上的岩土试样。2007年，日本顺利发射绕月探测卫星“辉夜姬”(SELENE-1)，成为继美苏之后第3个成功发射月球探测器的国家；2009年，日本第一艘耗资6.8亿美元的HTV“白鹳1号”成功将货物运送至国际空间站；2010年，日本成功发射金星探测器“拂晓号”和世界首支宇宙帆船“伊卡洛斯号”（Ikaros）；2011年，“白鹳2号”再次携带5.3吨的货物前往空间站完成对接工作。
日本还计划在2012年发射“辉夜姬2号”登陆月球并进行探测活动，2017年发射“辉夜姬3号”并带回月球样本，2020年发射“辉夜姬4号”并实现机器人登月，2025年开始在月球建立人类科研基地，为下一步将人送上火星甚至更远星球做准备。
毋庸置疑，日本目前已跻身世界太空强国之列。单以火箭而论，日本就完成了从小型火箭向世界一流的大推力火箭的跨越。事实上，截止2010年，日本已成功研制出K、L、M、J、N、H等6个系列12种运载火箭。日本太空技术发展也由此呈现出3大特点：一是民间与官方并进；二是经历从自主研发到引进消化再回归自主研发为主的发展历程；三是从以研发为主逐步转向以应用为主。
三、时隐时现的美国因素
美国因素是日本太空探索的最大外部因素。对美国而言，与日本开展太空合作不仅需要平衡美国国家安全、政治、经济与科学的利益，还需要与日本保持一种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平衡。[15] 正因为此，美国在太空领域对日本时而扶持，时而牵制。二战结束后，受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禁止日本研究生产一切航空器。不过，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改变对日政策。通过1952年的《美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有条件归还日本航空航天主权，即日本航天技术的研究开发只能在民间进行，不能军事利用。在冷战与两极对峙格局下，太空成为美苏争夺的重点之一。1955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520号决议把太空资源定性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在制权理论——恰如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托马斯 D. 怀特（Thomas D. White）所说“鉴于那些拥有制空能力的国家控制着大气层之下的陆地和海洋，那么未来那些拥有控制太空能力的国家将同样可能控制地球的表面”[16] ——的主导下，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对太空的军事控制成为冷战时期苏美两极竞争的重要内容。作为美国的特殊盟国，日本的太空发展因此得到了美国的容忍和支持，即使这种容忍和支持并非毫无保留。日美太空合作主要表现在科研、商业和安全三个方面。
科研方面，日本与美国开展了广泛的合作。1969年～1970年间，美国曾向日本发出了参与后阿波罗时期载人航天项目的邀请，日本没有接受。但在之后美国向日本提出国际空间站的合作时，日本则做出了积极回应。1979年，日本科学技术厅与美国国家宇航局就成立常设高级联络小组，促进两国在遥感、科学观测等太空领域合作达成一致，次年签署的《日美非能源领域科学与技术协定》包含了17个太空项目。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美太空科研合作继续深化。1994年双方在先进地球观测卫星项目——旨在获得全球环境变化数据的科学遥感系统——上开展合作；1998年，《日本政府与美国国家宇航局就民用国际空间站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把国际空间站的合作法律化。目前，日美太空科学合作主要集中在太空天文学、太阳系科学等诸多领域。
商业方面，主要体现为美国向日本提供商业技术转让。对日本而言，为了迅速提高太空能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技术引进是一条非常有效的捷径。1967年，日美发表“关于探讨两国合作开发太空可能性”的共同声明，表示日本要与美国合作引进运载火箭技术。[17] 经过2年的艰苦谈判，日美于1969年签署“关于日本与美国关于太空开发合作交换公文”。据此，美国公司向日本提供技术援助，发放产品许可证，或是直接提供运载火箭上的几乎所有硬件产品，日本得以从美国公司获得火箭技术。这一合作的最主要成果是日本通过引进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的德尔它液体火箭技术，开始制造大型液体N系列火箭。1977年，利用N-1运载火箭——德尔它火箭的升级版术，日本成功把试验卫星“菊花2号”送入地球同步轨道，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第3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美日商业技术合作的又一典型例案是全球定位系统的合作。1998年，两国签署《日美全球定位系统GPS合作共同声明》，此后定期召开GPS协商会。2011年1月，美日“国家天基地位、导航与授时（PNT）执行委员会”举行第8次例会并发表《日美全球定位系统合作共同声明》。[18] GPS增强系统包括日本以多功能运输卫星(MTSAT)为基础的增强系统（MSAS）以及“准天顶”（QZSS）系统。MTSAT的主要任务是增强航空服务并提供地区性连续气象服务，基于MTSAT的MSAS是由卫星和众多的地面设施组成的庞大系统。“准天顶”卫星系统是一个兼具导航定位、移动通信和广播功能的区域导航定位系统，作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区域辅助和增强系统，能够为美国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提供辅助功能，提高导航定位信号接收的质量和精度，进而提高日本本土及其周边的GPS定位的性能。[19]
安全方面，主要体现为美国为日本太空军事化松绑。日本的太空军事计划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日本防卫厅已将建立卫星侦察手段委托给民间机构进行研究。美国因担心日本在军事卫星方面对其优势地位构成威胁而对日本进行牵制，日本谋求拥有独立侦察卫星手段的计划因此被长期搁置。冷战结束后，日本自卫队在参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事过程中，意识到自身军事太空能力的不足以及发展自身太空能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1998年朝鲜试射“大浦洞”运载火箭穿越日本领空为由，日本政府和军方声称“朝鲜的导弹开发已对日本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以朝鲜发射导弹为借口，日本积极发展太空军事空间力量。由于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此时华盛顿方面态度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宣布支持日本的侦察卫星研制工作。同年9月，日美就此举行部长级安全磋商，并签署允许美国公司作为分系统或部件供应商的身份参与日本侦察卫星项目的政府间协定。11月日本政府一致通过研制自己的侦察卫星的决议，开始实施其酝酿多年的侦察卫星发展计划。为掩人耳目、淡化其军事色彩，日本将军事侦察卫星冠以“多用途情报收集卫星系统”之名。经过2003年、2006年、2007年、2009年4次发射，日本初步形成了由5颗卫星（3颗光学成像侦察卫星和2颗雷达成像侦察卫星）组成的独立太空侦察系统，成为继美、俄、以、法之后拥有侦察卫星的国家，以及继美、俄之后同时拥有光学和雷达成像侦察卫星的国家。2011年6月，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2+2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第一次提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太空不安全因素明显增加，为了维护日美在太空的共同利益，日美两国将深化、扩大合作。[20]
在技术转让上，美国对日本并非毫无保留。1969年的日美太空开发合作协定规定日本仅限于和平利用太空，且禁止日本出口火箭和卫星。协定限制向日本转让最先进的技术，敏感技术的转让必须得到美国国务院弹药控制办公室的批准，同时一些日本提出的技术转让要求被拒绝。美国严禁就光学敏感元件的支持装置、摄影用望远镜的驱动装置、图像数据压缩传输技术对日本转让。而日美之间第2份正式太空合作文件《1990年关于人造卫星研发与采购的政策与程序交换公文》更非免费的午餐，日本付出了不菲的经济和技术代价。80年代中期开始，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美经济关系因贸易不平衡及不公平竞争日益紧张。1989年，美国商务部公布对日本人造卫星启动“超级301条款”。1991年双方签署了“日美卫星采购协议”，日本被迫同意对外开放民用卫星采购市场。结果导致不仅日本随后发射入轨的19颗非研究型卫星中除多用途运输卫星-2(MTSAT-2)外均由美国公司制造，[21] 事实上，自协议签署以后日本几乎所有的非科研用卫星都是从美国采购的；[22] 而且导致日本被迫调整既有的CS-4计划，专注于科技研发领域，NASDA只能开发以新技术试验为目的科研卫星，对日本的卫星产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使其产业竞争力要远远落后于美国。
对美国而言，日本太空军事化对美国决策者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在近中期，日本将依赖美国提供某些关键卫星部件以及图像分析师的培训、任务规划以及相关的软硬件，这将会为美国影响日本太空发展的进度提供一定程度的筹码。为某些项目——比如东亚战区反导系统——分担成本，为美国宇航公司——作为日本提供卫星系统分系统或部件的供应商——提供经济机会。另一方面，帮助日本发展太空军事系统并非没有风险。中国、印尼等亚洲国家对日本发展太空军事能力充满疑虑。一个日本独立的侦察系统——即便技术与分析能力有限——也将削弱未来美国在与日本情报分享时的筹码。另一个风险是转让给日本的技术有可能扩散到第3方。另外在知识产权问题上，需要对转移到日本的硬件、软件和专业知识与技能给予足够的安全保护。[23]
一言之，日美太空合作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是日本太空发展的“助力”，也是“阻力”。如果没有美国的放行和松绑，日本的太空发展不仅无法起步，更不可能扩展到安全领域。不过，由于日美双方在太空合作领域各怀愿望，即便在早期“领导者—追随者”（leader-follower）模式下，双方合作的动机也不尽相同：美国政府把太空合作视为一种其作为全球政治与技术领袖的展示手段，而日本把合作当作向更先进伙伴学习的途径和获得独立、有竞争力能力的临时步骤。[24] 美国纠结在利用太空作为联盟建设工具的愿望与若对日本过分慷慨将损害美国太空研发投资回报的忧虑之间。日本渴望美国的技术，但又不愿以弱小和依赖为代价，因此在自主研发和与美合作之间举棋不定。[25]
结 语
日本的太空事业发展，既走过捷径，也绕过不少弯路。迄今为止，体制、技术和美国因素是众多影响日本太空开发的进度与走向因素中最重要的动力。三大动力在不同时代经历了各自的高潮和低谷，各有起伏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战后以来日本独特的太空探索之路。而随着时代的推移，相同的问题化解之道却不尽相同：20世纪60年代末遭遇卫星技术瓶颈时，日本选择技术引进，向美国求助；而当20世纪90年代后期代表日本最先进航天技术的液体、固体二种大型火箭连续发射失败，日本又选择了体制改革，求诸自身。可以肯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体制调整、技术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仍将继续塑造日本的太空探索进程，而民众支持度、财政投入的大小等其它因素也会成为重要因素。总体上，太空开发承载着日本“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的重任乃至政治抱负，随着日本从“半主权国家”向“正常国家”过渡以及日本“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口号的提出和践行，日本太空探索将继续谋求突破禁区，扩展到安全和军事领域。而随着日本自身太空研究体制的不断完善、太空技术的不断突破，日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日美太空关系将更加均衡。
注释：
[1] 对“日本太空开发限于和平目的”的定义，1966年日本国会在审议是否批准国际公约《外太空条约》时，科学技术厅厅长代表政府对条约中“和平目的”条款的解释是：“日本对于太空开发的和平利用和核能的和平利用一样，只能是「非军事」。1968年，参议院在表决《日本宇宙开发事业团法》会上，参与制定《关于我国太空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的众议员石川次夫说明：“国际上对和平利用有二种解释，一种是「非侵略」，另一种是「非军事」，我们的解释非常清楚，就是「非军事」、「非核」”。可以明确的说，日本政府当时对于“日本太空开发限于和平目的”的定义，就是非军事。参见参議院内閣委員会会議録第14号，1968年4月25日，第27頁；参議院科学技術振興対策特別委員会会議録第7号，1969年5月15日，第2頁。
[2] 木原正雄『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兵器生産とその特徴について - ロケット・ミサイル兵器の生産を中心に -』《經濟論叢》京都大学経済学会，1975年3月。
[3] Paul F. Langer, The Japanese Space Program: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RAND Corporation, August 1968, p.5, www.rand.org/pubs/papers/2009/P3917.pdf
[4] JAXA组织机构：http://www.jaxa.jp/about/index_j.html
[5] TNSC位于种子岛的东南端，东经130度58分，北纬30度24分,总面积9700平方公里, 1968年竣工，是日本最大的火箭发射基地，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火箭发射场”。TNSC有竹崎和大崎两个主要发射场，竹崎发射场占地面积0.79平方公里，主要用来发射小型火箭。大崎发射场占地面积7.6平方公里，主要用来发射大型液体火箭。大崎射场以北18公里处是增田宇宙通信所，再向北6公里处是野木雷达站；大崎射场以西6公里处是宇宙雷达站和光学观测站等关联设施。USC位于北纬31°14′，东经131°04′45″，占地面积约0.71平方公里，是日本探空火箭和科学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1963年正式投入使用。内之浦宇宙空间观测所从开始使用起，一直是固体燃料火箭的发射场，主要承担小行星探测器以及科学实验卫星的发射工作。2006年9月23日发射完最后一颗卫星“日出号”后，由于M-V系列火箭的引退，至今为止一直没有再被使用。现在正在开发中的M-V新生代“爱普西隆”新型运载固体火箭，预定2013年6月在USC发射。
[6] Steven Berner, “Japan’s Space Program A Fork in the Road? ”, RAND Corporation, 2005, pp.36-37, www.rand.org/pubs/technical_reports/2005/RAND_TR184.pdf
[7] 《宇宙基本法》，http://stage.tksc.jaxa.jp/spacelaw/country/japan/date/a_japan_uchu_kihonhou.pdf
[8] 王存恩：“对日本新‘航天基本法’颁布后的航天政策与计划解读“，载《国际太空》2009年12月号，第28-37页。
[9]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utyuu/pc/090428/keikakuan.pdf
[10] 宇宙開発戦略本部、宇宙開発戦略専門調査会，『第10回会合議事要旨』2010年12月20日，第3页。
[11] フリー百科事典:「日本の宇宙開発」http://ja.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3%81%AE%E5%AE%87%E5%AE%99%E9%96%8B%E7%99%BA
[12] 当时日本有两个内容相似的火箭研发机构，文部省所属的大学宇宙航空研究所和科学技术厅所属的官方宇宙开发事业团。为了避免研发内容的重复，1969年，宇宙开发委员会规定，宇宙航空研究所主要是负责太空科学领域的研究，研发火箭的直径不得大于1.4米；而宇宙开发事业团主要是负责航天领域的开发应用，研发火箭的直径不得小于1.4米。
[13] 由于引入了新的设计原则，H-2A火箭由多种型号发动机组成运载火箭发动机系统。H-2A第一级使用LE-7A液氢液氧主发动机，推力达到1，098千牛；第二级使用LE-5B液氢液氧主发动机，推力达到745千牛；另外可以使用0-4台固体助推器（SRB-A、SSB），SRB-A助推器推力为2262.5千牛；SSB辅助助推器推力为745千牛。H-2A的轨道投入能力：近地轨道（300KM/30.4度）为10吨（2台助推器）/15吨（4台助推器）;地球同步轨道（250KM×36,226KM/28.5度）为4吨（2台助推器）/6吨（4台助推器）;太阳同步轨道（800KM/98.6度）为3.6吨（夏）/4.4吨（夏季以外）。H-2A火箭共有4种类型，可以同时装载复数的有效载荷分别投入指定的轨道。H-2A202型（全长53米、直径4米、火箭重量289吨、2台SRB-A）、H-2A2022型（全长53米、直径4米、火箭重量321吨、2台SRB-A、2台SSB）、H-2A2024型（全长53米、直径4米、火箭重量351吨、2台SRB-A、4台SSB）、H-2A204型（全长53米、直径4米、火箭重量445吨、4台SRB-A）。
[14] H-2B全长56.6米、最大直径5.2米、重531吨，第一级由两台LE-7A液体发动机组成，配有四个捆绑式固体助推器（SRB-A），其最大发射能力是H-2A的两倍。
[15] John M. Logsdon, “U.S. –Japanese Space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 Science, Vol. 255, No. 5042, 1992, pp. 294-300.
[16] General Thomas D. White, Chief of Staff,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Perspective at the Dawn of the Space Age,” speech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1957.军事上所谓制权，一般指对特定作战空间的控制权，传统上主要指制海权、制陆权、制空权，现已扩展到对太空、网络空间的控制，即所谓制天权、制信息权。
[17] 从1960年初开始，日本向南斯拉夫、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出口其独立开发的固体火箭，并把出口火箭作为日本太空外交的重要手段。由于固体火箭与弹道导弹在技术上只一纸之隔，为阻止日本火箭技术的世界性扩散，美国提出向日本提供液体火箭核心技术，作为交换，日本放弃出口火箭。
[18] Joint Announcement on United States–Japan GPS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January 14, 2011,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1/01/154688.ht.
[19]“准天顶”卫星系统由3颗卫星组成，分别运行在倾角45度,升交点赤经140度,与地球自转周期相同的3条轨道上，因此，从日本本土来看始终有1颗卫星停留在靠近天空顶点的地方。2010年，发射了首颗定位卫星“引路号”，另外两颗卫星也将在2015年之前陆续发射。这只是日本构筑整个卫星导航系统计划中的第一步，随着系统内卫星数量和密度的不断增加，从技术上完全有可能将其升级为独立的卫星导航系统。『我が国における衛星測位システムのあり方について』宇宙開発利用専門調査会、2004年1月16日。
[20]『より深化し，拡大する日米同盟に向けて：50年間の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基盤の上に』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共同発表、2011年6月21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pdfs/joint1106_01.pdf.
[21] 王景泉：“日本大力发展军事航天系统的动力与趋势”，载《国际太空》2009年10月号，第23-28页。
[22] 韩晓峰：“转型中的日本太空政策”，载《国际资料信息》2008年第9期 ,第21页。
[23] Steven Berner, “Japan’s Space Program A Fork in the Road?”, RAND Corporation, 2005, pp.36-37, www.rand.org/pubs/technical_reports/2005/RAND_TR184.pdf.
[24] John M. Logsdon, “U.S.-Japanese Space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 Science, Vol. 255, No. 5042, 1992, pp. 294-300.
[25] Christian Beckner, “U.S.-Japan Space Policy: A Framework for 21st Century Cooperati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 2003, p.4.
（作者简介：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上海，200020）
收稿日期：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