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对过去的再现方式，历史和文学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当代西方的历史学研究中，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文学材料的历史用途，越来越注意到历史材料的“文本”性质及历史书写的文学性质。但历史学家还是应该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工作区别开来，其著述本来就是要以求真和传世为目的，而不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为关怀，凭借一时的风云际会拥有很多读者的史著，未必能传之久远。
[关键词]历史 文学 真实 讲故事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D3—0020—04
近些年来，受新的学术思潮，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整个历史学专业变得异常具有批判性、反思性和理论性。或可说，实证史家依赖“常识”行事的时代已经过去，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业已认识到，没有偏见与先入为主的历史研究是不可能存在的，历史学家同文学家一样，他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与研究取径是时代语境、其私人生活环境、个人教育背景与人生经历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而历史与文学亦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绝非真实与虚构之对立那样简单。
事实上，过去已经消失且永不重现，所有关于过去的记载无非是一种“再现”，是作为“文本”而存在。文学作品与历史记载一样，同样是一种对文化与社会的“再现”方式，是其时“意见气候”(climates of opinion)和“心态气候”(mental climate)的反映，可以提供当时留下的报刊、档案、日记、书信等传统材料里所不具备的信息，“足以觇人情而徵人心”，假使运用得当，它一样可以充当我们研究历史的宝贵材料。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文学作品也与历史著作一样，往往都是作者根据时代风气和读者的阅读需要来进行创作的产物，要受制于和反映既有的社会结构、时间意识(temporality)及文化语境，它们不一定代表过去历史的“真实”，但某种程度上表征着当时的“历史意见”(the history of opinions)及社会大众的阅读心态，这就可以为后世提供许多表征时代信息与人们心态世界的佐证。如伊格尔斯(Georg G.lggers)之言：“较之历史文本，伟大的小说常常会更贴近某一社会或文化的真实。”
对于文化史家来说，小说，包括其他文学体裁，一样是历史研究中的宝贵材料，“现代小说，自然提供了对社会的刻画。但更重要也许更复杂的是，小说与其普通的阅读者共享有相同的‘心态世界’ (the mental world)，对于想更多了解一定时期内的信念构成(belief structures)的史家来言，采取适当的处理办法来使用小说材料。无疑是个助力。”在当代西方的历史学研究中，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文学材料的历史用途，越来越注意到历史材料的“文本”性质及历史书写的文学性质。历史学家认识到：“文本不论多坚实。都可能在批评解读之下溶解成‘论述’ (dis—course)”，他们不会“以为只要钻进档案堆挖掘、过滤又拼凑，就能重建如假包换的过去。报告本身就是建构出来的，是建立在与作家和写作的本质有关的一些隐而不显的假定。”文学材料不“真实”。只有档案、日记类材料才“真实”，才有利用价值，这样的史学观念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当今的社会史家已能从通俗文学的资料中去研究人们的想法、意见与态度，而不至于像从前一样会被报章言论所困，误以为社评即代表民意的走向。”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文学材料的历史用途。这样的问题正在被史家重新检讨和反省。如伯克所言：事实和虚构之间的边界一度看起来很严格，但是在我们所谓的“后现代”时期已经逐渐消失了(换个说法，只是到现存我们才看到，这个边界一直是开着的)。
需要提醒的是，史家在使用文学材料时，可能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借重文学资料。意味着其太专注于那些有识字能力的少数人之历史了。”由于文学材料的写作者和阅读者，往往是那些有文化的人，对于那些文盲，文学材料对其的重要性与意义就大打折扣了，我们在研究大众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时尤须注意这种情况。更重要的是，虽然我们常说“文如其人”。可是往往“作者自言无是而事或实有，自言有是而事或实无”，“文章”并不与其人之实际言行相符合，反而往往是文章“文饰”其人更为妥当。因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作者修词成章之为人”与“作者营生处世之为人”，经常不能混为一谈。这类问题在文学性的材料里表现得特别明显，所谓“热中人作冰雪文”、“心画心声总失真”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历史学家在使用这些材料之时，必须参考别的材料，对之进行缜密考察和细致解读，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另外要警惕的是，在经验不足或别有用心的史家那里，让历史学回归到文学的写作方式，可能会出现得不偿失和“误人子弟”的后果。为讲出好听、好看的故事，一些史家会去追求一些易投合读者猎奇心理与怀古情绪的东西，甚或采用一些非常规的策略。正像刘知几曾经批评的：“广陈虚事，多构伪辞。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盖以世人多可欺故也。”由此，历史著作在收获更多圈外读者的同时，亦面临着“媚俗”与沦为“无根之谈”的尴尬及危险。当今中国，大话、细说、通俗化历史的方式泛滥，历史渐成为一种廉价的文化消费品和哗众取宠的工具，追寻历史真相与捍卫历史学家的责任无待后现代主义的抨击。就已成为既陈之刍狗。在此情况下，历史向文学的回归，很难说是教育了大众或是误导了大众?故此，历史学家最好还是守住平实直叙的风格，除非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确信自己清楚地意识到他(或她)在使用文学技巧时，是为了使表述更清楚，而非制造更多的混沌。
进一步说，历史研究著作并非是以文字优劣来判分高下的，它不必也不应该同文学作品在艺术性上较真。历史学家通常都缺乏文学才能，这使得他们的著作甚至无法同二流的诗歌或小说絮长论短。以史学著作的文学性来衡量一个历史研究的成败得失，无异于缘木求鱼，更确切地说是吹毛求疵，尽管史学史上不乏一些文笔优美的伟大史著，但能写出这样作品的人的确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反之，史家自然也不应该用己之长攻彼之短，以“真实性”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高低。
一言以蔽之，历史学家还是应该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工作区别开来。虽然他们可以从文学家那里汲取营养，可史家不必也不应该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那样的人物，更不必自讨苦吃。将自己的书写与文学家的创作一争高下。史家只需铭记：历史书写中的文学性质并不意味着历史可以等同于文学。也不意味着史家就可以对过去进行随意想象与组合：历史学家只能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想象、解释和书写。而不能为无米之炊、画饼充饥，更不能自欺欺人、瞒天
过海。同样，历史著作的读者当然亦不希望历史学家为他们提供的“历史”，只是一种文学上的想象，而非基于史料基础上的“真实”。如何看待过去以及有什么样的关于过去的知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下人们的体验与想象。发生在过去之事会影响于当今，也会影响到发生在将来之事，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过去的产儿，过去、有关过去的记忆构成我们存在之一部分，关于过去——历史的知识究竟如何，对于社会、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故此，不管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或者人们如何看待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追求客观性与真实性都应该仍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和历史研究的最终悬鹄，也应该是社会及读者对历史学家与历史研究的要求。可以说，若是失去了对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追寻，若是连历史学家都自甘堕落，不再探求和尊重这类价值标准与道德准则，这个世界还有何公道可言?肯定会变得谎言充斥、黑白颠倒、虚假横行，历史学家也会同流合污、助纣为虐，既无法对生者负责，更不能向逝者交代。
当然。以上的说法也绝非是反对历史可以写得更好看这种立场。笔者反倒是支持这种立场的，因为历史书写更具有趣味性和故事性，可以更好传达历史学家的睿智和见识，可以表述以抽象的形式所不能言传之意涵，使读者更好认识和接受历史学家的工作与意图，这样亦可向公众表明史家工作之意义与价值。所以，在中国传统的论述里，一方面在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一方面又在强调“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刘知几甚至认为“史之为务，必藉于文”。然而，一般读者更愿意去读小说，而非历史，即便有些人认真地读历史、随意地读小说，可是其读后的印象与收获却迥然不同，无疑，读小说的收效更多。这其中的分野或在于：历史作品的文学意味较少，一些史书更是竭力避免“小说化”，其实一般人的读书选择，兴趣才是最主要的东西。因之，有学者就认为，专业化或学术性的历史，只能唤起学院内史学研究者的注意。欲使新的历史认识普及到一般人，在方式上似乎应该顾及到读者的兴趣问题。为了使一般人在无形中得到新的历史知识，不妨用以含有文学意味的笔调去做我们所要做的“解释”工作。这样，一般人对历史的观念，兴趣才会更大。但事实上，靠历史学家的写作去影响或改变大众的历史意识及认知历史的方式，这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使命，或者说是一种自作多情和自不量力，这在于公众对于历史的认识、他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常常是被从民歌、神话、传统到通俗小说、小报、流行的出版品之类所打造，而非是来自专业史家的影响。专业史学的鹄的更经常应该是揭露那些流行于历史神话中之陈词滥调，而非与之同流合污。进言之，伊始之际，专业史家一般就是仅向受过教育的很小的群体现身说法，若将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史家视作是历史知识的唯一生产者——这些历史知识建构了公众关于过去的看法，那么，我们就极大高估了历史学家的公共影响力。”抑有进者，历史学家的著述本来就要以追求“真实”和传世为目的，而非应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为关怀；况且。凭借一时的风云际会拥有很多读者的史著，未必就能传之久远，无数史学史、思想史、政治史上的此类个案早已屡见不鲜。不过，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在严格的史料基础之上，史家试图去讲述一个好的历史故事，这没有什么不妥，反倒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的。毕竟，如亨特(LvnnHunt)所言：“历史学家工作的本质就是讲故事。”我们所反对的。只是为了媚俗和哗众取宠去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