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除了“天价学区房”以外，还有“天价药”、“天价鱼”、“天价面”、高校独董“天价年薪”等事件。“天价”现象虽然在表面上呈现的是不同的问题，实质上描述的却是一种“公平公正、透明知情”消费环境的缺失，体现的是对公平公正共享发展的焦虑。
五花八门的“天价”现象
近年来，媒体报道了众多“天价”事件。这些“天价”事件可谓是五花八门，让人烦不胜烦。
学区房、药……生活中的“天价”惹人烦。
——“天价学区房”，买的不是房，是学位。北京的胡同平房因对口名校竟卖出每平方米46万元的天价，不少房只是一间厨房甚至是过道，无法居住。父母们为了子女能上公办名校一掷千金，这种现象在多地成为常态。
——“天价药”花大钱还配不到。“格列卫”是一种对恶性胃肠道间质瘤、慢粒白血病非常有效的分子靶向药，一盒120粒能吃一个月，但在一些医院要价2.4万元。去年至今，包括“格列卫”在内的多种抗肿瘤进口药被多地纳入医保范围，然而药进了目录，却依旧难在医院配到。
旅游“天价门”接二连三……长假监管也放假？
——“天价大虾”。去年年底，相继有网友爆料称，在山东青岛和广西南宁餐馆吃饭时遭遇宰客事件，原本38元一份的“海捕大虾”结账时摇身一变，成了38元一只，一盘虾要价1500余元。
——“天价鱼”。无独有偶，今年2月在哈尔滨市松北区北岸渔村饭店，一名常州游客花一万余元吃了顿鱼。2月21日，相关专项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恶劣事件，做出吊销涉事饭店营业执照，对店主罚款50万元等处罚决定。
——“天价面”。一位被高价面条坑过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民高先生称，去年他到南方某城市旅游，因胃肠炎发作，只能吃面条或稀粥，咨询餐馆人员后得知做一碗普通的素面竟要80元钱。他求助导游讲价，可导游却置之不理。
——“天价蘑菇炖鸡”。去年10月2日，一名山西游客称，在崂山景区被“黑导游”带到了一家饭店吃农家宴，最终花费了2300元，其中一道蘑菇炖鸡894元。最终，崂山景区勒令饭店负责人停业整顿并向该游客道歉，并赔偿了游客全部损失。
“天价”独董年薪、“天价”采购……舆论监督能否代替制度反腐？
——拿“天价年薪”，做“独董花瓶”。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的3个多月里，已有超过30名高校独董离职。高校独董成为官员独董在高校领域的翻版，此前官员独董的年薪最高者突破百万元。
——27个U盘（含移动硬盘），均价1000元。去年10月，广州市天河南街道的采购清单上，均价1000元的U盘令人大跌眼镜。几年来，通过“天价采购”牟取个人利益的案件时有发生，让亲属成立公司包办单位采购已成为一条典型的利益链。
“天价”宰客为何屡禁不绝
除了上述事件，近日哈尔滨再现“天价澡”，上海出现“天价理发”，南京则出现每平米56万的“天价骨灰堂”。“天价”事件仿佛进入“井喷期”。这些“天价”现象不仅涉及衣食住行，也涉及医教娱游，甚至涉及生老病死，可谓与生活息息相关。
而纵观近年来多地发生的多起 “宰客”事件可以发现，尽管每次事件后相关部门都对责任人进行了处理，并且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旅游法》均对消费者的权益和经营者的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经营者通过诚信合法经营，建设良好旅游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敢消费、放心消费，但“天价”事件仍频频发生，屡禁不绝。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标价不规范不严谨。各级管理部门制定明码标价的规定不能让经营者玩文字游戏、糊弄监管部门，坑害消费者、钻监管空子。
当然，也有一些“天价”是当地对市场的把握很见功力，自主定价、明码标价，这无疑都是市场经济的要义，但却忽视了另外一点：自主定价不是当甩手掌柜，放任自流也绝不是市场经济，还得讲规则，讲公平。
二是监管缺位。对于一些游客而言，假期苦短，景点更是匆匆一瞥，遇到宰客行为，不可能用打官司的功夫白白耗费宝贵的假期。所以除了短暂举报之外，游客很难有意愿采取别的手段来维权。没了投诉的游客，一些地方政府也缺少管理乱象的意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多罚点钱，糊里糊涂就不了了之了。于是，同样的“宰客”问题类似的刁难年年都有。
如果物价、旅游等相关部门能做到节前预防，提前监管，早早行动，监管督促到位，或许完全可以将问题消除在萌芽阶段。
三是责任主体不明确，游客被宰后，除了求助公安局，还可以拨打物价局、工商局、旅游局、卫生局、消协等部门的服务电话。然而，“宰客”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电话却“接不通”，或“管不了”或“踢皮球”，最后处理不了了之，消费者屈辱而归。
四是处罚机制不健全，处罚力度太软。就算有关部门处罚了宰客店主，仍然难以遏止“天价”之风。“消停”一段时间，“风声”过后又会有人“重操旧业”、“卷土重来”。由于对执法不严、包庇纵容宰客，甚至与宰客狼狈为奸的部门和人员惩罚力度不够，因此没有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
有网友和消费者反映，一些导游与商家勾结联合“宰客”，手段高明，隐蔽性强，取证困难，给政府监管制造障碍。还有些商家利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钻空子、打擦边球，大肆“宰客”，而监管部门却难以查处。
為了规范旅游市场，去年7月，国家旅游局印发《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管理办法（试行）》（简称“黑名单”制度），再次向“黑景区”、“黑旅社”、“黑导游”等说“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法律与产业规制研究中心主任韩玉灵认为，之所以要建立旅游企业“黑名单”制度，就是为了改变旅游经营者违法成本过低的局面，“以前你失信违法了我就罚你，罚款金额不高，你不怕；现在你一失信我就曝光你，让游客用脚投票，用市场来否决你。”
“天价”频现背后的共享焦虑
“天价”事件并非现在才有，只是以前的争执与维权更多的只是在销售者、消费者与有关部门之间发生，监督与曝光更多需要媒体的介入，或是受害者同时处于失语者的位置，或是维权过后事件也就平息了。而如今新媒体、自媒体环境下，监督与曝光更便捷，“天价”事件能第一时间通过自媒体在舆论场中发酵，维权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舆论纷争的过程，甚至舆论对维权与事件的调查发挥着促进与监督的作用。
从事件起始来看，“网友曝”“市民曝”成为了各种“天价”事件的重要来源，即使不少事件不停反转，但无论如何反转，绝大多数公众愤怒与指责依然会指向“不良的商家”与有关部门在监管整顿上的不作为。
可以說，除去炒作与恶搞的事例与成分，以“天价”为前缀的事件，它实质上描述的是一种“公平公正、透明知情”消费环境的缺失，体现的是对公平公正的共享发展的焦虑。公平公正消费环境的缺失，都会削弱理性消费的支配作用；任何透明知情消费规则的缺失，会让处于消费完毕、取证已难的我们变成被宰的对象。焦虑也正源于此。
当然，与公平公正、透明知情消费环境缺失造成的“天价鱼”、“天价澡”等事件不一样，“天价学区房”与“天价骨灰堂”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不理性消费的结果。而这种不理性，又源于对稀缺资源的需求与担忧。教育关乎孩子与家庭的未来，墓地关乎生者与死者的尊严，在不理性的支配下，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可能占据主导，加之政府与政策调控的缺失与滞后，教育等资源配置难以实现均衡，“天价”交易也就成为部分人获得稀缺资源的保障因素。
此外，“天价骨灰堂”的出现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背景有关，“天价学区房”的出现也与“多校划片”政策有关，都如出一辙的是“逆政策天价”的表现。政策导向难以给“天价学区房”与“天价墓地”降温的背后，在分析人士看来，体现出了公众在政策与现实的夹缝中处于被剥夺的位置，焦虑重重，而这种焦虑的核心是对资源公平配置的不确定，亦是对共享发展信心的不坚定。
共享发展已经成为了“十三五”期间推动“四个全面”进程的重要理念与力量。共享既体现在对公平公正生活环境的诉求上，明明白白消费，清清楚楚生活，也体现在资源的公平配置上，无须再花“天价”买争取稀缺资源的砝码与机会。
而“天价”现象频发与共享的发展理念格格不入，可以说，它们是共享实现程度如何的一把刻度尺、方向标、晴雨表。
因此，关注好、引导好、解决好“天价”事件及背后隐藏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加强监管就够的，关键需要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注重协调各方、注重公平再造，同时更需要创新、协调、开放等发展的全面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