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高等教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在30年的历程中有一位大师的名字为莘莘学子所敬仰，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潘懋元教授。在庆祝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成立30周年之际，大师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弟子们欢聚一堂，畅谈30年来高等教育研究的丰硕成果。本刊编辑有幸参加了这一盛会并特约吴雪博士对大师30年来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作了专题访谈，大师对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科学见解和精辟思想为今天市场经济下高等教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科学发展的有益启示。现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摘 要： 随着高等教育研究的日益深入，高等教育领域内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尤其是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的问题，非常值得研究与思考。从高等教育管理学科体系来看，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面宽，研究内容多，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重视历史研究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必然要求，只有对高等教育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有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加有的放矢地进行高等教育管理理论探讨，才能在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下提出切实可行的高等教育管理的理念；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理论源自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实践，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不断予以修正、完善、发展和深化;要注意“全面适应”和“主动适应”两个核心管理理念的联系; 应重视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应用性，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 G4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08）03-0001-05
潘懋元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中国高教学会副会长等职务。现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潘懋元教授就敏锐地感觉到“不能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一样来教育”，倡议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以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和提高。1978年，潘懋元教授在厦门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他兼任研究室主任，这个机构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1981年，潘懋元教授组织编写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作《高等教育学》，该书于1984年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奠定了这一新学科的理论基础。潘懋元教授在众多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中，注意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结合，把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相结合，切实把“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座右铭贯彻在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中。1980年，潘懋元教授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被认为是我国学术界对教育规律宏观体系最深刻、最全面，也是最好的概括。接着，他对迎接新的科技革命挑战、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地方化、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关系、海外华文教育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高等教育向农村扩展、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教学和课程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等高等教育实际问题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许多观点和理念在我国教育界和政府决策层产生了重大影响。潘懋元教授著作成果丰硕，先后出版10多本著作，在国内外重要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数百篇见解精辟独到的学术论文，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如今，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已经走过30载春秋，面对层出不穷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问题，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也日益深入，为了进一步明确今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方向，2008年5月笔者受《高校教育管理》编辑部的委托，就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对潘懋元教授做一专访。
一、管理的历史观论从史出
问：潘教授，高等教育管理的内涵和外延是非常丰富的，您是如何来界定高等教育管理范畴的。
潘懋元：从高等教育管理学科体系来看，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面宽，研究内容多，但是我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基本是源于我自己高等学校管理的实践切身经历。宏观层面有关于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研究，包括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体制和机制转型，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高职模式的构建，民办高等教育体制、民办高等教育的立法等；微观层面则是集中在教育教学实践的操作上，包括高校的定位和分层分类、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的探究、大学教师待遇问题的思考、高校内部的管理、校园文化建设等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是分不开的，我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贯穿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之中。
问：人说论从史出，以史为鉴，您是如何看待这两句话？您又是如何把历史研究和我们现实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相结合的？
潘懋元：研究高等教育相关问题的时候，我最为强调的就是：高等教育的研究和发展一定要符合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强调要把一定的高等教育活动和高等教育制度放在一定的社会大背景中来考察，但不能认为有什么社会背景、政治观点、经济条件，就有什么教育；有什么社会制度，就有什么教育制度。
我认为，从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来看，除了考虑政治、经济因素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之外，还应重视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文化传统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形成的，一旦形成以后，就会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广泛复杂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顽强的。对高等教育管理亦然。各种文化传统都会产生一定的文化惯性，这样必然影响管理的效率和效益。所以，重视历史研究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必然要求，只有对高等教育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有全面的了解才能更加有的放矢地进行高等教育管理理论探讨，才能在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下提出切实可行的有关高等教育管理的理念。
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早期，我就已经开始倡导结合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和高等教育管理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来开展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并提出高等教育管理改革中亟须解决的许多问题，需要弄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有哪些成功的经验与尚未解决的问题。如：学位制的历史演变、学分制的历史演变、私立大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中国留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经验教训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与高教改革实际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史问题。虽然这些关于高教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并没有在当时引起教育史学者的重视，他们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讨论那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无视教育改革所需要掌握的历史经验与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许多年轻的高教研究工作者所重视，大家通过历史的视野来研究这些问题，为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研究注入了活力。
以我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民办高等学校为例，当时我从分析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出发，根据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明确提出中国民办高等学校的出现和发展是必然的。首先，从我国经济体制结构变化来分析，在过去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体制下，建国后私立院校改为公办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但随着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民办高等学校的出现与发展就有了它存在的经济基础。由此可以得出，上世纪80年代重新出现于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调整的需要，也是一种必然。随着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的转变，教育体制也必然发生变化，传统的单一的国家办学模式也将向政府办学、社会办学、个人办学多种形式过渡，因此，我就提出教育理论界要超前研究民办教育的理论问题，教育行政部门也要做好超前决策。
正是基于历史视野和现实分析，我对于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充满信心，因为21世纪，教育消费将成为国民消费强有力的增长点，社会将看好教育产业，所以未来民办教育的大发展并成为办学体制中富有活力的部分并非梦想，而将成为现实。就此，我认为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必须立法加以引导、扶持和加强管理。这些观点和思想的提出都是基于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而且这些观点和思想都在以后的实践中得到不断的证实和丰富。
二、管理的问题意识问题研究
问：您认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重点在哪里，是问题研究为主还是理论研究为主？
潘懋元：高等教育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研究并解决问题是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动力来源，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要寻求理论创新，必须强化问题研究意识，增强问题研究能力。
什么是问题研究呢？问题研究作为一种理论建构型的研究方式，与其他观察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资料收集，也是典型的理论生成的活动。此处所说的理论生成或者理论提升，并非是纯粹的沉思、抽象，也不是实证研究中的演绎推论，而是指一种从个案到概括的活动，即从微观的个案出发并在个案中进行概括，最后达到那种更为广泛的解释和更为抽象的分析。正如格尔茨所说：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可见，所谓理论提升就是要在具体的实际研究基础上和实地研究的过程中形成新概念、新理论，同时又将这些新概念和新理论用来指导后续活动的进一步研究。
在我看来，高等教育管理理论源自于高等教育管理的实践，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不断予以修正、完善、发展和深化。在问题研究过程中不断生成的新概念、新思想有力地牵引着研究行为，从而确保了问题研究不是瞎撞乱碰，不是肤浅描述，而是对高等教育管理行为的一种透彻理解和对高等教育运行规律的一种深刻领会。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必然会涌现出许多更深刻的问题。问题的深入和研究的深入只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已。前苏联哲学家凯德洛夫就曾指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所研究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暴露出更多尚未研究的东西。所以我尤其强调在研究高等教育管理问题时都是强调从问题入手，我的研究始终贯穿着问题意识。
从80年代我提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的私立高等教育的迅速崛起和高等教育地方化的加快推行的两大趋势，到后来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发展速度、高考招生改革、产业化、应用型本科的定位和发展等等问题研究，到前几年提出对“新高职”如何办学的意见，如“新高职”新在哪里？“新高职”还是按照旧有的思路、模式来办学吗？怎么能让一些不具备进行职业教育条件的综合性大学来办高职？这样的办学模式是不是会在将来产生新的就业压力？我都比较关注这些前沿问题的研究。这是因为这些问题要么是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的历史痼疾，要么是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要么是高等教育发展在一定历史时期下已解决的老问题又以新的面貌和方式出现。研究这些高等教育分层分类中出现的不同层面的管理问题已经成为整个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管理的全局观点面结合
问：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您是如何将个别案例研究和全局关照相结合的？
潘懋元：这一点我用几个例子来说明吧。就我国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阶段迈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来说吧。在上个世纪末年，我就认为资金投入(入口)和毕业生就业(出口)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大关隘。为解决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我认为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采取节支与增收两种办法。节支，就是采取非精英教育的消费水平以扩大高等教育，如在保证一定比例的精英教育的条件下，各国都尽力发展社区学院、成人高校、开放大学、远距离高等教育以减轻大众化的负担。在中国，还可以发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增收，就是发展私立(民办)高等教育，以吸收私人或私法人投资和收取学生较高的学费。在如何解决当前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方面，首先要转变传统思想，改变思维方式。高等学校要面向人才市场，及时调整专业课程，拓宽专业口径，加强就业的适应性；大学毕业生应当成为职业岗位的创造者；等等。另外我曾强调，“不能用精英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规格、学术方向和标准、办学体制与管理体制等来规范大众化高等教育”,而应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这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和出路。
再从高等教育如何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方面来谈，我早期提出的“全面适应”和“主动适应”两个核心管理理念相联系。我强调“全面适应”是指我们办教育，不能只把眼睛盯在市场经济上，而是要考虑社会政治、文化、科技等多方面发展的要求；要通盘考虑；不能只看到当前的需要,也要看到社会发展的长远需要；要克服办学中的急功近利等短视行为,要树立全局观、长远观，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所谓“主动适应”，是指不是被动地跟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后面，完全成为市场的附庸，而是要发挥教育主体的价值判断力，发挥市场经济对教育要素中的积极作用，减少市场中消极因素对教育的影响。我们目前高校以各种渠道和集资方式创收办学，办学者对于这些渠道和方式哪些是有效可行的，哪些是不利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我的论文《市场经济的冲击与高等教育的抉择》中，运用了“主动适应论”，认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与影响，不是好不好、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不可回避的，高等教育要独立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外是不可能的，高等教育要在这种必然性下，树立主动适应的思想,发挥主体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作用，力求发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积极作用，尽量消除或减少其消极影响。这样的研究才是从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出发，经过理论提升和推演，把理论研究放到实践中检验，从而实现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双赢。
所以，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我们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必须具备的全局和整体意识，将全局和整体意识介入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才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鼠目寸光和“贪小利而忘大义”的急功近利。
四、管理的应用性实践和理论的结合
问：您如何看待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研究对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潘懋元：人们往往认为教师与干部虽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而所写的论文大多只是描述性的经验总结,缺乏学术水平与理论深度，质量不高，不宜提倡。提倡他们搞研究，写文章，得不偿失。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一位教师或干部,在教育实践中确有深切的体会，有一定价值的经验,把这些体会、经验整理出来,并力求在理论上有所论证，能解决一两个具体问题,就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章。为了写文章，还得读一点理论书进行一些积极的思维活动，这种文章对自己是提高，对他人有影响，这就是有了实际的效益。不能要求每年数以万计的高等教育论文,都要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与理论深度。用所谓学术水平、理论深度这种抽象的价值尺度来评价行家而非专家的研究成果，不是实事求是，而且会挫伤广大教师与干部参加高等教育研究的积极性。但是也应强调理论研究的意义，不能把经验等同于理论，以经验取代理论，实际工作者应当转变思想，尊重理论，尊重规律，不能拍脑袋决策或凭经验决策，对于重要决策，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理论论证。所以，我认为研究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中的问题对理论研究绝对是利大于弊的。
问：潘先生，我知道您曾经是厦门大学的副校长，中国高教学会副会长，您是如何把您丰富的实践经验融入您的理论研究中来，也就是说您是如何把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相结合的？
潘懋元：我比较重视高等教育学尤其是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应用性，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我认为，理论只有转化为可操作性的知识与方法，如实施细则、改革措施等，才能转化为实际工作者的行动，对实践起作用。但同时也反对片面狭隘的操作主义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表明，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转化为实践一般要经过中介环节，需要加强对中介环节的研究：基本理论→应用研究(开发研究) →政策(一般指宏观的) →操作性措施→实践。而更多的是不必经过政策环节而进入实践，也就是基本理论→应用研究(开发研究) →操作性措施(一般指微观的) →实践。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说明：在中国，开展科学研究，必须“当家、行家、专家”三家协力。没有行家，容易脱离实际；没有专家，理论水平提不高；而没有当家，研究工作很难开展，当家是关键。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进一步争取领导的支持。但争取不能光靠空口游说，更不能老是批评、抱怨；重要的是主动关心改革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能够拿出具有可行性的科研成果，做好咨询服务工作。所以，高教管理科学必须而且必然要和高教管理实践相结合，这样得出的科学成果才有其用武之地。
例如：8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体制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民办高等教育在社会主义中国初露端倪，民办高等学校的性质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性质呢？私立高等学校的质量如何保证，私立高等学校会不会借教育之名牟取暴利？这种担心和疑惑使民办高等学校一度成为禁区。我就从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和实际出发，考察了国外私立高等学校的发展轨迹后，指出民办高等学校的出现和发展是必然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两面性，关键是如何引导。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不仅是吸纳民间教育资源，筹措办学经费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对于改变我国高等教育形式、层次、类型结构的单一性，对于提高办学的自主性、灵活性具有重要作用。
高等教育管理学作为社会科学，其成果必须有一定的社会效益。社会科学，尤其是应用性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效益是转化为社会活动，高等教育科研成果的社会效益是转化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高的实际活动。这种社会效益的发挥，不是以大小来决定的，更多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微观方面的科研成果,是为广大的高等学校教师和干部的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上、方法上的指导，直接转化为教育活动的。如果一个观点、一种方法、一项建议、一条经验，能为群众所欢迎，被一些教师、干部所采纳,在教育实践中起积极作用，可以说，就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但也不应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论、评价理论、取舍理论。
（责任编辑 东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