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河流域是世界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史称这块两河之间的历史环境和区域为美索不达米亚。随着近代以来两河流域的众多考古发现,以及19世纪中叶后对苏美尔文献和阿卡德文献的初步破解,及至20世纪40年代的基本解读成功,人们逐步揭开了古代两河流域灿烂文化的面纱。两河流域古代文明遗迹发掘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被认为是古代学校的遗址以及大量的学校泥板教科书和学生泥板练习作业。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现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写了世界教育的历史:“这里是人类最初学校教育的摇篮,也是人类正式教育的起点。”[1]
教师活动是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也可以将教师活动作为一个重要分支内容来进行研究。
一、从“文士”与“教师”词汇的出现看教师的起源
“文士”的苏美尔文词汇为dub-sar,英语直译应是tablet-writer,即泥板书写者。为研究方便,西方学者使用scribe的比较多,汉语相应译为“文士”或“书吏”。但“文士”的实际概念要广泛得多,它泛指具有一定知识和训练,承担宫廷、寺庙和民事的管理和服务事务的人。这些事务主要有:观测天象、指导灌溉、管理农业、征收田税、经营商业、主持修缮、处理政府文件、起草民事合同以及培养人才等。简言之,“文士”在两河流域古代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中起着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文士”作为知识群体在近东和西方古代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属于社会上层。当然,后来文士自身的层次也分化了,一些文士只承担秘书或誊写员的工作,我国古代将这些人形容为“穷书生”。学校教师是文士中的一部分,这些文士在学校兼职或专职承担教学任务,其教学目标就是要培养新的或更多的文士。
dub-sar这个楔形文字最早出现在位于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乌尔①。在乌尔发掘出的文献中,“文士”一词只出现过一两次,但却在苏路帕克频繁出现,那些泥板文献的书写时间属于早期第三王朝的法拉时期,约在公元前2600年至前2550年。在比它们出土更早的乌鲁克第三王朝②的文献中则没有专用词汇指相应的人员。
通过研究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王朝时期的社会职业表,历史学家们发现,那时的古代两河流域社会上层已开始形成分层次的社会管理职业。那时的职业根据不同的历史文献可能会有具体差异,但从高到低大致是:ensi(王、统治者)③,sanga(祭司、行政长官),sa-dug(管理者), dub-sar(文士)。这一职业系列中的sanga意指寺庙的祭司或某管理机构的负责官员,除此之外,还指学校的教师。[2]比格斯注意到,虽然在法拉时期sanga这一职业与dub-sar有区别,但这两个词在古苏美尔文的行政管理文献中属于同一词源sanga-dub。[3]可能是由sanga-dub变为了更细的sanga和dub-sar两个职业。而sanga-dub在乌鲁克第三王朝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文献中大量存在。因此,“文士”这个职业有可能是从那一时期开始成型的。[4]sanga与dub-sar先分化,遂由后者逐步取代。[5]从中我们也可看到文士(包括教师)职业的早期起源与祭司的关系。到乌尔第三王朝,文士已成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群体。[6]
在苏美尔文中还有一个比“文士”更接近表达“教师”之义的词汇,即“um-mi-a”(乌米阿)。“乌米阿”一词也最早出现于苏路帕克发掘出的文献中[7],这个字在其他地方发掘出的早期苏美尔文献,包括行政管理、贸易合同、法律文书、事件记述、信件等文件中出现比较多,其主要含义是“工匠”“专家”等。“乌米阿”是文士中的一部分,与其他文士相比,他们似乎更精通某一方面的事务,其中也包括比其他人更精于刻写泥板文书。因此,与学校相关的苏美尔文献中,一般将教师也称呼为“乌米阿”。S.N.克莱默教授在他于1956年分别出版的《历史从苏美尔发端》和《来自苏美尔泥板》两部著作中,除将“乌米阿”解释为“专家”“教授”外,还认为“乌米阿”也有“学校之父”之意。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克莱默1949年发表的《学生时代》一文中引用的解读的苏美尔文和英文译文,可以发现克莱默基本上将“ummia”作“教师”用,而将“adda edubba”作“学校之父”用。
阿卡德人是与苏美尔人同时生活在两河流域的民族,其语言属于古闪米特语系。阿卡德语开始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后来借用苏美尔文字,再后逐步产生阿卡德文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两河流域两种语言同时使用,双语的掌握是两河流域学校教学的基本内容。因此,在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苏美尔-阿卡德词汇对照表。与ummia对应的阿卡德文为ummanu(或ummianu),有研究者认为,ummanu是从腓尼基文的omman和希伯来文的ammun借用来的,其意思都是“技师”“家庭教师”。[8]
还有一个与教师相关的词是“ugula”。这个词在苏美尔文献中也经常出现,主要是指一个机构中负责或承担监督职责的人。在学校文献中,克莱默将其译为“overseer”(监督者)。哈佛大学哈佛学院院长科恩对埃马尔泥板文献进行研究后认为,在埃马尔、哈土沙和乌伽里特等地,确有头衔为ugula的人。ugula有“学监”的含义,是高级文士或教师,有监视学校和收取资助等职责。[9]
二、两河流域教师活动情况的基本发现
对古代两河流域教师活动做出奠基性贡献的当属著名苏美尔史专家S.N.克莱默教授和C.J.卢卡斯教授。他们分别在《历史从苏美尔发端》《学生时代:一篇与文士学校相关的苏美尔作文》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士泥板屋》等文中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学校教育和教师活动作了概貌性的介绍。
考古发现,在公元前4世纪前叶,两河流域就已经流行楔形文字。克莱默认为,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发明和发展直接促使了学校的产生。因此,早在公元前3000年,一些文士就已经在开始进行教学了。[10]1902-1903年在苏路帕克发现了大量被认为是学生练习作业的泥板,研究者认为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学校。[11]苏美尔语称学校为“埃杜巴”(edubba,意为泥板书屋)。古代两河流域的学校大致分为三类:宫廷学校、寺庙学校和世俗文士学校,三类学校有可能同时存在。从这些学校遗址中挖掘出的大量泥板文献记录了不少学校的日常生活,其中也使我们看到了教师活动的情况,这些情况说明那时教师体系已基本形成。
对两河流域教师产生和存在的判断主要来自两种证据。第一种证据是一些以学校生活为主题的泥板作品,包括学生的泥板练习作文和教师的文学创作。这些文献都充分反映了教师的职责、专业、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以及师生关系、教师经济来源等情况。这时的教师已开始收取学费,以维持日常生计。文士学生毕业后大部分成为寺院僧侣,一部分从事政治或社会事务管理,也有些文士则以在学校终身从事教学和研究为业。[12]第二种证据是更大量泥板的商业文书和信件中的书写者落款署名或印章。在泥板文书末端落款签署附加头衔的书写者名字或印章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士的习惯。科恩研究了1972-1976年法国考古队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古城埃马尔挖掘出的大量泥板文献。根据在学校遗址上发掘出的文献内容,他在40名文士的落款中分辨出了12名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如,埃马尔城贵族祖巴拉的孙子萨伽•阿布就是一名文士,也是一名教师。[13]
公元前2世纪时的两河流域,社会和经济已高度发达。社会分工和知识的丰富促使学校教师很早就进行了专业分化。据发掘出的文献记载,在某些规模较大学校中,已有专门负责教授苏美尔文、绘画、数学和测量等不同科目教学内容的教师。
克莱默和卢卡斯等从尼普尔和乌尔等地发现的学生练习作文等文献中推测,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学校已出现了比较健全的组织结构,教职员已有职责分工和层次差别。在“埃杜巴”中,教职工和学生等无论年龄大小都自称是“学校之子”,相互则称为“同事”。但校长是受尊重的,是学校的领袖。人们认他为adda edubba,即“学校之父”。事实上,在苏美尔人的观念中,校长是一种“权威”的象征,是伟大智慧和知识的化身,博学多才,是“富有卓识的文士”。人们称颂他:“校长,你是塑造人性的上帝。”又说,“你真是我敬爱的神,将我这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有人性的人”;有的还写道:“他手把手教我做泥板,向我示范如何做事和讲话,引导我学习前辈成功的经验。”[14]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学校已经有了“助教”或“辅导员”这样一种介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辅助人员,称为“大师兄”。“大师兄”通常由毕业生或高年级学生担任,主要职责是为教师的教学做准备,为学生书写学习范文,协助教师辅导学生学习刻写泥板,检查学生作业和听取课文背诵等。大师兄一般只负责低年级学生的教学辅导工作,到学生学习的高级阶段(类似今天的中学阶段),大师兄则不再参与学生辅导。[15]
较大规模的学校还有专门从事管理的职员,他们可能是非教学人员,即前面提到的ugula,意为“泥板书屋的管理人”,其主要职责是学生管理和维护学校规章制度。学校还设有图书管理人员、惩罚学生的人员、校门看守人等。[16]
三、教师和学校规模问题的新探讨
继考古学家1902-1903年在苏路帕克、1922-1923年在玛里等地发掘出学校的遗址后,又陆续发掘出了不少被认为是学校的遗址,如在乌尔、伊辛、乌鲁克、尼普尔、基什、拉尔萨、沙杜蓬、埃马尔、哈土沙、乌伽里特等地。据考证,虽然古代两河流域出现了较多城邑,且已呈较高的社会化程度,但这些城市的规模都不是很大,最大的(如尼普尔)占地面积也不超过50公顷(约750亩)。[17]
对古巴比伦宗教和文化中心的尼普尔城的学校遗址发掘研究很有典型意义。1951-1952年,美国考古队发掘出了位于该城恩利勒神庙南250米处的一座拥有三间居室和一个小院落的泥板屋,该遗址被命名为“泥板屋F”,它大约建于公元前18世纪的40年代。在这几间房中共发现泥板1425块,其中2%的泥板明显是档案,50%是苏美尔文学作品,42%是学校教科书或作业,6%有待辨认。因此,它明显是一所学校。但这所学校的面积非常小,其使用面积大约只有45平方米左右。
20世纪70年代,鉴于叙利亚政府对幼发拉底河水利工程修建的需要,法国考古队抢救性地发掘了古埃马尔城,收集了千余块泥板和碎片。这些泥板约书写于青铜器时代末期,包括米坦尼帝国、赫梯帝国以及中亚述帝国时期。这时先进的古巴比伦文明已沿两河流域由南向北、由下游向上游延伸。埃马尔考古中发现了一处家族性的寺庙遗址。该寺庙为埃马尔城贵族祖巴拉家族所有。祖巴拉家族世袭为埃马尔城的祭司,同时也是几代人都担任城邦行政管理高级职务的名门望族。发掘和研究表明,该寺庙存有大量约作于公元前1450年-前1185年的泥板文献,主要是教科书、家族档案和家族成员履行城邦管理职责所需的专业文件,它实际上是一个集寺庙、学校、档案和图书馆为一体的建筑。这所学校实际上只有两名教师。一名叫基丁•古拉,是个“外国人”,可能是一名滞留未返的外交使节,他生活在埃马尔城附近的外国人居住区,明显是祖巴拉家族雇用的一名私塾教师,负责教授大部分课程。另一名叫巴•阿里•马利克,是祖巴拉家族成员,也是一名祭司,他的角色类似学监,负责学校管理并教授部分课程。学校的学生约为3～4人。在祖巴拉家族档案中有四代人的记录,学校活动大约在巴•阿里•马利克及他的儿子生活期间,换句话说,学校存在不超过一代半时间。[18]
在两河流域其他地方发掘出的学校遗址面积都比尼普尔的学校还要小,如在乌尔、伊辛等地发现的学校一般只有1～2间房。[19]伊辛、尼普尔等地的确发现了像是寺庙、面积比较大的建筑遗址,但却都没有找到古巴比伦学校通常有的泥板教科书或学生作业。总之,考古发掘并没有找到古代两河流域有比较大规模学校存在的证据。[20]
历史学家对这些学校遗址进行了很多研究,认为虽然有很多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讨,但从目前研究的结果看,古代两河流域世俗学校的单个规模并不很大,教师数量也不是很多。真实的古巴比伦学校比苏美尔学校作业中所述情况和过去历史学家们根据这些泥板作文想象的学校规模要小得多,也比想象的要更家庭化,教学和练习泥板刻写通常是在院子里,而不一定在室内。克莱默教授1949年的那篇《学生时代:一篇与文士学校相关的苏美尔作文》文章中所形容的学校,可能只是古巴比伦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们在作文练习中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而已。[21]
四、教师结构和学校内部组织考察
这个问题与上面的讨论密切相关。其实,针对克莱默认为“埃杜巴”已具有较大规模并有比较健全的学校组织和人员结构的观点,有学者在其观点发表后不久就有质言。1958年12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主持的一次题为《古代近东的城市化和文化发展》的国际研讨会上,兰兹伯格教授就委婉提出,按克莱默解读的苏美尔学生作文描绘的“埃杜巴”,似乎更像一所“世俗的大学”。克莱默则认为,古代巴比伦学校是分层的,由低级学校到大学都存在,大学称“edduba-gula”,只在巴比伦设置。但克莱默在以后的著述中没有对此再加以论述。
我们仍通过考古例证进行研究。例证是位于乌尔城Quiet大街7号的学校遗址。考古研究认为,这是一所由一名叫库•宁伽勒的僧侣举办的私人学校,学生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而在哈提发现的学校则是由一个叫伊兰尼的人为了将其医疗技术传授给其后代而举办的,后来形成了文士学校。[22]与传统上认为的古巴比伦的“埃杜巴”先是由官方举办,后来逐步被私人教育所取代的观点不同的是,后来陆续发掘的各种学校基本属于依托家庭举办的私塾教育。在尼普尔、玛里、西帕尔和哈土沙等地发现的学校泥板教材中的有关内容也基本可以肯定这一点。
因此,现代的研究者倾向认为,“埃杜巴”不一定是正规的、有相当教师规模的、有数届学生的机构型组织,学校中的教师一般也就1～2名,学生不会超过2～4名。[23]学校培养的主要对象是贵族家族子弟,目的是将他们培养成继承家族神职和世俗管理事务职位的文士。这种教育形式与中国古代由氏族长辈负责召集、利用家族宗祠空地,请宗族内文化较高的读书人或外请读书人来教学的私塾形式比较相像,文士很符合私塾教师的特点。
五、教师与国家关系解读
古代两河流域的世俗学校及其教师与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一些研究者倾向认为,学校受到国家的控制和影响,但不是国家直接举办的,教师也不是由国家直接聘用的。
古代两河流域学校的起源与书写的发明、使用和发展有直接关系。文字的使用和教育传递最初是由寺庙僧侣掌握和从事,并逐渐扩散到世俗学校中去的,但实际上宗教活动并不依赖于书写文书,书写文书反而对行政管理最为重要。因此,在人类文明黎明初现的两河流域,书写是国家的生命力所在,很难想象国家将如此重要的社会事务完全交由私人控制。另外,从乌尔、乌鲁克、尼普尔、西帕尔和玛里等地的考古发现看,古巴比伦世俗学校的课程设置与僧侣教育明显不符,但在教学目标、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却体现出了较高的同一性。按理说,自发性的家庭教育体系应导致这些特点的分散性和多样性,但事实却非如此。由此判断,这些一致性不是来源于寺庙,而是明显受国家的影响。
但是,学校受国家影响和控制与学校由国家直接举办是两回事。从总体上看,古巴比伦时期,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强势控制只发生在汉谟拉比统治的较短时期,大部分时间国家控制相对较弱,那时土地的私有现象已普遍存在,寺庙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例逐渐减少,但行政管理仍由寺庙人员负责,大多数教师也确是从这些人员中选聘雇用的。然而,研究者又注意到,两河流域考古发现了成千上万的各种泥板文件,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寺庙或官方支付教师报酬的记载,相反却有学生家长缴纳学费、教师收入从学费中提取的记载。这似乎意味着“埃杜巴”既不是寺庙的学校也不是国家直接举办的学校。[24]事实上,公、私立机构之间的严格区分只是近代以来的事,古代两河流域发掘出的官方泥板文献对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区分比较模糊。因此,两河流域的世俗文士学校和教师也许带有半私半官的特点。[25]
六、古代两河流域教师职业形成和变化的大致轨迹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古代两河流域教师职业的出现和变化。
古代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两河流域文明被划分为两个时期:1.苏美尔-阿卡德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世纪初到公元前2世纪初;2.古巴比伦、亚述和迦勒底(新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1995年至前539年。苏美尔时期文字成熟后,文字应用的需求大增,如寺庙土地管理、行政文件、贸易合同等,也就促使了社会对文士的需求的大量增加。由于社会管理和文字主要掌握在宫廷和寺庙,所以对文士的培养主要由宫廷和寺庙承担,也可能出现过规模稍大一些的学校④。而古巴比伦之后的古代遗址,没有再发掘出较大规模的学校,说明学校逐渐不再限于宫廷和寺庙举办,而是先是走入贵族家庭,后由教师私人举办了。[26]即使在处于古巴比伦文化高峰的汉谟拉比时期,所谓的“学校遍布全国”[27],也基本是通过私人办学实现的教育扩散。扩散后的学校教育由于没有或缺乏国家权力机构的支撑,规模通常很小,它们存在的时间一般也不太长(如1～2代)。到两河文明后期,“埃杜巴”逐渐衰落。按照这一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教师职业实际上在公元前3千纪初左右已开始随文士阶层的出现而出现。到公元前3世纪末、前2世纪初左右,学校中的人员分类已形成,如校长、教师、学监或管理员、大师兄。随后,学校教育逐步扩散和下移,进入类似中国的“私塾”性质的私人办学阶段。这一阶段,世俗文士学校教师群体规模也逐渐小型化,那时(约前2000年左右)教师在社会上或学校中作为专门从事教学的人员已可以与其他人员区分开来,即他们主要就是“乌米阿”,但由于学校规模小,他们可能同时也被称呼为“校长”“学监”等。这有些像中国的情况,如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前,中国人对社会上有知识、有地位或受尊敬的人都可称为“先生”,而在学校中用“先生”称呼他人,则肯定是指“教师”,如果在私塾或乡村中的小学,见到校长也可称“先生”。
比较两河流域与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两河流域社会文明,包括教育的发展都早于中国,而且成熟度比较高。学校和教师职业的出现以及从寺庙、宫廷再到民间的扩散也比中国要早。这种变化过程,中国与其有共同之处,只是中国在春秋时代“学术扩散”“学术下移”和私人办学等出现后,到隋代就出现了教育与国家官员选拔制度紧密结合的科举考试制度,使教育或教师大体上没有脱离国家政治轨道,办学目标和宗旨没能真正“下移”和“扩散”。中国的政学相需、官师合一对社会文明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两河流域的学校则在朝代屡更、变乱纷争中逐渐趋向僵化和没落,最终随两河流域文明的毁灭而荡然无存。
注释:
①在早期苏美尔文中,表示“dud-sar”(也包括其他很多词)的具体楔形字形实际有很多种,但不是本文的讨论范围。
②乌鲁克第三王朝也称捷姆迭特-那色(Jemdet-Nasr)时期。
③在古巴比伦和亚述时期,神和神庙在城市中居中心地位;同样,祭司也是城邦统治集团的核心。“恩西”(ensi)被当做神派往人间进行管理的代理人,因此,“恩西”既是宗教和神庙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的祭司,也是城邦的统治者。到乌尔第三王朝后,“恩西”只指地方官员了。
④除在玛里发现的一座可能建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稍大规模学校的孤证外,两河流域在古巴比伦以前有较大规模学校的推测目前尚未有更多的考古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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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责任编辑:王亦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