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徐徐拉开，我国国防经济开始经历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确立了把国防建设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走上了富国强军之路。这次大变革带来国防经济建设空前的发展，促进了国防经济形态的转型。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信息化战争初现端倪，作战方式和军队编制体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信息化阶段。世界各国纷纷调整军队建设的思路和国防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式，推进国防经济转型。现代国防建设强调系统整合，要求把战略需求规划与资源配置紧密结合起来，集中统一使用资源。
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战争形态促进了世界性的新军事变革，对我国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提出严峻挑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要“两头兼顾、相互促进”的重要思想，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国防建设，形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这一思想的核心，是解决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在战略目标、发展进程等方面的协调一致。此后，国家开始加大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投入，国防费在国家财政开支中的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国防开支特别是装备采购费的大幅增加，加快了军队武器装备特别是关键武器装备的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
同时，我国加快推进国防经济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改革过度集中的决策体制，国家通过订货合同制来组织军品生产，调节国防经济活动主要凭借经济手段，不再直接管理军工生产企业；
初步建立国防经济的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并使供求双方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
初步培育军品市场体系，在军品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中程度不同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大军品价格在军品供求中的调节作用；
初步建立国防经济宏观调控体系。通过改革，我国国防经济运行机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单纯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模式，开始向宏观调控下的市场配置模式转变，促进了资源配置与国防需求的有效结合。国防需求与国防供给的信息传递通过市场进行，以军品价格信号为导向，使需求与供给直接见面，提高了供求信息的透明度，从而使军品生产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国防建设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国防经济建设拉开转型的序幕：初步建立了“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国民经济动员体系；
坚持走以信息化为主导、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式发展道路，着眼于武器装备系统的整体配套、系统之间的密切配合和整体功能优化，努力建设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精干高效、整体优化的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
进一步调整国防科技工业的重点、布局和产品结构，加大了关键项目和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力度，推动了国防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进入21世纪，我国国家安全面临多样化威胁。国家安全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维护领土安全、领海安全、领空安全向维护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电磁空间安全、网络安全、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安全拓展。这对以维护国家安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国防经济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面对新世纪国家安全和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鲜明地提出，必须站在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就是要走国防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路，将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之中，融入包含民营经济在内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中，以国家整体经济和科技的实力支撑国防和军队建设。
自此，国防经济领域突破了封闭的发展模式，逐步探索出一条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新路子。从军民分割、封闭发展到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新型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成就了“神五”、“神六”、“神七”遨游太空和“嫦娥一号”探月的辉煌；
从单一应战到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肩负双重功能的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在汶川抗震救灾等重大突发事件中初显身手；
从单纯依靠军队培养到军队培养与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并举，新型人才培养模式造就了一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把富国强军与中华民族全面发展的特定阶段联系起来，并赋予它新的含义，体现了我们党对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实践证明，推进国防经济体制改革，坚持走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国防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是军队现代化建设坚强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