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代十国时期处于唐宋变革之际，与唐代相比社会经济领域发生许多变化，其中在农业方面以经济作物的生产变化最大。这一时期的花卉、水果、药材、桑蚕等种植行业以及水产养殖业方面，都出现了生产规模扩大、新品种增多、生产技术改进、专业化程度逐渐提高的发展趋势，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商品化的程度，并为两宋时期农业经济作物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五代十国；农业经济作物；水产养殖
中图分类号：K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4-0081-09
收稿日期：2008-12-07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课题
作者简介：杜文玉，男，陕西渭南市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五代十国时期虽然短暂，由于其正处于唐宋变革之际，因此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农业经济方面也是如此，与唐代相比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便是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更大，发展进一步加快了，并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从而为两宋时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极少有人涉及，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地探讨，以观察唐宋变革之际农业经济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具有什么特点?促进中古农业经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花卉业的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的农业经济在产业结构上与唐代相比，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不同的是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农业经济在商品化程度上却有着较大的变化，表现之一便是经济作物的种植已经普遍化了。
首先，在花卉种植业方面，早在唐代由于社会上存在着比较普遍的赏花爱花风气，花卉需求量有了一定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花卉种植业的发展。但是这种种植主要集中在城市周围，尤其是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在农村花卉的种植还比较稀见。唐代花卉业发展程度有限的原因，主要是唐人喜爱的花卉品种较少。除了菊、梅、兰、杏等花卉外，最受人们追捧的还是牡丹。开元天宝以来，长安宫苑、寺观、官署，包括一些贵族官僚家中，都开始了引种，致使牡丹身价急速飙升。白居易诗云：“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许浑亦有诗云：“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对其他花卉的追捧，远远达不到对牡丹的这种程度。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唐人对牡丹的追捧风气主要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流行，其他地区则远没有这么喜好，从而也限制了花卉种植业在更大的范围内发展。白居易诗云：“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说明直到中唐时期江南尚极少种植牡丹。
至唐末五代时期，由于对牡丹的追捧风气进一步扩大，遂使其种植范围得以大大地扩展了。欧阳修所撰的《洛阳牡丹记》云：“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欧阳修说的虽是宋代的情况，然这种状况早在五代时就已经形成了。另据《赤城志》卷36载：“牡丹，多种，欧阳公《花品序》云：南出越州，吴越钱氏喜栽植，其盛若菜畦。”可见越州盛产牡丹是在五代吴越钱氏统治期间形成的，而且规模很大，从“其盛若菜畦”一句可知。《会稽志》卷17亦载：“吴越时钱传瓘为会稽，喜栽植牡丹，其盛若菜畦，其成丛列树者，颜色葩房，率皆绝异，时人号为‘花精’。会稽光孝观有牡丹亦甚异，其尤者名‘醉西施’。”钱传瑾为吴越国王钱镠第七子，后继位为吴越国王，即所谓文穆王也。钱传瓘曾奉命镇守越州(治今绍兴市，即古会稽郡)，由于其喜爱牡丹，在这里曾大力推广种植，培育了不少优良的品种，遂使越州牡丹名扬天下，至宋而不衰。
上引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一文说：洛阳牡丹，天下第一。说的虽然是北宋时的情况，其实在唐代洛阳牡丹的种植就已经颇具规模，至五代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后唐宫廷内苑就种有不少名品，从多达而奠定了北宋时的盛况。欧阳修说洛阳牡丹品种90余种，最著名者有24种，其中之一名曰“魏花”，便是五代时期出现的名贵品种。据载：“魏家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仁浦家。”魏仁浦乃是后周枢密使、宰相，字道济，卫州汲人，后唐时赴洛阳入仕，遂家于洛阳。关于这个问题，据《宋史》本传载：其任枢密使时，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郑元昭因得罪了魏仁浦，受代归京途中，惧不自安，途经洛阳时，专程到魏家求情于其弟魏仁涤。可证其事。关于“魏花”的详情，据载其移植于寿安山。“此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其后破亡，鬻其园。”民间始得其花种，“花传民家甚多，人有数其叶者，云至七百叶”，遂使魏花名扬于天下。北宋时，钱惟演留守洛阳，认为牡丹应首推姚黄为王，魏花为后。魏花一枝可卖千钱，而姚黄无卖者。北宋时期洛阳牡丹名品甚多，它们为何时培育?绝大部分已不可考，相信为五代时期培育者绝不仅限于魏花一种。在这一历史时期，原来不甚种花之地也都开始广植花卉，如长沙，便是如此。僧人文莹游历长沙，曾访马楚天策府，见诸学士所撰文章，遂评论道：“其句不过‘牡丹宿醉，兰蕙春悲，霞宫日城，翦红铺翠’而已。”可知此时的长沙亦广植牡丹，故当时的文人才有此吟咏。
成都在唐代尚未种植牡丹，五代时期种植逐渐增多，后蜀后主孟昶曾大宴群臣于牡丹苑，“牡丹花凡双开者十，黄者白者三，红白相间者四，又有深红、浅红、深紫、浅紫、淡黄、鑎黄、洁白、正晕、倒晕、金含棱、银含棱、旁枝、副抟、合欢、重台，每朵至五十叶，面径七八寸，复有檀心如墨者，香闻至五十步。从官皆赋诗赏之”。在民间亦有广种牡丹者。在川蜀地区除了成都外，其他地区牡丹的种植发展也较快，如彭州因盛产牡丹，被人称之为“牡丹乡”，至宋代时人称其为“小洛阳”。
除了牡丹之外，其他花卉在五代时期栽种者也甚多，如芍药，以扬州最盛。扬州芍药在唐时尚未知名，“唐之诗人，最以模写风物自喜，如卢仝、杜牧、张佑之徒，皆居扬之日久，亦未有一语及之”。可证其是。五代时期芍药种植始知名，至北宋时，名品辈出，有“扬州芍药，名于天下”之美誉。不仅品种众多，而且种植广泛，所谓“负郭多旷土，种花之家，园舍相望……畦分亩列。多者至数万根”。成都的芙蓉也很有名，后蜀孟昶统治时期，“城头尽种芙蓉，秋间盛开，蔚若锦绣”。南汉有一种素馨花，据载其得名来自后主刘鋠宫中。当时有一位名叫素馨的官人，倍受刘镶的宠爱，其性喜插白花，“遂名其花曰素馨花”。她死后，刘鋠命在其墓地遍栽素馨花，并称其墓为“素馨斜”。受其影响，民间遂广种素馨花，渐成风尚，致使素馨花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广州一带的优势花卉。
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花卉的广泛种植，爱花护花，蔚为风气，品评花卉，也成为一些文人学士的业余爱好。在吴国有一位叫张翊的人，家本住长安，避难江南，在徐知诰手下任职，曾撰《花经》一书，以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