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2年秋天，北京皇城正南门下搭起了一个架子，几位石匠爬了上去，小心翼翼地拆下了“大清门”的石匾。然而当他们回到地面，将石匾翻过来一看，却齐齐傻了眼—“大清门”石匾的背后，赫然刻着“大明门”。
石匠是民国政府派出的，他们奉命在辛亥革命周年庆典前把“大清门”的匾额改换成“中华门”。原本大家想得很简单，将原匾翻个面刻上就行，不料这办法早在两三百年前就有人用过了。
从“大明门”到“大清门”，似乎只是轻轻一翻，历史却已经掀过了沉重的一页。
正反两面都已经用完，五百年的禁城也走成了一座博物院。
很多年以后，政协委员溥仪重新进入了紫禁城，以一个游客的身份。
在太和殿—这座古老中国终极规制，堪称天下建筑之首的宫殿前，他百感交集，不禁想起了第一次来到这座大殿时的情形。
那是个寒冬的黎明，溥仪被抬到这里，在文武百官的朝贺中完成了登极大典。那一年，他只有三岁。
关于那天，他现在所能想起来的，一是“天气奇冷”；二是被繁琐的礼仪折腾得不停哭闹；还有就是可怜的父亲单膝跪在一边，急得满头是汗，连连哄他：“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不想这几句话竟然成了大清亡国的谶语。
二
从照片上看，长大了的溥仪很瘦弱，甚至令人感觉多少有些怯懦。他自己也承认从小胆子就不大：“疑神疑鬼，怕打雷，怕打闪，怕屋里没人。”甚至连紫禁城都一度给过他不小的惊吓。因为太监说皇宫里到处都有鬼神，比如景和门外的古井，永和宫内的夹道，一不小心就会跳出来掐你的脖子。于是，天黑之后，溥仪便不敢出屋，觉得窗外来来往往的都是鬼魅。
即使不考虑世界大势，这样一位皇帝，能不能守住紫禁城也是一大问题。如果再将他与五百年前的同行，紫禁城的第一任主人，永乐帝朱棣相比较，这种危机尤其显著。
朱棣生得极为雄壮，还有一把汉族人不多见的及腹长须，用《明史》的话说就是：“貌奇伟，美髭髯。”事实上，他也是有明一朝除了朱元璋以外最为强悍的皇帝，甚至比朱元璋更加暴虐嗜血，且“智勇有大略”，手腕硬得很，在他的铁血经营下，明朝的国威达到了鼎盛，连后来的康熙都赞叹他的时代“远迈汉唐。”
本领大，眼界也大，朱棣喜好一切大的东西，越大越好。于是，永乐年间，出现了许多震古烁今、不计成本的大手笔，比如下西洋，《永乐大典》、大报恩寺塔、空前绝后世界第一的阳山碑等，修建北京紫禁城也是其中之一。
然而，这样一位雄主，住进紫禁城不到半年，也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
永乐十九年四月初九，朱棣下了一道罪己诏，征求臣民直言，语气中尽是忐忑与焦虑：“朕心惶惧，莫知所措。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
前一天晚上，京师雷雨大作。一声地动山摇的霹雳过后，以太和殿（当时叫奉天殿）为首的三大殿燃起了冲天大火。不消几个时辰，朱棣眼睁睁地看着经十余年耗尽无数国帑才修建成的宏伟宫殿，化成了一地黑炭。
这次火灾，对朱棣的打击相当大，烈焰和焦烟逼着他再次直面心中那个最可怕的质疑。实际上，自从起兵南下争夺侄儿的皇位那天起，这个疑问就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我朱棣是否真的上应天心，是否真的能做这万民的真主—这座宫殿，究竟属不属于我？
太和殿是故宫南边第一座殿堂，而最北的一座是钦安殿，里面供奉着玄武大帝，那是朱棣最信仰的神祇。野史上说，朱棣起兵誓师时，恍惚见到有位大神在旌旗拥簇下披发立于云头，姚广孝说那就是他的师尊玄武大帝；朱棣闻言，立刻也解散了头发，挥舞起宝剑，以应玄武。
这样一番表演后，三军士气自然高涨，但朱棣自己应该明白其中的荒唐。••••••
有足够理由推想那个风雷之夜朱棣的畏惧与绝望。直到三年后在北征回师途中病逝，朱棣也一直没有重修三殿。在这之后的二十多年间，帝国的核心，煌煌紫禁之巅，竟然是一片废墟。
入清之后，钦安殿与玄武大帝依旧受到皇家的供奉，每到年节，皇帝都亲自前来拈香行礼。与明朝不同的是，清朝紫禁城中受享的神灵队伍更加庞大，除了来自远方的喇嘛教佛祖菩萨，甚至还有从关外带来的萨满教。
皇宫的每一座屋檐都是神秘的。前些年故宫大修时，曾从太和殿的藻井上发现过五块镇殿的符牌，每块都刻满了难以解读的符箓。也许，朱棣的玄武崇拜，与清朝诸帝的喇嘛萨满符牌，本质没什么不同，都是一种对自己的鼓劲，安慰，甚至欺骗—以抵御来自这座宫殿不可想象的巨大压力。
三
三大殿焚毁后，不满迁都的大臣乘机纷纷上书，说这次火灾就是因为朱棣擅改祖制而遭上天示警。朱棣震怒，命反对迁都的言官与大臣统统跪在午门外对辩，最终以言官屈服认错，并囚死一人收场。
依靠武力劫夺大位的朱棣只是对自己是否符合正统信心不足，对北京与紫禁城，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丝毫怀疑。从南京迁都北京，不仅仅是为了摆脱父亲与侄儿两代皇帝的阴影，也不仅仅是天子守国门的军事布置，更是翻遍版图后深思熟虑的决定。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当然可以看出建都北京符合12世纪后整个中国政治中心东移北上的历史趋势，但当时最令朱棣动心的，应该还是北京的风水。
关于北京风水的绝妙，几百年来人们已经研究得太多太多，最简明的有一个比喻和一句惊叹。比喻是说北京有 “挈裘之势”。至于那句惊叹，则出自杜牧。这位著名的诗人下了马车，一踏上这块土地，便敏锐地感觉到了来自脚底深处的勃勃躁动。他环顾四周，身子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起来，半晌之后，慨然叹道：“如此形胜，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难怪当年安禄山得了它，搅得天翻地覆！”
北京“不得不王”的皇气，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重复强化，终于将紫禁城托举到了人间的顶点。
在密密麻麻的天干地支时辰方位符号中，无数指针飞速转动，最终，它们先后停下了摇摆，镀金的针尖齐齐指向了同一个方位。在紫禁城中，人们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帝国最隐秘的心脏—龙穴。明嘉靖年间，世宗皇帝朱厚熜在上面修起了一座四角攒尖鎏金宝顶的宫殿，依据天地阴阳在此升降交会之意，取名交泰殿。
乾隆以后，这里成为存放国玺的地方。国玺一共有25枚，这个数字是乾隆皇帝亲自定下的，他曾经向上苍默祷，祈求大清能够享国25代，就像历史上传承最久的东周那样。
25枚国玺都用宝匣收贮，覆盖黄绸依次排列。宝匣连台座有半人多高，远远望去，就像威严地端坐着25位皇帝，这就是与朱棣纠缠一生的正统在人间的现形。国玺正中，围着一个空空的宝座。
紫禁城中，对皇帝压力最大的，或许就是这个相比太和殿要简单得多的宝座。而当他坐在上面平平前眺时，内心深处的虚弱还可能会瞬间放大很多倍。
交泰殿的正前方是乾清宫。而乾清宫正中，高悬着一块“正大光明”匾，谁都知道，自从雍正以后，匾后狭仄而落满灰尘的阴暗夹隙内，存放着王朝最大的秘密。被封在匾后那个小匣内的诏书，简短而明确，寥寥几行文字就决定了宝座的传承，居高临下，不容置疑。
正大光明与秘密立储，只有区区一板之隔；但那薄薄的匾额厚度，却充满了漫长的血腥与变数。匾额用正反两面时刻提醒着每一位继承者，让他知道自己坐上宝座，很大程度上只是幸运与偶然，而绝不是因为生来就是真命天子。
這种提醒，对于明主，能转化为一种务实，比如雍正。清宫有个惯例，每逢年节皇帝都会书写一些吉利的文字赏赐大臣；到了雍正时，得到“福”字赏赐的大臣照例前来谢恩，雍正却下诏令臣工们免了，说这不过是自己政务闲暇时随便写写，我又有什么能力将福赏赐给你们呢？
但更多时候，这种源自正统的拷问却无异于来路暧昧的帝王们不可救药的噩梦，诸如朱棣的不修三大殿。关于袁世凯—如果勉强把他也算是宝座上的过客之一的话—就有过一个笑话。太和殿藻井盘龙口中所衔的银球，名曰“轩辕镜”，原本正对着宝座，传说如果宝座上坐着的不是真龙天子，便会重重坠下砸死僭越者。袁世凯窃国登基，心中惴惴，竟命人将宝座后移了三米多，直到今天，太和殿内的宝座还是安放在他坐过的位置上。
不过这应该只是附会，人们后来在一张1900年拍摄的太和殿内景照片上看到，早在袁世凯称帝的16年前，宝座就已经避开了轩辕镜—这是否出自更早一位有着与袁世凯类似心理的皇帝之手呢？
或者，最明白所谓的天子是什么玩意的还是那些在史书上留不下名字的太监与宫女。他们对皇帝、太后们的熟悉程度足以精确到每一枚龋齿、每一个痔疮的位置，至少他们知道如何最有效地帮吃撑了的小皇帝解除痛苦。溥仪回忆，每当他进食太多消化不良时，就会有两个太监一左一右提起他，打夯似的在砖地上礅。
他还记得八九岁时，只要自己心情不好想发脾气，太监们就会把他推进一间小屋里关禁闭，无论他怎么叫骂、踢打、央求、哭喊，也不会有人理他，直到闹乏了力，老实了才被放出来。
四
根据风水学说，撑起整个帝国的脊梁，也就是传说中龙脉的主干，应该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直线。因此，紫禁城最重要的建筑，前朝三殿后寝三宫，都依次建立在这条直线上。其中，后三宫之首的乾清宫，从朱棣时期开始就是皇帝居住与处理日常政务的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才是帝国真正的权力中枢。
然而雍正即位后，却没有入住乾清宫，而是搬到了西侧的养心殿。他解释说是因为父亲康熙皇帝在乾清宫住了六十多年，自己不敢亵渎，因而换了一个寝宫。此后的皇帝继承了他的孝心，直到清朝灭亡，都没有迁回乾清宫，除了驾崩后必须在此停灵，以示“寿终正寝”。
与太和殿、乾清宫等相比，养心殿的规模实在很难让人把它与运转庞大帝国的功能等同起来，尤其是西侧大名鼎鼎的三希堂，面积竟然只有八平方米。
也许，不敢亵渎先皇住所云云都是掩饰，内心最隐秘处，迁居养心殿，修园出游避暑打猎，统统都有着相同的目的，可能连当事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对代表着正统的乾清宫的逃离！就像面对一条不得不但又不知道能不能顺利驾驭的巨龙，他们用各种形式为自己创造着安全的心理距离，而不是冒冒失失地劈头骑跨上去。
换个说法，也就是有意无意之间，来自正统的重压把他们压出了正面受力的中轴线。
潜意识里，对那条似乎无限延伸的中轴线上的巍峨殿宇，是不是每一个皇帝都多多少少有过莫名其妙的排斥和厌恶呢？甚至连雄才大略的康熙都可能有过这种嫌疑—最早想把养心殿当做寝宫的是他而不是雍正，只是由于祖母孝庄文皇太后严厉反对，斥责“皇帝住宫不住殿”才不得不作罢。
最好的例子是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九年元宵节，宫中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乾清宫。朱厚照不但没有下令扑救，反而特意从豹房跑来观看，并不停地夸赞：“好一棚大烟火！”
豢养猛兽的豹房是一个独立建筑，在紫禁城外。朱厚照很抗拒被圈在紫禁城里，即位的第二年就离开皇宫住进了豹房，直到13年后在那里驾崩。除了无拘无束的狂欢，豹房同时也是武宗治理朝政的办公场所，就像辟有三希堂的养心殿。
五
风水的重要理论依据是阴阳五行，古往今来，每一座皇宫的修建都必须严格遵循阴阳五行学说。无论是乾清宫还是养心殿，都属于内廷，在整个紫禁城中，属于阴的区域。
属于阳区的外三殿，一般只用来举行帝国的重大仪式，比如登基、大婚、殿试、国宴、命将出师之类。虽然明中期之前，皇帝还在奉天门（即太和门）御门听政，但坚持不了几代就流于形式了。清朝入主后，后退五百米，改到内廷大门乾清门听政，不过皇帝真正运筹帷幄的地方，还是乾清宫与后来的养心殿。
御门听政时，君臣都在露天。除了有向上天传达皇帝贤明勤政之意外，还标榜为政磊落，一切都可昭显于天日之下。
宋太祖赵匡胤就曾点明了这个意思。每次上朝，他都会命人将宫中所有的门全部打开，不得有丝毫壅蔽，并解释说：“这就像我的心，只要稍微有点邪曲，人们就能够看得到。”
除了洞敞，宋皇的寝宫与市井之间的距离，可能也比明清近得多。有天晚上，沉睡的宋仁宗被乐声惊醒，命人查看，得知是宫外的酒楼上百姓在饮酒作乐，便欣慰地说：“朕作为天下父母，如果能让百姓永远这样就心满意足了！”那一夜，他一直听到曲终人散才重新入睡。对于幽蔽的养心殿，这样的惊扰是不可思议的。
溥仪回忆，入夜的紫禁城十分安静，能听到的通常只有巡夜太监此起彼应的呼声：“搭闩，下千两，灯火小—心—”他说，这种飘荡在黑暗中的声音听起来很凄厉，“把紫禁城里弄得充满了鬼气”。
循着赵匡胤一路巡检，比较皇帝们就寝和理政的场所，可以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君权一日日地离阳就阴，一日日地靠近后幕，一日日地走向隐秘—甚至，一日日地走向肃杀。
雍正选择养心殿做寝宫，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离军机处只有短短50米。无论是皇帝去军机处，还是军机大臣来养心殿，步行都只要几分钟。
军机处原本为办理军务而设，其实并不是一个平和的名称。军机处与养心殿同在紫禁城的西侧，五行属金，都主刑杀。
正如唐宋的宰相与明朝的内阁，军机处实际上是国家最重要的行政枢纽。为避免掣肘，早在朱元璋时就废除了宰相制度，取而代之的内阁大学士已经下降为皇帝的秘书，而到了军机处，“奴才”成了军机大臣在皇帝面前的自称。如果用距离测算，清朝皇帝对权力的控制足足比明朝高出了20倍—明朝的内阁与皇帝寝宫之间，还有长达一公里的距离。
也许还不止。传说养心殿与军机处之间，有过一条专用的秘道，虽然至今尚未找到，但细究之下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军机处与宫墙之间，隔着奇怪的两米空隙，而直达养心殿的御膳房墙上，有一块明显的填补痕迹。
在偏离中轴，主刑杀的阴地，皇帝收拢了全部权力，将捆绑帝国的锁链紧抽到了极限，万里江山的命运被塞入了一条不超过50米的矮窄秘道。
窸窸窣窣穿过秘道，来不及呼吸几口新鲜空气，领路太监已轻轻推开了殿门。诚惶诚恐如仪跪拜后，垂手侍立。看似木讷，脑筋却飞速转动，竭力记忆宝座上掷下的每一句指示，连一声咳嗽也不能漏掉，甚至语气的高低起伏都要留下记号，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马上都将化成一言九鼎的指令，填写在密道那头已经摊开的空白上谕上。夜幕深处，快马已经挂上了鞍辔，喷着响鼻，正等待着驰向帝国纵横交错的驿道，去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狠狠地勒向睡梦中的大地。
当年，养心殿外抱厦的柱子之间有一道红色木板墙，君臣在殿内商谈政务时，严禁任何人靠近，否则格杀勿论；而通过秘道传递的文件，绕开了帝国所有的正常机构，由皇帝直接命令当事人，或由地方大员直接密奏皇帝，中间谁也不得拆看，否则也是格杀勿论。
厚厚的板墙把皇帝的声音封藏成梦呓般呢喃的金色咒语，没有人能够看见，隐藏在咒语背后的那张脸上，铁青色的狰狞杀气。
六
正如密道的消失无踪，皇帝比谁都清楚，什么东西该不动声色地收起来，什么东西该大张旗鼓地摆出去。原则很简单，那就是出现在世人眼前的，永远只能是温煦的笑容和灿烂的光明。
这个原则曾使远涉重洋而來的欧洲画家们头疼不已。因为他们被告知，为皇帝画肖像时，任何时候脸上都不能有丝毫阴影。这一度令娴熟于光影透视技巧的他们大脑空白，手持画笔茫然失措。“我必须忘记我曾经过长期学习和工作才学会的东西，而要习惯于另一种绘画方式。”在给同胞的信中，法国人王致诚如此苦恼地抱怨。
阴冷色调的藏匿只是“另一种绘画方式”之一，王致诚们还必须习惯将皇帝的头画得超过正常比例，因为那样看起来会比别人更醒目一些；另外，他们还应该牢记，在正式的画像中，皇帝只能以平板的正面姿势出现，而不能扭头侧身。
供人瞻仰膜拜的皇帝，必须暂时走出偏于一侧的养心殿，重新端端正正地坐回到那条不偏不倚的中轴线上。
这条中轴线不仅是紫禁城，还是整个中华帝国的精神图腾，容不得任何挑衅。它曾经令第一个进入紫禁城的西方人利玛窦，在向万历皇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时，费尽心机翻江倒海，一笔笔把中国挪到了世界的中心。之后的400年，中国人所看到的世界地图，始终沿用了这样的布局。
与这条神圣线条配套的，还有无处不见的对称，这种等级森严而又井然有序的建筑方式，在紫禁城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最终，它使紫禁城平平铺开，匀称和谐，淋漓尽致地彰显出了王者的舒展与雍容。
与紫禁城同时期，西方最流行的是哥特式建筑，其特点是用高耸的尖塔、拱顶、长柱等构件，营造出轻盈修长、向上飞升的总体印象。
而紫禁城给人的感觉却恰恰相反，所有的宫殿都体现着一种沉重向下的趋势—它最为自豪的舒展开阔，换个思维，岂不也可以看成是被从天而降的大力所压成的扁平？
在紫禁城中，几乎每一座重要宫殿前的石台上，人们都能看到日晷，浑圆的晷面斜斜朝着天空，无一例外。这种反复出现的倾斜隐藏着一个荒诞的意象，似乎在这里，连时间都被挤压得扭曲变形了。
当然，皇帝们绝不会如此认为。在听了王致诚对西方建筑的介绍后，康熙就曾不无怜悯地评论：“欧洲应该是一个很小而又很穷的地方，因为那里没有足够的地面以扩大城市，那里的人被迫居住在空中。”随你如何精准的钟表，到了朕的宫中，还是需要根据日晷指示，重新校对时差。
“奉天殿御朝，上坐定，内使捧香炉，上刻山河之形，置榻前。奏云：‘安定了。’”
是的，安定了。有如此重压稳着，山河岂能不安定？俯视着脚底无数人头，康熙不禁有一种张开双臂的冲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通过紫禁城，从天到天子，再从天子到臣僚，到平头百姓，力道层层传递，层层下压。不必遗憾东方皇宫的高度比不过西方教堂，双膝跪倒之际，每个人面前的宫殿便又拔高了一倍。
日照之下，紫禁城鳞次栉比的琉璃瓦金光闪耀，无比的庄重肃穆，果真像是座上应紫微的天阙。
七
一切都是有极限的，包括任何一座宫殿。
传说天帝的宫阙是一万间，所以万就成了人间建筑绝对不可超越的数字，于是，紫禁城便有了号称9999间半的至尊规模（据查点实际是8707间）。
同样，紫禁城所能承载的重量也不是无穷无尽的。正如一根稻草压垮一匹筋疲力尽的骆驼，到了最后的时刻，往往一点微不足道的分量，都可以将紫禁城的皇脉击得粉碎。就像李自成射向承天门的一支箭或者袁世凯送到养心殿的一纸奏章。
其实很多年前，紫禁城就已经拉响了皇气枯竭的红色警报。与朱元璋26子16女、康熙35子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明清后期皇帝的子嗣危机。明宪宗“老将至而无子”的哀叹在下一个王朝同样得到了共鸣：从同治开始，清朝最后三位皇帝都没能生育；而同治本人，也是咸丰皇帝唯一的骨血。
抑或紫禁城尽可能的最大承重，在肇建之初就悄无聲息地刻在了某块不起眼的基石上，埋下基石的同时也深深埋下了这个不祥的数字。民国初年，北京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正阳门，连东西；左边亡明，右边亡清。”
民谣说的是正阳门左右的两个城门，左崇文，右宣武，分别嵌了明清末代年号的头一个字：崇祯、宣统。它们都修建于朱棣的年代。
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是在1912年，不过13年后他才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
溥仪是从神武门乘坐汽车离开的。神武门背后就是景山，出宫途中，他一定会想起在280年前的那个深夜，凄凉地吊死在这座山上的崇祯皇帝。溥仪应该感到幸运，同样亡国，他的结局无论如何比崇祯要好得多。
车很快就到了德胜桥醇王府，那是16年前他被嚎啕着抱出的家。陪同父亲一起迎接自己的，还有国民政府负责驱宫的军官鹿钟麟。
两人握手之后，鹿钟麟含笑问道：“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当时溥仪还说了另外一些顺应时代的漂亮话，不过在回忆录里他自己坦白，“并非完全是假话”的只有一句：“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得到自由了。”
编 辑/赵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