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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自己的匾额收藏理念是要玩到极致，而不是“半瓶子逛荡”。比如，他收齐过一套“一榜三进士”所题写的匾，也就是说把同一科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人题写的匾额都收集到了。要知道，清历史上开科114场，会有114个状元、114个榜眼、114个探花，有多大的概率，才能把同一科三个人题写的匾额都凑齐了
这三块匾的题名人于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其中状元吴钟骏、探花季芝昌题写的两块匾老姚很早就有，最后也是最难收到的是榜眼朱凤标题写的匾。
那是在安徽泾县，有个商贩囤积了20块匾，老姚翻到最后发现了朱凤标的那块匾，欣喜不已。匾上是“太史”二字。商贩听说姚远利是从北京来的，还故意抬高了价格。
有了这些令人信服的藏品后，按说一般人就应该满足了，可以跟许多人炫耀了，但老姚仍不满意，他更在意的是能否从藏品中提炼出真正有用的思想，并回报社会。因此，当许多人建议他请专业团队为博物馆进行包装时，他会断然拒绝。“为什么博物馆建设越来越豪华，展示不惜成本，陈列花样翻新，以人为本的服务越来越周全，而教育的效果却不显著，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微乎其微？”老姚说他自从创办博物馆后，就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
很多博物馆人把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民众的素质：“众多的观众只注重文物的社会经济价值，而不关注艺术品的内涵和学术理论。”老姚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博物馆自身首先应深刻反省。“最起码，你没有向观众提供比文物的经济价值更吸引人的亮点。”在他眼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博物馆有文物，没有思想，缺少与观众思想沟通的新观念。
衣带渐宽终不悔
老姚这种唱反调的举动，的确得不到许多博物馆从业者的认可。
在匾额学术领域，老姚说：由于关注的专家学者太少，自己有一种很孤独的感觉。
老姚觉得，匾额这么丰厚的文化，却不被国家文博部门所重视，让他更感到一种使命感的沉重。他介绍道，博物馆占地3000多平方米，光凭出租每年就能挣100多万元，但他却不愿意。“由于资金的原因，这座博物馆究竟能走多远，我不敢断言。但只要我干一天，这里的文化氛围就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要让这里成为一片文化净土。”老姚说，自己希望“玩”得纯粹，因为越纯粹的文化越珍贵。
事实上，老姚办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已不限于个人的研究，而是要出理论，像古代书院一样出思想。他说，这是收藏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老姚认为，自己的博物馆是“谈不上经济价值”的：还不如一幅名画的价格。不过，老姚看重的是这里凝聚和展现着的中华文化脉、民族精神。“那不是几个价值亿元的元青花能比拟的。”
老姚觉得，少有人真正明了匾额这种艺术形式在现实的社会中的作用，并真正理解他的抱负。他希望能给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建筑重新挂上匾额，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与传承找一个切入点和重要的载体。
老姚说，他提出“匾额学”概念，充其量只是探路者和报信人。“匾额学是个大漏，我无法完全填补，所以期待更多的人共同圆这个‘匾额学’之梦。”他希望，今后匾额不但能成为一门专学，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可以成为一门“显学”。否则，他只是“独孤求败”而已。
（清风醉雨荐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