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香港本土意识形成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现有研究较多讨论了香港本土意识的媒介建构，而较少关注七十年代以后香港媒介文本的反殖民和国族叙事。流行歌曲是香港大众文化的代表，也是反映和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文本。通过对歌词文本进行地理、历史叙事两个层面的考察可以发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流行歌曲有关身份叙事的两种策略：一是国族论述，以地理山川、民族历史论述重拾国族身份;二是本地叙事，以本地空间、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史叙事凝聚香港意识。歌词通过国族和本土论述共同构筑脱离殖民者的主体性身份认同。国族史特别是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经验为香港共同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根基，而根植于民族心性和文化传统的小市民日常生活史同样具有反殖民意义。这些歌词文本展现了香港身份认同形成初期国族意识和本土意识的历史勾连， 有助于修正香港身份论述中本土概念狭义化倾向。
【关键词】歌词;叙事;本土意识;国族意识;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5-0013-10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香港流行文化随着经济发展日趋繁荣，知识分子大量参与到报刊、影视、歌曲等创作中，其身份意识也自然投射到相关作品中，为我们以传媒为镜像考察香港社会身份认同提供了大量的媒介文本。现有研究较多讨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香港的媒介建构与本土认同，而较少关注媒介再现中的国族意识。有研究指出，香港人的本土意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萌芽，并开始在各种流行文化特别是电视剧与粤语流行曲中具体展
现。①不少分析将媒介作品中的本土论述与国族论述纳入疏离对立的解释架构下，认为香港的身份想象是在与内地的对立中建构起来的，②香港媒体以贫穷落后的内地和内地人形象为参照建构了本土认同。③然而，考察香港媒介文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既有像歌曲《铁塔凌云》（许冠杰，1974）、《强人》（黄霑，1978）、《那里是吾家》（许冠杰，1979）和影视剧《半斤八两》（1976）、《大香港》（1985）、《黄金十年》（1986）这样讲述香港故事、本土意识浓厚的作品，也密集出现大量表达家国情怀的作品，如电影《龙虎斗》（1970）、《精武门》（1972）、《等待黎明》（1984），电视剧《大地恩情》（1980）、《洪熙官》（1986）、《杜心武》（1988），以及歌曲《火烧圆明园》（卢国沾，1982）、《黄河的呼唤》（卢国沾，1982）、《长江曲》（卡龙，1982）等，获得了香港社会的广泛认同。如以抗日救亡为背景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1982）是香港无线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港剧之一，其插曲《勇敢的中国人》获当年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香港学者指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开始流行一些有家国观念的歌曲”，①“‘家国情怀、香港情怀’是黄霑、卢国沾等第二代词人创作的一大题材类型。”②然而，现有研究较少论及这些作品中的反殖民叙事与国族论述，也较少将香港流行歌曲文本纳入考察范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香港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香港流行文化发展的黄金年代。流行音乐是香港大众文化的代表，曾风靡两岸三地乃至整个华人世界，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本文欲重新考察这一时期香港流行歌曲中的国族论述和本土论述，探讨国族意识与本土意识在香港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复杂关联。
一、地理、历史叙事与身份认同
音乐社会学家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指出音乐是通往身份认定的一个关键，因为音乐和音乐表演如此密集地提供了一种“自我（self）”与“他者（others）”的感受，以及集体（the collective）中的主体（the subjective）的感受。音乐不仅是人们的身份意识的反映，而且生产、创造及建构身份。③香港歌曲常被作为一种动员力量，在官方的庆典、民间集会和社会行动中被反复唱响，成为各种政治勢力争夺和诠释的对象。象征香港精神的“狮子山精神”就得名于《狮子山下》影视剧及其同名主题曲。流行音乐被认为是庶民大众的心声、一种“属于私人领地的公共生活”④，具有观念史研究的意义。通过分析歌词文本，我们或许能够触及香港社会在追寻自我身份过程中的独特处境。
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同质的时间观、人类语言的多样性、资本主义和印刷媒介的兴起是共同体想象的先决条件;民族历史的“叙述”（narrative）则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
环。⑤葛兆光从稳定的地理观念、图像和政治疆域来论述中国的民族概念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以“空间性”来重申中国的“主体性”。⑥尽管就民族是“想象的”还是“实际的”这一问题，两位学者持不同观点，但都表明了建构身份认同的两个重要的向度：空间叙事和历史叙事。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也指出，“忽视和低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通过附和或对立的地理、叙事或历史”，就是忽视“文化帝国主义的核心问题”。⑦而地理边界的隔离、时间上抽离于现实中国和历史记忆被切断，正是殖民地时期港人身份认同所遭遇的主要问题。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香港经济飞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和社会地位的提升，香港社会自我意识萌发，同时也面临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一方面是原有“中国人”意识的模糊。香港大部分学校为英文学校，推行疏离式的“子民教育”，课程内容避免触及着重现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学、经济和地理，⑧以中断港人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记忆，淡薄其国族观念。另一方面是殖民统治下主体性身份的失落。英国通过港督集权的政治制度牢牢掌控对香港的统治权，上层架构的主要官员都是英国人，被统治的百分之九十多的香港华人，长期以来没有政治地位。在“失根”与“受殖”的双重背景下，香港展开主体性身份诉求有两条路径，一是从国家民族的脉络中重拾自我，从母国寻找资源，向历史汲取力量，赋予其自主权利一个只有传统和持久性才能赋予的历史合法性。二是建构本土意识，凝聚共识，塑造脱离殖民者新的共同体文化身份。按照安德森的观点，大众媒介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为人们创造了共同的时间、空间以及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现在的历史感，使共同体的想象成为可能。作为一种媒介文本，这一时期流行歌曲中的国族论述和本土论述正反映出这两种建构路径。本文将从空间叙事和历史叙事两个层面，考察这一时期香港歌词的叙事及其身份建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