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连贯性，是中国人的一大骄傲，从公元前841年的共和元年开始，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学家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说出来，这是很了不起的，世界上现存的几百个民族中只有中国人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事情像是在给孩子们讲故事，其中的细节和真实性大有说头，因为中国人有这样一个习俗或说毛病，只要是有机会能够充当历史解说人的人，都会利用自己以武力夺取来的权威和难得的解说历史的机会来丰富自己的功劳簿，或多或少地添油加醋甚至造假和掩盖真相。在战国以前，由于各国政治上的不统一，没有大一统的专制政体，也没有口径一致的信史，史料虽然散乱一些，但是那个年代所记录下来的历史可信度还是较大的。
自秦汉以降，本来史官还能秉公行事，如实记录朝廷大事，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起居注”则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这是早在西周时已有的规矩，那时称为“内史”。历经秦汉魏晋而不衰，皇帝皆无权干预，但这种规矩却被李世民打破。至此以后，由唐以来，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越来越扭曲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编年史遂演变成皇家如何玩转中国社会的流水账和功劳簿了。
近代以来，由于文化的相对普及和传媒的发达，历史的真实性为皇家垄断的难度越来越大，但是中国人喜好“修改”历史的习惯做法却没有得到遏制。根据中国人一贯的做法，一个朝代的历史都是由替代它的下一个朝代的史官撰写，这样做其实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每一个朝代总是要把自己夸张美化一番掩盖住对自己不利的内容，让御用文人编造出一些“故事”来歌功颂德或者丑化政敌，以达到“维稳”的目的。下一个朝代来了，从自己的利益和统治的正当性方面考虑，都会“纠正”前朝的一些谬误，当然也会不可避免地加进一些假的内容，以为这样就可以增强本朝统治的权威性和正统性。
中国近代以来，国际国内风云变幻，历史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对后生们的思想教育，这时的历史经常因为政局的变化而朝令夕改。自鸦片战争以后，几乎没有让人静下心来修史的环境，因此近代史中又因为没有公正的权威机构把持而充满了存疑之处。趁着时光远去不太久远，当代的史家应当抓紧做一些“抢救”的工作，以免给后人留下太多的疑问和差误。
自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外国列强的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朝野上下个个慌了手脚，谁也不知道怎样应对这个局面。民国以来的历史书，局限于执笔者的立场和眼界，都把革命者描绘成英雄模样，把改良者描绘成和稀泥的人物，把守旧者定性为坏人。到我学习历史的时候，标签贴得更明确，当时的每一个活人都是一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好的阶级里没有坏人，坏的阶级里没有好人。李鸿章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康有为孙中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等等，一个个都是带着面具登上历史舞台的。好人好得无可挑剔，简直是神人下凡一般，坏人坏得体无完肤，个个都是凶神恶煞。而最近的一些文史资料，就让那些被粉饰的历史受到了质疑。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为了显示自己的英雄气概，把自己在伦敦蒙难时的求救信进行了“修改”，它后来就成了理所当然的珍贵史料。最近发现了求救信的收信人——孙中山的英国老师杰姆斯·康德黎保留的孙中山的求救信原件，使得孙中山这一不当做法大白天下。两件文物都是真实的，人们从比较中可以更加真切地重温当年的历史，真实的史料重现恰恰让他在后人心中的伟岸形象染上了些许污点。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节点，关于戊戌变法的文字也有一些重新认识的必要。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是变法派外围人物的袁世凯变节投靠了西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让六君子蒙了难。实际上里面的细节还有疑点和很值得细说的地方，这些都是影响历史向何处发展的关节点。
都知道袁世凯在变法的关键时刻“背叛了”改革派，但是新披露的史料却给他以令人值得同情的理由，康有为的一些说法做法在一个已经身处朝廷要位的人（袁世凯）看来是难以接受甚至必须要起身反抗的，例如，康有为不但说服光绪皇帝用武力把慈禧太后“请入”深宫，他还谏言光绪帝“要杀几个一二品大员”，这样的主张不能不让袁世凯感到紧张乃至愤怒，这样一个“阴谋”，当然要引发后来慈禧太后不得不做出的反应。分析到康有为的个人品质和政治素养，他如果只是为改革而急功近利、错看局势，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他出于个人狭隘的目的，尽快在光绪帝朝廷上独揽大权就不能不需要说道说道了。事后他的表现就更进一步把他的丑陋灵魂暴露无遗了。
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是保守派并没有像康有为那样采取斩尽杀绝的做法，而是故意将风声放出来，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逃跑流亡海外，是谭嗣同等人一腔热血发誓要为革新流第一腔血，才殒身菜市口法场的——当然这样的血性男儿是值得中国后人永远景仰的。而保守派也并不像我们的标准历史教科书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群魔鬼，相反在事关国家今后发展道路这一关节点上，主张杀人以推进改革的却是康有为这个激进派头领。而一个关键人物——光绪，由于在政治方面有欠成熟，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他自己也为这个缺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逃往海外以后，那个陶醉于“圣人”头衔的康有为，继续做他欺世盗名的勾当。他声称有光绪帝特授给他的“衣带诏”（皇帝用自己的鲜血秘密写下的诏书），以此在海外招摇撞骗，大肆封官许愿，声称自己依据光绪皇帝的旨意，可以有权赐封爵位，并明码标出价格：“报捐公爵者一万元，报捐侯爵者九千元，捐伯爵者八千元，捐子爵者七千元，捐男爵者六千元，捐轻都尉者五千元……。康有为在海外募得大量款项真正输入国内援助武汉成立“自立军”的不足一成，自立军事发失败，其余捐款都落入了康有为的私囊，事后康有为用这些钱款大置房产，多纳小妾，最年少的“六夫人”芳龄十九。在他六十九岁时，还妄想恢复少年情欲，花费巨金延请德国名医为他做“移植青春腺”手术（取年轻公猿猴的睾丸给他移植体内），这次注定要失败的手术令他一命呜呼。在后世的历史记载中却鲜见这位“圣人”这段真实的记录。
戊戌变法前后的“反面人物”，则被我们的教科书极尽贬损，但是历史应当从各个角度为这些人物的政治表现找出行为依据（因为每个舞台角色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只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以批判者的身份宣判是非功过，这样做就又陷入了朝代更替周期律的陷阱，早晚会有后人重新来矫正历史真实性的。
慈禧太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并没有不作为，她在认认真真地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大动作。但是革命党人却开始操起了现在被称为恐怖主义者的手段——暗杀。在同盟会的组织下，开始组织针对推进宪政建设的革新派的暗杀活动。实行宪政将会大大加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这对一心想要夺取政权的革命党来说，是一件大坏事。于是开明派革新人士成为了激进派革命党人的眼中钉。受同盟会组织派遣，刺杀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吴樾在他的《暗杀时代》中说：“唯有先以暗杀掀起腥风血雨，激发不同种群的仇恨，这样仇杀相寻，才能唤出一个革命年代。”
另一个暗杀者徐锡麟说：“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我只是拿定革命的宗旨，一旦乘机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徐锡麟还有下面的告示：“附杀例：遇满人皆杀；遇汉奸皆杀；不听命者皆杀；私自逃逸者皆杀；扰害平民者杀；……”可见，这些细节的披露，会有助于现代人全面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并重新认识当时被捧为英雄的革命党人。暗杀和一切恐怖主义行为永远是反人类反历史的恶行。
又如李鸿章，则更应当予以重新评价。在慈禧坚持要向列强宣战、围攻各国使馆问题上，他屡屡进谏不同意见，但是遭到训斥和冷遇。但是事后却必须为修补已经千疮百孔的局面拖着残病之身在列强面前忍辱负重地周旋。局面好转一些以后，他又亲自出洋考察，为实施“自强运动”，即被我们成为“洋务运动”亲力亲为，现今仍留下了他亲手绘制的蒸汽机的草图。这样一个起码是能臣的人，只在最近才被我们后人尊为“忠贤”。历史上这样的冤案还有不少，有待后人去“平反”。
中国人有句老话说“文史不分家”本来是说历史上的学问家都是文学与史学的翘楚，没有只专文学而史学蹩脚的，也没有只专史学而文学蹩脚的。可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和史学毕竟是不相重合的两回事。在现代社会文化极其发达的今天，有必要把这两门学科重新分别归类进行研究，建立不同规范、不同研究方式的学术体系，问题由此而来：如何对待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文史不分家所造成的积案。
追究造成中国历史欠真实性这样一个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我归咎于中国人缺乏一种敬畏心，因为没有对历史的敬畏，一旦某个执掌天下大权的霸主得势以后，就会把原先不利于自己的记录加以删改，添加上能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内容，当然这就不可避免地让历史失去了真实面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