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讯网CEO海兰：一个“工作狂”的向上生长
时至今日，虽然从职位上，我是车讯网CEO，也曾被冠以汽车互联网圈“铁娘子”之类的绰号，但距离“成功”两个字，我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在互联网的这条道路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朝圣者，一心向着罗马的方向前行。曾有一位我深深尊敬的互联网导师这样评价我：“中人之姿，中人之智。唯努力可取，其余泛泛。”自己深以为然。
我承认我是个“工作狂”。在做记者时，怀孕7个多月还因为采访需要坐长途飞机，坐月子期间还在抓紧发稿；刚刚开始转型时，我曾有半年时间坚持凌晨6点钟左右到公司；曾为了那些重大项目，持续一周平均睡两到三个小时……
当然，这些在一个真正的创业者眼中，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对我而言，唯一的区别是把别人眼中的每一次打工，都当成自我的一次创业。我认真而努力地对待每一份工作。《杜拉拉升职记》中描述的各种激烈职场政治，我几乎都视而不见。为公司工作，站在公司的利益和角度看问题，是我一直没有改变过的初衷。
记得早年在腾讯工作时，就腾讯汽车的发展问题，我直接在内部通讯系统上跟马化腾聊了半个小时。事后，有同事善意提醒：“你知道自己跟马化腾差多少层级吗？12级。”自此，我由衷地欣赏马化腾。他没有因为一个新人的“冒进”而对我的意见置之不理，而是认真地沟通和倾听。这也让我学到，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会十分尊重每一个员工的意见。
可以说，工作狂的冲动，并不来自于外在环境，而是根植于我的内心，在于我想改变自己和改变环境的渴望。很多全球经济学家形容中国时，都会用到一个词“thirsty”。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对于做成事情的渴望，通常会非常强烈。正是这份强烈的渴望，驱使我一路狂奔。“没有伞的孩子，只能一路奔跑。”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没有伞的孩子。没有骄人的学历，没有优越的背景，也没有过人的智商，只有勤奋和努力，是我的起点和支撑点。
在我曾经工作过的纸媒《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辑沈颢的一句话被我奉为经典：“我相信，总有一天，那些与生俱来的光荣和梦想会全部到达！”这句话，是我这个“工作狂”的圣经。这些年来，它一直指引我向上生长。
苏宁金融卢世栋：与家人分隔两地17年
作为一个金融业的从业者，忙碌是常态。卢世栋也伴随着中国支付行业成长起来，看着如今中国的支付方式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他说，金融行业的从业者都是辛苦并快乐着。
因为工作，卢世栋连续17年与家人两地分居，谈起这点，他说自己一直觉得有愧于家人。“记得2002年的时候，中国银联刚成立，我决定离开老家到银联济南公司工作，说实话，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行业未来到底会怎样。于是我对爱人说，我先去看看，如果不好，我三个月就回来；如果好，我花三年累积些经验再回来。可谁知，这一去，两地分居成了常态。之后的时间里，我因为工作的调整，转到上海工作，如今又来到南京，这期间都鲜少有时间回家陪伴家人。”
被贴上“工作狂”标签的卢世栋于2018年初加入了苏宁金融，虽然时间还不长，但他受到了很多震撼。在苏宁科技无人小店内，顾客靠刷脸进门，选好商品后，就可以直接离开，智能货架会根据拿走商品的重量判断出商品价格，小店四周的摄像头随后会进行人脸识别，支付软件自动扣款。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支付方式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卢世栋说：“从事这个行业很辛苦，但看到我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能够为大家创造更好的生活，我也由衷感到自豪和幸福。”
拉林铁路贾洪林：不离开施工现场的“电话人”
贾洪林，拉林铁路“四电”工程山南至朗县片区接触网作业的作业队长。与电气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0年时间里，他实现了从纸上谈兵到技术过硬的华丽蜕变。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拉林铁路是百年大计工程，而“四电”集成肩负着为高铁传递能量、提供动力的重任。160公里的设计时速对“四电”设备可靠性、接触网平顺度等都提出了极高考验。贾洪林深深明白这一点。技术标准、施工方案、进度目标他事必躬亲，“躬”必尽心尽力，同事说他患上了强迫症，他听后憨憨一笑，不置可否。
同事常调侃他是“电话人”，對家人而言，只能接到他的电话但看不到人。
一次老母亲给他打电话问：“林子，什么时候回来呀？家里给你介绍个对象，你回来看看呀。”“我都多大了还给我介绍对象，我的事你不用担心，你在家照顾好自己，过几天休假我就回去，陪你们去旅游。”贾洪林回答。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又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了，他挂断了电话，又奔赴施工现场。只要在现场施工，他就没有不忙的时候。
作为管理骨干，他对施工细节洞若观火，分析问题直击要害。在工程最紧要的关头，为了确保施工计划及时提报、审批，各项技术数据准确无误，物资提报及时到位，他常常在办公室奋战到凌晨一两点，饿了就泡方便面，困了就喝咖啡。
“今日事，今日毕，绝不能耽误现场施工。”这是贾洪林的人生信条，也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度过了那段时光。
白领阿尤：到点下班，关键时刻爆发的小宇宙
某企业员工阿尤是一股清流。上班时他永远是办公室里最忙碌的人，分秒必争地完成工作，几乎没见过他加班，但是下班了也通常看不到他。
他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游泳馆、读书会、搏击俱乐部、英语角、话剧班……档期排得满满当当，下班一刻也不闲着。
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总是无聊，但是在阿尤眼里，街角的杂货铺、某个好吃的苍蝇小馆、特别有故事的酒吧老板……他总能发现这个城市有趣的地方。
办公室里同事们开始议论纷纷：“这有什么用，能升职还是能加薪啊？太不务正业了吧！”阿尤不管这些，他只是朝九晚五认真工作，一如既往地按时下班。
直到有一天，公司新开了一个业务，是跟线下的中外商家合作开拓市场，阿尤毫无悬念地被提拔为主管，因为全公司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个城市，他能在与外国客户沟通的时候对答如流。当你想跟他竞争的时候，发现需要从零开始积累的资源，他早就准备好了。
原来，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往往不是延长上班时间，而是充分利用好下班后的时光。
IT工作者王启龙：“996”不应强制执行
今年35岁的王启龙，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现任科大国创智慧+行业部总经理。他2006年一毕业就来到这里工作，那时候公司还不叫科大国创，叫科大恒星。
工作了十几个年头，王启龙做了几年的编码，又转去做了几年的项目管理，后来又去了产品部门、市场部门。“我的岗位更换比较多，相对来说并不会觉得枯燥无味，即使是同一个岗位，我个人也不会觉得疲乏，每个岗位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我们在垂直岗位上都有很多职级，关键看自己怎么去认识，怎么去做。”他说。
提到最近网络热议的“996工作制”，王启龙表示，“996”代表的是一种工作态度，而不应作为规定强制执行。在王启龙看来，在“996”的背后强调的是一种奋斗精神。“年轻的时候还是要去奋斗，要去拼，而不是现在就想着安逸。”
王启龙说，IT行业更加需要创新，像很多公司，不奋斗就没有业绩。他目前也会加班，忙的时候公司会间歇性加班，遇到项目特别赶的时候就连续加班，有时可能要到凌晨。但每周还是会安排时间保证休息。
王启龙将自己的工作当成是一项事业：“真想做出一番事业，或者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还是要有所牺牲。”在他眼里，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没有“安逸”一说。“都说了，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安逸只是眼前的状态，哪天大环境不好了，可能你就被淘汰了。”他拿“BAT”这些互联网公司举了个例子，“他们的员工上下班不需要打卡，但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拼呢？是因为公司内部已经形成了奋斗的文化。”
当然，王启龙赞同奋斗，但并不赞同加班文化，“年轻人一定要奮斗，一定要有追求，但不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在他看来，有好的身体才能持续奋斗，另外还有家庭的责任也需要承担。
《我，到点下班》作者：曾经我也是工作狂
就在大家还在热烈讨论“996工作制”的时候，由朱野归子的畅销小说改编的日剧适时地给出了一个响亮的答案：我，到点下班！
和很多日本职场剧一样，这部剧细节专业，主题明确，虽然剧情称不上高潮迭起，但是人们总是能透过剧中人物的处境和对白予以认同。
而创作出这个故事的作者朱野归子，曾经也是个“工作狂”，和剧中的演员一样，她从昏天黑地的加班中解脱了出来，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朱野归子从小喜欢读书，梦想着成为一名小说家，大学时老师劝告她说，写小说不能当饭吃，除非成为畅销小说家。
于是，朱野归子毕业后就按部就班地成为了一家营销公司的员工。归子出生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那时，不管是身边的亲人还是整个社会环境都将加班视作是努力工作的表现，加以大力宣扬。
潜移默化中，归子也认为加班是理所应当的，加之归子工作时正赶上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就业困难的“就职冰河期”，于是，她工作起来更加拼命，不敢犯错误，不敢生病。
久而久之，生活被工作占满的归子逐渐在疲惫中感到了空虚，儿时想要成为小说家的梦想浮现了出来，拯救了归子。
归子辞去了原先的工作，进入了一家注重效率，不提倡加班的食品公司，和小说中主角结衣不同的是，归子起初很难兼顾工作和写作，仅仅依靠减少休息时间来完成写作。
后来，虽然归子的小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她仍对自己成为一名全职作家感到信心不足，为了缓解焦虑，归子日夜不停地写作，即使是在生孩子的前一天，仍然笔耕不辍。
真正让归子重新审视她的工作方式的契机，是在创作《我，到点下班》这部小说的时候。在塑造结衣这个角色的过程中，归子逐渐被这个和自己完全相反的人物吸引。作者逐渐被自己创造出来的角色治愈了。
随着小说的发展，归子也对工作有了新的理解：工作上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工作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得的成就。
如今，朱野归子已经完成了她小时候的梦想，成为了一名全职小说家，写出了畅销小说，还被拍成了电视剧。
袁隆平：爱工作，爱拉琴
作为杂交水稻领域的带头人，年近九旬的袁隆平带领其团队一次又一次打破地域限制，在很多“不适合”的地方种出了水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纪录。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这事儿尽人皆知，但是你可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还是一位小提琴爱好者？
1953年，袁隆平大学毕业。他去湖南省农业厅报到，被分到农业厅下属单位安江农校。那次，他领取了人生的第一笔工资42元。他用人生的第一笔工资在长沙买了一把小提琴，花了27元。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是袁隆平大学时的梦想。他的琴技都是向大学同学请教的，并没有拜师。
袁隆平的工作地点几乎都是田间地头，而且时常满身泥土，在制种育种阶段，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拉琴便成了奢侈享受。袁隆平提及在安江农校附近拉琴的感受：夜晚时分，月光满地，蛙声不绝，琴声能消除一天的疲劳。
因为制种，袁隆平每年都要往返于安江农校、长沙、三亚，拉琴的时间越来越少。后来，袁隆平看到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小提琴，干脆把心爱之物送给了朋友。不过后来，他又买了几把琴。
很多人提及科学家与艺术的关系时，国外的要说爱因斯坦，国内的要说袁隆平。“只能说我爱好艺术，不能说我拉琴的技术如何高。”
在袁隆平家的柜子里还藏着不少碟片，都是柴可夫斯基、舒伯特等大师的作品。闲暇时，他会打开音响，感受艺术的魅力。人生是一座天平，一头是劳，一头是逸，只有注意调节，才能确保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