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帝国主义军事遏制与核讹诈威胁。五十年代中期，党中央、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运筹帷幄、高瞻远瞩，果断作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发展新中国核工业这一神圣的民族伟业中来。
山东威海荣成籍科学家郭永怀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两弹一星”功勋英烈人物，郭永怀离开我们已经近半个世纪，但他和同事们用心血和生命换来的“国之重器”，早已照亮他身后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通往伟大复兴的道路。
中国核工业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离不开郭永怀等许许多多“两弹一星”功勋人物的砥砺奋进，同样离不开像山东省核工业二七三地质大队等大批默默奉献、甘于牺牲的找矿英雄。在茫茫戈壁、深山峡谷中，他们抛家为国、风餐露宿，不辞劳苦、无怨无悔，为中国核工业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基础原料。
7月5日、6日，《山东画报》的编辑、记者一行驱车赶到威海、烟台等地，实地走访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山东省核工业二七三地质大队等单位，近距离倾听齐鲁儿女投身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尘封往事，感悟核工业战线齐鲁儿女的家国情怀。
郭永怀：
以身许国的“两弹一星”功勋英烈
7月5日，《山东画报》的编辑、记者一行来到位于荣成市博物馆的郭永怀事迹陈列馆。步入馆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郭永怀汉白玉半身雕塑，目光深邃、庄严圣洁。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于山东威海荣成市滕家镇西滩郭家村一个普通农家。1968年12月4日，59岁的郭永怀在研制“两弹一星”的进程中，不幸因飞机失事而壮烈殉国，被誉为共和国“两弹一星”的功勋英烈。
郭永怀牺牲近50年后的2016年，故乡父老为他建起一座陈列馆。谈起建馆的艰辛，馆长李波感叹道：郭永怀年少离家，归国从事绝密工作，现存资料几近空白，仅有一篇千余字生平介绍，人物挖掘之难，可想而知。但家乡父老带着“一定要与郭永怀展开时空对话”的眷恋情怀，本着“用真情把一位人民科学家形象展示给世人”的原则，勇于担当起建馆事业。
郭永怀事迹陈列馆中，一幅幅图片、一件件珍贵历史文物资料，为我们铺开郭永怀短暂而非凡的生命卷宗。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郭永怀就读的北大停课，被迫回乡在威海中學执教。在通往教室的小路上，有个用炮弹皮做成的响钟，这块炮弹皮是甲午战争后留下的。郭永怀往返之间，都会凝视这块炮弹皮，都会用心掂量这块炮弹皮的历史重量。后来，他费尽周折，辗转来到西南联大，半工半读。在这里，他主动放弃自己原来所学的光学专业，转入航空工程系学习流体力学，师从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教授。就这样，郭永怀开启他的航天救国之旅。1939年，郭永怀考取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因此得以漂洋过海，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应用数学。期间，郭永怀仅用半年时间就拿下硕士学位。1941年5月，郭永怀进入加州理工大学，师从素有“航空之父”之称的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专门研习空气动力学。在这里，他遇到一生知己——师兄钱学森。1945年，郭永怀完成“跨声速流不连续解”论文，突破航空领域声障这一世界性难题。正是基于这一理论，美国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架超音速战斗机。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取消了限制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怀揣民族复兴梦想，郭永怀执着而坚定地回到祖国。
在陈列馆，一张照片吸引了我们。美国康奈尔一座独栋别墅前，站着郭永怀、夫人李佩和唯一的女儿郭琴一家三口。午后暖阳打在三个人的脸上，显得格外温馨。郭永怀身着西装，抱着年幼的女儿，夫人李佩身着旗袍站在旁边。一张照片尽显当时郭家生活之富足。但若干年后，李佩回忆讲述郭永怀的内心波澜：“禁令一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老郭那时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许多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老郭却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1955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六周年国庆大典上，毛主席和刚刚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们登上天安门城楼，一起检阅人民军队。此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破西方核垄断和核讹诈，党中央、毛主席果断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毛主席曾告诉全党：“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成立于建国初期的中国科学院，在得知钱学森即将回国时，决定成立力学研究所。担任所长的钱学森，立刻想到了美国好友郭永怀，并向他发出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希望他早日归来报效祖国。在陈列馆，我们看到了这封信的原件。钱学森在给郭永怀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这里的工作，不论在目标、内容和条件方面都是世界先进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
接到邀请信的郭永怀抓紧时间完成了在美国的研究工作，第二年便启程回国。1956年，在威廉姆·西尔斯（W.R.Sears）和康奈尔大学的同事们送别郭永怀的野餐会上，一向沉默的郭永怀做出一个惊人举动：他激动地把自己尚未发表的论文手稿一页一页扔进了炭火堆。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郭永怀此举，意在打消美国当局对他的阻拦。夫人李佩为此感到惋惜，但郭永怀说：“没关系，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中，他们拿不走。”
1956年9月的一天，在郭永怀刚刚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同志们又交给他一封钱学森写给他的书信：“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您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经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回国后的郭永怀担任力学所副所长，很快成为新中国高科技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1960年，我国组织一批专家学者秘密从事核武器研究。郭永怀被任命为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与王淦昌、彭桓武等科学家一起参与我国原子弹研制。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郭永怀主要负责场外试验委员会的工作，同时参与氢弹和导弹的研制，解决系列重大技术难题，为核弹武器化做出贡献。
“兩弹一星”研制基地，环境条件极其艰苦恶劣。年过半百的郭永怀和科研人员同甘共苦，喝碱水、住帐篷、睡铁床。据郭永怀的研究生戴世强回忆，他们经常吃不饱，饿着肚子搞实验。西北风大，他们的帐篷时常被风掀倒，不得不挖地窝子，将帐篷固定和支撑起来。为加快核武器研制的步伐，郭永怀经常在北京和基地之间来回奔波，但从不向外人透露半句。“老郭从没跟我说过他干什么，我也不问。他经常出差，每次要出差的时候，就自个儿拿一个小的手提箱，装一点衣服搁在里头，单位给他们几个配了个车，那时我一看到车停楼下，就知道老郭又要走了。”李佩先生回忆道。
在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内模拟的核爆区，只见一道红色强光出现在试验基地，接着升起巨大的蘑菇云。惊天动地的响声震耳欲聋，轰隆隆滚过天际，刹那间，巨大的冲击波席卷无边的戈壁滩，给参观者带来持久的震撼。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人们群情激昂、欢欣鼓舞。而此时的郭永怀因劳累过度而瘫软在试验场的临时帐篷里。
1968年12月5日凌晨6点左右，首都机场附近村民听到一声巨大的轰响，随后看见一个巨大火球伴随浓烟直冲云霄，把白雾照得血红。后来，人们隐约知道是一架小型飞机在着陆时突然失事，扎进机场附近的玉米地。现场，有两具烧焦的尸体紧紧地抱在一起。人们用力将他们分开时惊讶地发现，两具尸体中间是一个完好无损的皮包，皮包里有一份同样完好无损的试验数据文件。这就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在飞机失事的最后瞬间，他们选择用生命来捍卫国家秘密安全。郭永怀牺牲22天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发射成功——这其中蕴含着郭永怀用血肉之躯保留下来的科研成果。在郭永怀牺牲后不到两年的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2016年5月8日，一组《中国现代科学家（七）》纪念邮票在京首发，共有三十位中国现代科学家登上了这份亮丽的“国家名片”。在这组邮票中，郭永怀的画像取自中央美院画家毕建勋创作的《以身许国图》。
以身许国，精神永驻。在致力于我国“两弹一星”发展的八年多时间里，郭永怀究竟倾注了多少心血汗水，没有人说得清楚。但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却是“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郭永怀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科学救国的誓言，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座历史的丰碑。回望，是为了永恒地纪念；缅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不论世事如何沧桑变幻，郭永怀永远是神州大地一座不朽的丰碑。
二七三大队：
助力中国核工业发展的探矿劲旅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地质部长李四光科学阐述了铀矿资源勘察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时任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刘杰当场展示铀矿石标本。三个月后，地质部第三局在北京成立。这标志着新中国铀矿地质事业从此启航。
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发展核工业谈何容易，而找矿工作更是难上加难。1955年3月，地质部三〇九队在湖南省长沙市正式成立，各路地勘人员踏上了漫长而又神秘的找矿征程。1956年9月25日，三○九队第十三分队成立。这就是核工业部华东地质勘探局二六二大队前身。现在的山东省核工业二七三大队就是从二六二大队分出来的一支队伍。
7月6日，《山东画报》编辑、记者一行，来到位于烟台市一隅的山东省核工业二七三地质大队，开启了一段神秘而独特的探铀之旅。在二七三大队陈列室内，在两位大队老领导的倾情讲述中，这群曾手握地质锤、行走于崇山峻岭间的队伍所经历过的那段尘封往事，又清晰而明朗地铺陈在我们面前。
非凡的事业，总是在平凡中起步。当二七三人在崇山峻岭中拉开找矿序幕的时，一切都是因陋就简。他们用独轮车推着仪器设备，用扁担挑着锅碗瓢盆，翻山越岭。但最使他们感到致命的难题，还是钻取岩芯时需要用水冷却钻杆钻头，而作业地区水源缺乏，常常闹水荒。
1956年10月22日，在20号工地山头，一号钻机眼看就要开钻却遭遇水荒。分队长王毅立即带领干部职工用桶挑水，家属们自发加入送水队伍。水桶不够，脸盆来凑，所有能用的容器都用上了。大家挑的挑、端的端，送水队伍从山脚到山顶布成了长蛇阵。到了晚上，燃起的马灯、火把绵延不绝，看上去犹如一条蜿蜒的火龙。
从组队上马到全面开探，前后不过三个月，二七三大队很快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两个工区、六个职能科室、四百名职工的县团级地质队伍。1957年5月，他们在赣东北的某个矿床发现铀矿层。1958年2月，他们很快提交了一批矿床储量。这是铀矿地质系统向国家提供的第一个铀矿床，打破了国际上关于中国南方老地层无铀矿的定论。
1970 年，他们开展了气吞山河的三次大规模勘探会战。经过15 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完成钻硐探工作量100 多万米，相当于钻透154 座珠穆朗玛峰，先后向国家提交十多个铀矿床，其经验和成果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和江西省科学大会的嘉奖！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他们探明了一大批铀矿床，为新中国核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赣东北到赣中、赣南，再到胶东大地，他们一路走来，为地质事业风餐露宿、栉风沐雨，用双脚丈量祖国山河，用地质锤与大地对话，用钻杆倾听矿藏心声，足迹遍及江西21 个县及福建、浙江部分地区，提交的铀矿储量居全国各地质队之首，被核工业部授予“功勋地质队”称号。二机部部长刘伟这样评价：“二队是个老队伍，能打硬仗的队伍，是在原子能事业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队伍， 是一支无名英雄的队伍。”
过度的辛劳，让很多地质队员英年早逝。直到今天，在江西最后一个基地附近，树立着一块块墓碑，墓碑整齐地朝向大队基地方向。这里长眠着一百多位地质队员，他们有的牺牲在工作岗位上，有的积劳成疾，平均年龄不到48岁。
20世纪八80年代中期，国家实施保军转民战略，他们顺势而为，开始由单一找铀向综合找矿转型发展。1988年6月，这支队伍陆续抵达烟台地区。从南方来到胶东半岛，饮食和气候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初来乍到的他们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又缺乏当地的地质资料。普查队员克服困难，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只用三年多时间就完成烟威地区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普查任务。
我们采访的原副大队长钟善宋大队长，是位江西人，他跟我们谈及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从江西初来山东的情形，依然难掩心中的感慨：“那个时候，一年只有十二天假期，交通不便，从胶东千里迢迢回到江西农村老家，需要不断换乘交通工具，耗费在路上的时间就有七八天。”但在困难面前，他们没有退却，因为他们铭记着大队初创的艰苦时代孕育的“以献身地质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的“三光荣”精神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四特别”精神。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这支找矿队伍开始转而找金矿。两个矿种的成矿背景、原理不同，找矿方法及计算储量方法也不同。尽管这样，这支英勇顽强的队伍在战胜种种困难和挫折之后，终于传来捷报：1992年12月，他们提交了栖霞盘子涧金矿床工业储量一千多千克。
如今，二七三大队已成为一支实力雄厚的地质队伍。但谋事高远的二七三人知道，事业发展离不开文化引领，在观苦的年代，正是因为深厚的地质文化积淀和“三光荣”“四特别”精神，大队才在逆境中披荆斩棘，一路奋发向上。他们定期组织职工赴老基地进行“缅怀之旅”， 大队领导为新职工上的第一课就是带他们参观队史陈列馆，请老领导老职工开展队史报告会。二七三大队已经把“三光荣”和“四特别”精神，当作事业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
六十多年峥嵘岁月，筚路蓝缕；六十多年披荆斩棘，足迹难忘；六十多年卓越历程，砥砺奋进。二七三大队用实际行动孕育和践行了核地质“三光荣”和“四特别”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他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续写更加绚烂的发展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