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今文字，指的是隶变之后隶书和楷书阶段的汉字，与古文字相对而言。除隶书、楷书这样的正体之外，还包括隶书阶段的隶行、隶草以及楷书阶段的行书、今草（我们将它们统称为『草体』）。关于这一阶段各种字体的发生发展以及字体之间的关系，人们往往持不同见解。如郭沫若认为：『隶书是草篆变成的，楷书是草隶变成的。草率化与规整化之间，辩证地互为影响。』郭绍虞也认为：『事实上，我们看了汉代木简中的草书，就知隶和楷都可以从此演化出来。』『我们既认为草先于楷，那么也应当承认行先于楷』。王凤阳认为：『「行书」是章草和楷书的草书逐渐流于苟简，不便辨认之后兴起的书体。』裘锡圭认为：『（钟繇）宣示表等帖的字体显然是脱胎于早期行书的。』诸如此类观点，不一而足，往往相互抵牾。黄简《中国古代书法史的分期和体系》一文罗列了不少学者的观点，并绘成图表加以直观反映，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近世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古代民间书迹累次出土。这些书迹使我们得以一窥古人书写的真实面貌，为我们从文字学、书法学等角度进行研究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原始材料。众所周知，流传至今的魏晋时期的名家真迹寥寥无几，所以，那些和钟张、二王等同时代的普通人书迹就显得弥足珍贵。由于汉魏时期是今文字阶段由隶向楷演进的关键阶段，所以，我们把目光集中在这个时期进行研究。通过对这一阶段民间书迹的考察，我们发现，今文字阶段的字体发展脉络明晰，字体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学者们分析的那样纷繁复杂。
众所周知，正体和草体应用于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功用。正体形体规范庄重，是在正式场合通行的文字，社会通用度高。而草体是快速书写的结果，实用书写中使用率很高，为正体的补充。从汉字学的角度来看，草体没有自身独立性，依附于相应的正体。恰恰由于这种依附性以及并存字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每个时期的草体相对于正体而言，几乎可以说是如影相随。因此，正体和草体的发展呈现出同步性。这是依据汉字学理论，基于汉字字体的演进，从逻辑上做出的推断。据此推断，我们又搜集了相应的文字材料，以验证这一推断的可靠性。
我们首先来看西汉的材料。李洪智在考查了大量有纪年的汉代简犊材料后在《汉代草书研究》一书中得出结论：『汉代草书在宣帝、元帝时期已经形成。或者说，从武帝之后到元帝在位时期，大概不到五十年的时间，草书形成了。这和八分书形成的时间基本一致。』所谓『汉代草书』即本文所说的隶草，『八分』即有『波势的成熟隶书。由李洪智的研究亦可以看出，早在西汉阶段，草体就已经有了明确的隶行和隶草的分野。
为了从历史上观察正体和草体的演进，我们尽可能收集到了一些有纪年的文字材料。从居延新简中我们有幸看到纪年同为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二十七）而以不同字体书写的三支简，分别为八分及共行书（隶行）、草书（隶草）。我们可以按照王凤阳先生的提法称其为『共时字体』，这个时间属于八分书进入成熟稳定状态的时段，从这三支简中可以明显看到，无论是笔形，还是结字取势，正体和草体之间相似之处甚多。
循着历史的脉络，我们搜集到了出土于湖南长沙五一广场的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的简犊墨迹。王晓光先生对于其中正体（八分）的评价恰如其分：『共书技虽然不算高超，却细致周到地表现了隶书的特点，尾笔渡磔和粗垂笔在字形中醒目而重要』。在同一块木犊上，我们还看到了当时的行书，连同居延汉简中著名的『永元器物簿』中的隶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正体，还是草体此时的汉字形体与建武三年都没有什么大的分别。可见，这一阶段的正体和草体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通过对出土文字材料的观察我们发现，无论是从八分向楷书的过渡，还是从隶行向楷书时代行书的过渡乃至隶草向今草的过渡，都始于东汉晚期。比如《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犊》（文物出版社二00六年版）一书中的汉灵帝中平五年（一八八）简、汉灵帝光和三年（一八O）简、汉灵帝中平元年（一八四）简等就是典型的例证。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汉字形体同此前的八分、隶行以及隶草相比较已大不相同，简上的字迹已经开始呈现出逐渐褪去隶书意味的趋势，这说明字体已经打破稳定状态向前演进了。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其时的正体与永和年间的正体比较，八分书的横向取势已经趋于方形，尤其是醒目的波磔变得收敛，甚至有些不起眼了。而草书中类似永元年间那种夸张的波挑已消失殆尽。
三国时期的吴简出土数量较为庞大，在长沙走马楼吴简中有纪年为嘉禾六年（二三七）的木犊，上面的字迹与长沙东牌楼汉简中灵帝年间的简犊极为相近，行书、草书亦然。这表明，从东汉晚期开始一直到三国时期，汉字字体都处于由隶向楷的过渡时期。这不禁令我们想到了三国时期的钟繇，他被称为『楷书之祖』，但我们发现那些流传至今的被认为是钟繇的『楷书』作品仍然存有隶意，与出土的魏晋时期简犊、残纸上的书迹非常相像，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楷书。当然，如前所述，在钟繇所处的年代，已处于隶势解散的时期，只不过是隶书的成分还在，楷书的分量尚未占足优势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说，把楷书的发生发展追溯到钟繇那个时代，并称其为『楷书之祖』也不为过。
出土于湖南郴州的西晋简有纪年为永宁二年（三O一）和太安二年（三O三）的两支简，前者已经是初具规模的楷书，后者是熟练的行书，楷意盎然，虽无有明确纪年的草书简，但可以推测，当时的草书应该颇具今草意味。这说明，由隶向楷的演进至西晋已经初步完成。 启功先生在其所著《古代字体论稿》一书中认为篆书、隶书、楷书、草书之类的字体是代表某种『大类型、总风格』。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宁教授在『汉字字体学』这一门课程的授课过程中谈及演变序列上前后相邻的字体之间的区别时指出，新旧两种字体要形成主要特征上的对立，新的字体方能形成，这是很有道理的。从汉字字体发展的历史来看，篆、隶、楷以及草书中的隶草和今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新字体形成后，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需要说明的是，在前后两种字体尚未在主要特征上形成对立之前，其间会有一个过渡地带，如果忽略这一点，字体演变难免给人以『跳跃式』发展的感觉。而近百年来古代民间书迹的大量出土可以将此种字体向彼种字体演进的中间环节补充进来，于是，这个演进序列变得顺畅、生动起来。尽管本文所举例子前后相隔都有几十年的时间，但我们已经足以看出其间的演变是渐次进行的。正是由于字体演进的渐变性，尽管从东汉晚期到三国时期的简犊大多数没有明确纪年，但根据其所保留隶意的多少以及未来楷书成分的多寡来判断时间的先后还是有可能的。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前文提及的一个观点，即并存的字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说，共时的正体和草体之间之所以在体势等方面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是草体对正体依附关系的缘故，但绝不仅于此。由于草体的活跃，在实用书写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它在字体演进中往往会起到刺激作用，这种刺激首当其冲地作用于正体。举例来说，和隶书比较起来，楷书的笔形形态要丰富得多，而且，笔形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笔形的走向也更加明确。仔细观察这些笔形形态（包括其变体），几乎每一种都留下了草体的印记。比如说，楷书的各种各样的钩（包括竖钩、斜构、横钩等）以及其他出尖锋的笔形（撇、挑等），每一个都是笔形之间连带的产物，而它们都是受草体影响的结果。必须说明的是，这种影响实际上是在并存的字体之间相互影响中一点点地注入进去的，是润物细无声式的。所以，笔者并不否认学者们关于草体对于正体的演进有所影响的论断，我们只是对『某种正体是由某种草体变来的』或者『某种正体出自于某种草体』的说法不敢苟同。
为了把隶变发生后字体演进的情况表达得更加直观一些，我们也仿照学者们的做法列图表如下：
图中单向箭头表明在历史上某种字体脱胎于另一种字体，双向箭头表明共时的字体间相互影响。共时的字体之间之所以有诸多的相似之处，那是它们相互影响的结果，所以苏东坡才会认为『真生行，行生草』，这当然是有问题的。近世以来，学者们虽不再相信『真生行』，但却特别乐于强调『行、草生真』的观点。裘锡圭认为：『如果把规整一派的早期行书写得端庄一点，把在早期行书里已经出现的横画收笔用顿势的笔法普遍加以应用，再增加一些捺笔和硬钩的使用，就会形成宣示表那种字体。钟繇的行书可能本来就比一般的早期行书更接近楷书。他在一些比较郑重的场合，如在给皇帝上表的时候，把字写得比平时所用的行书更端庄一些，这样就形成了最初的楷书。』『以上所说如果基本符合事实的话，我们简直可以把早期的楷书看作早期行书的一个分支。』显然，这种推测是基于并行的早期楷书和早期行书之间的相似性，按照这样的逻辑，其实也完全可以认为早期行书是从早期楷书脱胎而来的。
字体的演变必然要通过大量的个体书写反映出来，而在个体的书写中自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这些情况往往会对字体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干扰。所以，我们对字体这种『大类型、总风格』进行研究时既要注重细节，又要善于排除干扰，只有对字体发展的总体风貌进行观察研究，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就今文字阶段而言，通过对民间书迹中呈现出的共性信息的归纳和总结，就会发现正体和草体之间一直存在着的相互影响，并在同步演进的过程中形成各自的演变轨迹。以上我们所讨论的皆为自然书写中反映出来的字体演变情况，至于那些为了某种目的而有意复古或加工装饰的书写则与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