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如李兆洛云“慎伯所写，真能导源元常，合分隶而一之，以六朝门户开迪后来，不朽之业也。”何绍基云：“包慎翁之写北碑，盖先于我二十年，功力既深，书法甚重于江南，从学者相矜以包派。”杨守敬云：“慎伯以侧峰为宗，所著《艺舟双楫》，遂以风靡天下。”可以说，包世臣是继阮元之后的又一位碑学大师，是清代碑学的奠基者之一。
包世臣名满江淮，和古城淮安有较深的渊源。明清时期，淮安是黄淮重地，漕运枢纽，是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的驻节之地，亦是淮北盐业的重要集散地。为此，包世臣曾数次到淮安考察，来到黄淮运交汇的清口一带(今淮阴区码头镇)，实地考察了黄河、淮河、大运河和洪泽湖等水文堤防状况，吸取历代治河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见解。如嘉庆十三年(1808年)游袁浦(今淮安清江浦)，劝说当局撤除了徐扬六府州摊征三百六十万白银的决定。嘉庆十六年(1811年)，佐两江总督百龄治理河坝，使袁浦、板闸、淮安一带百万居民免于水灾。道光十年(1830年)，佐两江总督陶澍办理两淮盐政，极力推行票盐取代纲盐制度，使淮阴西坝成为淮北盐业集散中心。在其垂暮之年，为避战乱来到淮安，据《续纂山阳县志》载：“咸丰初，江东兵燹，泾包世臣流转至淮，以其用笔之法号召后进，淮人士翕然从之，谓之包体。……包殁后，为其重刊《艺舟双辑》六卷。”包世臣和淮安结缘很早，渊源很深，故在淮安留下了不少作品，也培养了不少书法人才。今江苏省淮安市博物馆收藏的其《行书松涛法语题辞屏》，就是其中的一件。
《行书松涛法语题辞屏》，纸本，共四幅，每幅纵163厘米，横35厘米，上书“苏州宝莲寺主松涛法语题辞”，其文日：“‘如是我闻’，于法果无所说乎?愿解如来真实义，于法果无所得乎?章句积八万四千，而宗旨在不立语言文字。无上微妙之法，故非口舌所能形容，翰墨所能名状者矣。灵鹫一公尝举此义以难余，余曰：‘不立语言文字者，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章句积八万四千者，善以譬喻而晓喻人也，无所住而生心，故于法无所得，善以譬喻而晓喻人，故于法无所说。’一公曰：‘善哉!落言诠。宝莲松上人者。’一公座下之龙象也，示余以法语若干卷。善哉!不落言诠矣。余既乐大乘有担荷者，而又吾故人之弟子也。爰欢喜赞叹而题其卷首，以诰读者。”此题辞共二百余字，蕴含佛教哲理，意义深刻。原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旧作，收入《艺舟双辑》。对此旧作，包氏心领神会，濡墨疾书，一气呵成，字里行间颇有颜真卿争座位帖的遗韵，亦融进北碑浑穆厚重的金石气，这对于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此书结体微斜而宽博，字形稍丰而健劲，既有苏字之意态，又有颜柳之痕迹，故貌丰骨劲，字字珠玑。此书落笔泼辣，笔画饱满，墨色丰润，酣畅淋漓。笔与笔之间揖让顾盼，字与字之间气势贯通，构成鲜明的个人特色。此书虽篇幅较长，字数较多，却沉着浑厚，严肃认真，屏中诸字及最后的落款，均使转灵活，提按得当，横画三折而过，转折圆劲有力，心手交融，自然生动，是一幅不可多得的艺术作品。落款为：“苏州宝莲寺主松涛法语题辞，道光十四年旧作也，咸丰纪年为灿珠大和尚书于袁浦，即请喝政，江东布衣包世臣。”落款点明了此书的时间和地点，以此书赠“灿珠大和尚”。因年代久远，其受书者已不可考，推测是当时淮安的佛教界人士。此“咸丰纪年”当为咸丰三年(1853年)之后，此时作者因避战乱来到淮安。是时作者已七十九岁高龄，故书风老辣，道逸苍劲。此后不久，作者即驾鹤西去，因此，此书可能是作者现存最后的作品，故而有重要意义。此落款中“袁浦”是指淮安市淮阴县，因东汉末年袁术曾据此地，故有袁浦、公路浦之称。此屏右上角钤“倦翁”赤文卷首章，左下钤“世臣私印”白文印、“包氏慎伯”赤文印、“白门倦游阁外史七十岁后书”赤文印。其印雕工精湛，印色鲜红明亮，不愧为治印之高手，当为包氏亲手所刻。因此，此屏书美、文美、印亦美，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是包氏晚年之力作，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