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伯利亚分布的北方少数民族几乎与文明世界相隔绝，大部分至今仍延续着原始游牧方式，充满神秘色彩的萨满教是维系人们生产、日常生活和交往的强有力的纽带。萨满教成为留存于现代文明世界中仅有的几种原始文化遗存之一，在近现代以来在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始终热度不减。俄国学者从18世纪开始将萨满教纳入研究视野，至今已在萨满教起源、性质和职能、地位和价值等方面做了独特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在探索萨满教这一人类文明的遗存过程中奠定了自身应有的地位。
关键词：原始宗教；西伯利亚；萨满教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4-0269-02
西伯利亚由于气候和地理位置等原因使它成为了人类开发较晚的地区之一，众多北方民族散布于此，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他们大部分过着游牧生活或从事渔猎活动，与严酷的大自然结成了非常紧密的联系，为世人留下了神秘莫测的精神遗产——萨满教。作为北方民族文化和民俗形态的母源，萨满教记录着人类在开拓和征服自然的漫长岁月中呈现出来的情感、观念、经验、认识。同时，作为残留于现代文明世界中少有的原始文化遗存，萨满教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萨满教学。
萨满教名称起源一般认为在17世纪下半叶，萨满开始出现在游记、俄国文献和传教士的活动中。俄国学者从18世纪开始将萨满教置于研究体系中，形成了关于萨满教起源、性质和职能、地位和价值等方面的学术体系。
一、萨满教的起源问题研究
对于西伯利亚萨满教起源问题的研究起始于19世纪上半叶。一些研究西伯利亚萨满的学者在萨满教的内在起源问题上受当时代浪漫主义东方学的影响，认为它来源于古典的东方文明，因为野蛮的西伯利亚土著居民不可能创造出它们自己的宗教，不得不从古典文明中借鉴而来。萨满教是发源于印度的一些古代宗教的一个分支。西伯利亚萨满教是从亚洲佛教演变派生的，由于愚昧无知他们只能通过口头传说来学习萨满教仪式，这就不可避免地流于粗劣的创新和附加来扭曲仪式。
也有个别学者试图从生存的特定区域上来解释萨满教，认为萨满教是西伯利亚土生土长的精神文化。亚洲萨满教是起源于本地区内部，否定了那些坚持西伯利亚和蒙古的精神信仰是西藏佛教分支的观点。有学者附会这种从西伯利亚人种学的角度解释萨满教的观点，但并未得到学术主流的认同。
十月革命前后，阶级观点成為萨满教起源研究工作的主流。一些人种学家就把萨满教和原始社会的结构变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们认为萨满教作为一种职业的起源是土著社会由原始的人人平等体制向早期阶级关系演化的产物。1916年，有学者对萨满教的母系社会起源说给予了明确的阐释。在原始母系社会，女性氏族长扮演着母亲和萨满教巫师的双重角色。当人人平等的原始社会瓦解时，父系家长制取代了母权制，当第一个阶级形成时，女人被排挤出仪式生活，男性萨满逐渐统治了精神和仪式领域，男性神灵逐渐取代了女性杰出人物。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是当时苏联人类学的正统理论代表之一。
20世纪60年代，苏联学学术界继续加强对萨满教的起源和演化研究，进化观点仍然主导着学术研究的方向。这种研究中最常见的做法是试图确立西伯利亚萨满教中最古老的核心文化，最流行的方法论是寻找全球范围内的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神话学的相似之处，允许学者联系不同文化的元素或为萨满教和它的伴生物分类。如对布里亚特人中的“白色”萨满教（慈善的）的研究，通过运用布里亚特人精神性和相邻文化之间民间传说、语言学的相似性，把布里亚特萨满教的起源同古代印欧人种的重新定居联系起来。这显露出苏联学者在关于人种学起源的观念上，其流行的趋势是加强对西伯利亚萨满教最古老的起源和它的属性及外来性的研究。
二、萨满教的性质和职能研究
1734年，俄国科学院组织考察了西伯利亚的地理、风俗和人民的历史时，对土著民族固有的灵魂“妄想”产生了疑问。18世纪下半叶，一些启蒙研究者包括由德、美来到俄国定居的学者也尝试探求这种“妄想”的起源，把萨满教归结为一种宗教，对土著信仰的评价出现了转变。本土学者们的研究发生了转向，主张萨满教可能是世界宗教的最初形式，推测“萨满教出现在印度，逐渐波及整个亚洲”。还有学者认为萨满教是一种有效的治疗形式，试图去考察萨满天资的来源，不赞成亵渎土著人民视为神圣的事物，对萨满表示出一些同情。并强调，萨满是民族习惯的创造者和保存者。标志性的研究是把从北美带来的人种学资料和西伯利亚的数据相结合，得出萨满教是一种宗教的结论。并认为萨满教是组织早期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工具，是萨满从混乱中创造出秩序。
19世纪上半叶，在关于西伯利亚萨满教的记述中，虽然指责性的评价依旧占主流，但研究者们逐渐开始对系统收集和记录萨满教产生了兴趣。19世纪下半叶，俄国基督教传教士团对西伯利亚萨满教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这其中包括人种学方面的记录，但焦点是关于他们如何看待土著宗教的。有的传教士用基督教的理论来重新解读土著的精神性，提出了一些关于阿尔泰部落有价值的人种学理论。
第一个试图对西伯利亚萨满教进行综合研究的学者是一位移居到俄国的德国东方学研究者，后来成为俄国人类学的资深研究者威廉·拉德罗夫，他的研究影响了西方对萨满教的认识。在19世纪60年代，他深入地图上没有标示语言和人种的西伯利亚南部地区探险，指出土著萨满教具有即兴的特征，因此即使有足够的资料，也无法去构建一个关于它的正确的图画，“当我们开始描述萨满教的细节时，矛盾的信息扭曲了一般性的图画，直到最后完全破坏它”。拉德罗夫把萨满教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平行看待，并将萨满合法化，指出：“萨满并不比其他宗教的牧师恶毒，他们是土著人民伦理理想的承载者”。19世纪60—80年代，他的著作陆续出版，是许多俄国和西方研究萨满教学生必读的经典书目，为萨满教成为西方人类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世纪初，日益丰富的西伯利亚萨满教人种学资料促进了关于萨满教本质学说的产生。学者和作家通常将萨满教视为一种在社会或地理环境作用下的精神疾病，把萨满的发狂同“北极地区的歇斯底里症”联系起来。他们强调，土著社会在欧亚大陆的北部，注定要在荒凉、阴暗、残酷的北极环境中生存，人们天生易患歇斯底里症，因而自然地被训练成宗教的从事者，并完全表现出了歇斯底里的特性。萨满从事这一职业是伴随着痛苦的生理上的转变，他们在仪式上难以控制的行为正是精神反常的证据。这种观点和当时流行的心理学理论产生了共鸣，即关于农业和原始社会中个人主义和歇斯底里症起源的理论。博格拉斯在他的论文《东北亚部落中的萨满教心理》中概括了这些评价，特别强调萨满教是一种通过选择精神上不稳定的人来创造的宗教形式。
三、萨满教的地位和价值研究
19世纪中后期，西伯利亚地方主义者的文化活动对于人们认识萨满教的地位和价值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细致地搜集民族的风俗和人种资料，认为萨满教是最具有古老的土著习俗特色的，并扩大西伯利亚人公开展示萨满教风俗的机会。
十月革命后，在具有俄罗斯和苏维埃双重属性的文化环境中，人种学家依然能够在西伯利亚旅行和收集资料，但这一时期的报道对萨满教的批评日益增加，主要是针对其在现代化中所处的位置。萨满教的研究者们倾向于强调土著精神滞后和因循守旧的本质，而它与苏联的现代化是相矛盾的。萨满不仅被视为阻碍现代医学、教育和科技进步的“传统无知”的代表，而且是它自身可怜的牺牲品。
到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已经证明萨满是精神错乱的“癔病者”，这种理论为人们歧视西伯利亚土著信仰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理由。有医生尝试使用“北极歇斯底里症”的概念来研究埃文克人，主张为了苏联现代化必须改造阴暗、原始的生活，招募优秀的萨满人才，而不是精神病者。在这种解释下，在土著与世隔绝的社会里，为精神紊乱创造了邪恶的循环，定期爆发大量的歇斯底里症，而萨满则传播这种疾病，并使它永久地存在。但不主张对萨满教采取激进的措施，认为苏联现代化的推进必然会自动消除歇斯底里症的社会根源，萨满教会自然消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者们多将“萨满”一词释为“兴奋”、“狂舞”，萨满则被定义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并在学术界沿用多年。应该说，这种认识并非来自本民族，亦非本民族语的释义，而是某些考察者从旁观者的角度，依据北亚、东北亚诸族萨满祭祀的外在表现形态做出的概括和阐释，久之则相互沿用。实际上，这种概括并没有抓住萨满的本质特点，也未触及和反映萨满的内在精神实质。事实上，萨满在精神、生理和心理上是清醒、正常的，具有较强的自制、自控能力，出神术和歌舞艺术仅仅是他们与神沟通的途径和方式，通过这种途径，萨满才得以实现沟通人神，代达庶望的人神中介的神圣职能。
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萨满是自私的机会主义者，只为富有阶层服务”的评价一直统治着苏联人类学的学术研究。人种学家和反宗教宣传者中间也出现不同声音，他们反对自然消亡理论中有害的政治影响，正确指出，西伯利亚萨满教不仅能够存在下来而且还会繁盛。还反对对萨满进行强硬的镇压，通过类比的方法，得出萨满教跟基督教一样，代表着一種有组织的宗教。在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对萨满的强硬态度大体上已经平息，人种学者重新开始研究土著精神。
苏联解体后在所有后苏联国家里产生了精神的真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萨满教的智慧和实践似乎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改变。萨满教被纳入人种民族主义思想体系的构建之中。萨满教并列与藏传佛教、东正教同被视为正统宗教，萨满教在传统文化中重新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萨满教在中国几乎消声匿迹，但是现今仍然可在北京故宫里找到当年皇族供奉萨满教及举行仪式的神殿（坤宁宫）。萨满教据信先于任何有组织的宗教出现，很显然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萨满教的种种遭遇基本上是缘于其神秘的、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关于萨满教的起源和社会职能和地位的演进过程为现代乃至当下探索萨满教提供了许多借鉴和启示，也给我们研究北方风俗信仰起到了积极而有益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