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前我国流通体系已经成为制约国内消费需求扩大的瓶颈。本文基于我国1978-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使用协整方法和ECM分析了城乡流通水平差异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短期缩小城乡流通水平差距对改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作用不明显，而长期城乡流通水平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缩小城乡流通水平差距有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作用。
关键词：流通水平 城乡消费差距 关系
引言
在城乡二元体制和经济结构环境下，城乡居民巨大的消费差距一直受到广泛关注。据王智（2011）估算，目前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比城镇居民至少要滞后10年至15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6倍，因此，他认为扩大消费的重点在农村。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贸易受阻，启动农村消费，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是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2008年年底以来，中国政府陆续推出万村千乡工程、双百工程、农超对接、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及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拉开启动农村消费的序幕。2009年国务院提出中国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其中物流产业位列其中。物流产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而且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于改善城乡流通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重大意义。
文献概述
关于农村流通体系与农村消费需求的研究，王新利和吕火花（2006）认为流通体系不健全是制约农村消费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可从恢复发展供销合作社和发展农村物流两个方面完善农村流通体系。郝爱民和王章留（2011）认为政府对农村流通业支持缺乏、农村流通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村流通产业组织化程度和市场集中度低、农村流通秩序混乱和流通效率低是目前制约农村消费升级的主要障碍，若要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必须解决农村流通体系不畅的问题。文晓巍（2011）认为现有的农村流通体系存在诸多弊端，既影响了农民的增收，又对农村消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抑制了农村消费需求。郝爱民（2012）认为我国农村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商品流通体系落后，导致农村经济缺乏活力，农村消费水平低下。
有关城乡流通水平的研究，黄国雄（2005）指出城乡流通的和谐发展是促进商业系统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则和王雪峰（2010）认为在管理体制上，不合理审批制度、庞杂收费、税制缺陷、行政垄断、地区封锁、标准混乱及其他人为障碍的盛行，使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的物流成本和综合成本居高不下，不仅阻滞了农民增收和即期消费，而且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因此，增进城乡居民消费的要点是打破消费增长的非收入制约，统筹城乡流通，改善消费环境。
有关农村流通体系与农村消费需求的实证研究，郭韶伟等（2011）使用面板协整分析法，利用1991-2011年间我国三省一市的农业经济数据，就农产品流通市场化程度对农业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产品流通市场化程度与农业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关系并不明显。李骏阳等（2011）使用偏最小二乘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量化研究农村消费品流通发展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学者对流通体系与消费关系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从研究方法来看，相关研究主要使用定性分析，分析农村流通体系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开展实证研究的较少；从研究内容来看，这些研究基本上讨论农村流通体系与农村消费的关系，缺乏城乡流通水平的比较，也未考虑城乡流通水平差异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的商业流通水平存在巨大差异，避开和城市比较来单纯分析农村流通和消费水平，难以对城乡的非均衡发展状况进行客观描述。就笔者所知，国内鲜有关于城乡流通水平比较的实证研究，更缺乏城乡流通水平对城乡消费影响的研究。基于上述思考，本文重点关注城乡流通水平的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城乡流通水平对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机理
商业流通水平高低取决于流通基础设施、流通企业规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诸多因素。如果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视为提升流通水平的“软件”，那么流通基础设施就是决定物流水平的“硬件”。而流通“硬件”是流通“软件”发挥作用的基础。鉴于上述考虑，笔者主要从城乡流通基础设施差距来衡量城乡流通水平差距。
缩小城乡流通基础设施差距会降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自1985年，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政府相关政策和资金向城市倾斜。这种重城市、轻农村的歧视政策不仅使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农村，也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远超农村。宋则和王雪峰（2010）指出，中国目前仍有近4万个建制村不通公路，近1万个乡镇、30多万个建制村不通沥青水泥路；农村公路中四级和等外路占了将近九成，砂石路占了七成以上，许多地区缺桥少涵、晴通雨阻。农村落后流通基础设施会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消极影响，具体作用机制如下：
首先，农村落后的流通基础设施制约了农民增收，间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表现为：一是农村流通基础设施落后，阻碍了农产品的快速运输和配送，导致农产品运输损耗大，使农民经营性收入增加困难；二是农村落后的流通基础设施使其难以分享城市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一方面导致农村地区产业结构仍然以农业为主，农民在农村难以获得非农工作机会，限制了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另一方面是城市经济集聚效应导致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更多。
其次，农村落后流通基础设施使中国农民不仅增收难，而且手里即使有钱也难以像城市居民一样方便快捷、安全可靠地买到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这种农村落后的流通基础设施对农民消费的直接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落后流通基础设施使消费品向农村流通的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农村消费品零售价格高企，直接降低了农村居民的购买力；二是农村落后流通基础设施延缓了农村市场化进程，使农村购物不便和售后服务不足，甚至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严重干扰了农民正常消费；三是农村落后流通基础设施使超市和连锁经营等新型业态缺乏，难以满足农民消费需求的多样性。如文晓巍（2011）指出截至“十一五”末，通过“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实施，全国连锁化农家店达52万家，覆盖80%的乡镇和65%的行政村，年销售额近3000亿元。但具体到每一个乡镇和行政村，农家店的绝对比例依旧非常低。与农村截然不同，城市居民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交通便利，购物方便，而且有多样化的选择。
模型、方法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和方法
基于已有的研究和本文的理论分析，将反映农产品流通市场化程度与农业收入之间长期关系的函数设定为：
Crconsumt=α+βCrsalet+νt （1）
相应的分布滞后自回归模型ARDL（1，1）为：
Crconsumt=δ1Crconsumt-1+δ1 *Crsalet+δ2Crsalet-1+νt （2）
将函数（1）和模型（2）结合，以各变量的一阶差分来代替其滞后项，得到完整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ΔCrconsumt=α0（Crconsumt-1-βCrsalet-1） +α1ΔCrsalet+νt （3）
模型（1）、（2）、（3）中下标t代表年份，Crconsum代表城乡居民消费差距，Crsale为城乡流通规模差距水平。系数α0 表示误差修正速度，反映了当变量偏离均衡后向均衡点调整的速度。如果α0=0，说明变量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若α0<0，则表明变量之间存在误差修正机制或长期均衡关系。β1 表示是变量Crconsum和Crsale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系数α1 则反映了变量之间短期动态调整关系。ν是残差项，用以代表未能观测到但是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因素。
在实证方法的选择上，本文使用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ECM的计量方法，鉴于以下思考：本文采用的数据为1978-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协整分析不仅可以分析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也能够分析变量间的模型构建短期动态关系；城乡流通水平变化可能在短期内会对城乡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更多的是在较长时间内体现出来。因此，协整方法分析城乡流通水平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时具有独到的优势。另外，本文使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 12.0。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流通是商品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转移的过程，中间涉及商品、服务和交易组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借鉴李骏阳等（2011）和袁平红（2012）等人的处理方法，使用城乡流通规模差距作为反映城乡流通水平差距的指标。具体指标定义如下：
Crsale是城乡流通规模差距，是反映城乡商品和服务流通总量差距的指标，采用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除以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其中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使用市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替代，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使用县级和县以下的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和替代。
Crconsum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反映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大小的指标，一般使用城乡消费支出比表示，本文使用城市居民人均消费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之比表示，其中城市居民人均消费使用城镇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表示，农村人均支出使用农村家庭人均支出表示。。
上述涉及的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1978-2008年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1年的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各省统计公报汇总。
计量结果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结果
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有多种检验方法，为尽可能提高检验的准确程度，本文分别采用ADF检验法、PP检验法、DF-GLS 检验法以及KPSS检验法对变量Crsale和Crconsum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PP检验和DF-GLS 检验的原假设都是：原时间序列非平稳序列。KPSS检验的原假设为：时间序列平稳。DF-GLS 检验的功效比ADF检验和PP检验高，是目前最具功效的单位根检验。由于原假设为“存在单位根”的单位根检验普遍出现第二类错误的概率高，因此，本文还采用KPSS检验作为ADF检验、PP检验和DF-GLS 检验的补充。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显示了Crsale和Crconsum的单位根检验详细结果。由于ADF检验、PP检验和DF-GLS 检验都为左边单侧检验，KPSS检验为右边单侧检验。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看出，Crsale和Crconsum的ADF检验、PP检验和DF-GLS 检验都无法拒绝原假设，说明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Crsale和Crconsum的KPSS检验则拒绝其原假设，也同样说明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将Crsale和Crconsum一阶差分后，ADF检验、PP检验、DF-GLS 检验和KPSS检验结果说明ΔCrsale和ΔCrconsum为平稳序列。因此，可认为Crsale和Crconsum均服从I（1）过程，，满足了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
（二）协整检验结果
常见的协整检验有EG-ADF检验和Johansen检验。EG-ADF检验分为两步进行，也称engle-granger两步法，不能对协整秩超过1进行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是由Johansen（1988）提出，能够检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阶单整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以及协整关系个数。Johansen检验通过Trace统计量和Max eignvalue两个统计量来确认协整的秩，可以检验是否存在多个协整关系，还可使用MLE估计长期与短期参数。因此，Johansen协整检验比EG-ADF检验更有效率。表2显示了Crsale和Crconsum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从结果可看出，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都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但无法拒绝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因此，可认为Crsale和Crconsum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
（三）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由于Crsale和Crconsum的Johansen协整检验显示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可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研究城乡流通水平差异Crsale变动与城乡消费差异Crconsum之间的短期效应。表3为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估计出Crsale和Crconsum的短期与长期关系模型系数。从表3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Johansen协整检验法估计的误差修正模型拟合优度R2比EG-ADF法估计的高。另外，使用Johansen法估计的误差修正模型中的误差修正项Ecm及其它项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也更好。这与Johansen协整检验法比EG-ADF法更有效率的观点一致。
从表3的长期均衡模型估计结果可看出，城乡流通水平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间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当城乡流通水平差距扩大一个单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将会增加0.571个单位。误差修正模型中误差调整系数为-0.333，反映了当由于短期波动导致城乡流通水平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偏离长期均衡时，向均衡状态回调的力度。在短期，城乡流通水平差距的变动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影响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反映了短期缩小城乡流通水平差距对改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作用并不明显。
结论与对策
本文利用中国1978-2011 年间城乡居民消费以及消费品零售数据，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等计量方法探究了城乡流通水平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城乡流通水平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缩小城乡流通水平差距对改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有显著作用。而二者之间的短期动态调整关系在统计上显著性不高，这说明在现阶段缩小城乡流通水平差距对改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作用不可能立刻见效。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必须构建和完善现代化的流通体系，缩小城乡流通水平差距，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消除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农村现代化的流通体系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具体措施如下：政府引导加强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缩小城乡流通基础设施水平差距，降低城乡流通成本，为国内城乡消费者平等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政府制定促进流通业发展的产业扶持政策和产业准入政策，引导国内流通企业做大做强，为启动国内城乡消费市场创造良好的流通环境；从制度上清理阻碍现代化流通体系建立的歧视政策，如重城市轻农村，重外贸轻内贸，重东部轻西部等，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国内外贸易对接，为中国商品能够同时开启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市场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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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先玲（1976年-），女，湖北黄陂人，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彦（1971年-），女，湖北恩施人，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