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建设；失业无业救治；社会认同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建设并没有被党和国家明确提上日程，官方文件中也没出现“社会建设”的提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社会建设实践，其中失业无业救治的开展足以表征这一时期社会建设的特征。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在救治失业无业的过程中，通盘考量，尤其注重底层关怀，多措并举，取得良好的社会成效，其策略布局与实践探索贯穿着除旧立新的社会建设理念。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正是通过各种社会制度的设计与运行，通过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依靠提升基层社会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从而开辟出有效社会认同的重要路径。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认同的成功建构，可为当前的社会建设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3-0088-07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认同建构的
基点：有实无名的社会建设
有关社会建设和社会认同的话题不是新问题，学界多有涉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众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点出发，深入思考了社会建设体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密切关注了当前社会建设实践问题，但较少探讨历史上的社会建设实践，尤其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重大转型期的社会建设实践缺乏必要的历史研究；对于社会认同问题，以往的研究中，学界较注意从社会心理层面讨论社会认同，而很少关注在具体社会生活中社会认同建构的方式方法、变迁态势，以及支撑社会认同建构和变迁的内在动力。实际上，社会认同力量的发挥离不开社会建设的一些基础性结构的支撑。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建设并没有被明确提上日程，官方文件中也没出现“社会建设”的提法，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社会建设实践。新中国成立伊始，整个社会犹如一盘散沙，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分化严重。如何培育和重建新的社会秩序，如何赢得整个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高度认同，成为摆在正走向执政地位中共面前的艰巨任务。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这是对中共执政后如何管理和建设城市做出的重要指示。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屑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列举了当时必须做好的八项重要工作，将“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与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列为八项之中的重要一项，这项工作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定义的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更多的史实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引领社会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努力。在此期间所开展的婚姻法运动、失业无业救治与就业制度改革、劳动保护以及教育改造、卫生医疗建设等等一系列大规模的社会重构工程，开启了真正关注民生、重视民生的先河，为进一步赢得民心、累积社会公信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在这一系列社会建设的布局与实践中，失业无业救治工作作为新政权解决当时民生问题的重中之重，既是热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从而成为各地政府主抓的大事、要事。失业无业的救治足以表征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引领社会建设的执政理念与实践样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其在礼会建设实践中所进行的艰辛探索，以及在社会认同建构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稳固中共执政地位，发挥了风向标作用。在北京市所探索的丰富多样的社会建设实践中，对救治失业无业工作也比较重视，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成效。凶此，本文仅从北京市开展失业无业的救治实践人手，通过考察当时社会建设与社会认同之问的内在联系，以明晰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认同的成功建构经验以及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当下社会建设实践助力。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认同建构的途径：通盘考量的民生关怀
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政权更替与社会巨变，使社会成员的原有身份类别变动不定，相瓦问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在北京，“公营企业的工人，在考虑工资或复工问题（但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心的）；私营工厂的工人和商店店员，则担心失业……大批失业知识分子则关心我们能否给以出路；三轮车夫因为现在坐车的人既减少，义恢复了电车，在纷纷问我们该怎么办？贫民则焦急地等待着，看我们对他们有什么新办法，等待着新的福音。……群众的思想感情复杂起来了。”政权更迭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并没有立即能够为普通大众所接受，不少底层民众对新政权仍是心存质疑，如有三轮车夫说：“解放了还不是给资产阶级解放了，拉车的还是拉车，找着职业的考上学校的都是些念书识字的中小资产阶级。”。新社会能否满足民众的期待，能否获得他们的认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而如何建构起个体成员新的身份与权利，如何提升底层民众的地位认知与社会认同，切实考验着新政权的各项举措。中共执政之初，深谙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早在1948年毛泽东就提出：“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
城市失业人员的不断增加是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城市失业人员已达472.2万人，相当于1949年年底在业职I：人数的一半。截至1949年6月，北平市辖人口203.1万，但失业无业人口占到115以上。这部分人成分复杂，既有城市贫民、乞丐、小偷、下层妓女，也有逃亡地主、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不少人家中没有一人就业，生活状况极为凄惨。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半失业人员，如三轮车夫3万多人，在当时很难拉上顾客。门头沟地区私营小煤窑雇用临时工人1万多人，经常不能工作，生活都非常困难。1949年11月，北京市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试办失业救济的决定，会后制定了《救济失业员工决定试行细则》。1950年1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市劳动局设置救济科。3月，又批准了全市12个区公所和9个区政府，从失业人员中选拔人员从事失业救济工作。1950年7月，北京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成立，重点解决失业工人的救济工作。19 52年7月，北京市劳动就业委员会成立，专门负责组织对失业无业人员的登记和介绍就业的工作。截至1955年底，已向劳动部门办理登记的累计共15.5万人，其中失业人员9.9万人（绝大部分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没有做过工作要求就业的5.6万人，经过介绍就业的约6万人，自己找到工作或有其他生活出路的5.4万人；参加劳动部门举办的各种技术、业务、文化训练班的2.6万多人（这些人训练后绝大部分已安置就业）。1956年以后对各类人员分类登记，统称为求职登记，失业无业人员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对各类失业、无业人员的救治，北京市通盘考量，对不同群体分别对待，多措并举。
一是对原有公教人员、企业职工以及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安排。1949年1月，北平市和平解放以后，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府对原有公教人员、企业职工实行“包下来”的政策，除少数年老或其他原因不适合工作的人员外，都留下成为固定职工，留用人员按其原薪原职待遇，对于不能工作生活困难的人员给以一般救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安置，分别根据具体情况给以工作和生产出路，对于不能参加生产或工作生活困难的旧军官给以一般救济。
北京市还对一些旧企业进行民主改革，废除长期压迫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度，同时，为保障工人健康，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扩大就业面，改革了旧的工时和劳动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坚决贯彻8小时至10小时工作制，并逐步开展劳动保护建设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北平市厂矿企业的工人们每天在繁重恶劣没有安全保障的劳动条件下做12至18个小时的工作，且工资不够维持基本生活。如京西矿区一位老工人回忆说：“我们当时简直是吃的阳间饭、走的阴问路。”-7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间，北京市政府在安全技术劳动保护工作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工人伤病率显著下降。以京西煤矿为例，每万吨煤死亡率1953年比1948年降低了98.3%，重伤率降低92. 6%，1954年每万吨煤死亡率比1949年下降98. 72%，轻伤率降低93. 47%。
二是对失业工人的救济。北京市对失业工人的救济，由劳动部门与有关部门配合，采取资助还乡生产、组织生产自救、以工代赈或发放救济金等办法进行。还乡生产是指由政府资助路费及部分生产资料协助老家在农村的失业工人回原籍从事农业生产。对于有一定劳动能力或文化水平较低的失业工人，愿意参加劳动，由各区工会或区公所介绍，成立从事缝纫加工等服务行业的生产自救组，解决生活困难。另外，在组织生产自救的同时，也组织以工代赈，即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与卫生工程局负责安排施工项目，让失业工人自愿参加城市工程或整修的劳动，付给一定的报酬。参加人工代赈的失业工人较多，截至1955年底，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组织了4.5万多人（累计数）参加劳动，救济了9.6万多人次，共74万余元。
对失业工人中生活困难暂时没有安置工作的，白1950年7月起，按劳动部规定的标准发放救济金，其标准是失业T人本人每月45斤小米（折合人民币发放）。l952年，对各级参加“五反”运动被解雇的工人，用救济金发放原工资；截至1956年9月底，领取救济金的总共有98 229入次（不包括家属）。对失业工人的救济，让这一人数较多的群体提升了地位认知，感受到了新i日社会的变迁。有失业工人员说：“过去历届反动政府统治时期，失了业都没有人理会我，到了冬天，拼命去挤粥厂，只能喝到一碗粥，现在政府不但把救济金送上门来，而且干部还常来拜访我，只有人民的政府才这样关心我。”对于救治措施，失业工人也是由衷赞同：“只有自己的政府，才关心得这样周到，回乡有回乡的办法，不回乡有不回乡的办法。”有了稳定的工作，能吃饱饭了，受到尊重了，这些都构建了普通民众对“新社会”的“好感”，他们对国家和共产党充满了感激之情，这种感激之情强化了对新社会的认同，也成了他们积极参加新社会建设的动力。
三是安排反革命分子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就业。很多有历史问题或社会关系“复杂”的人以及反革命分子家属，长期找不到工作，还有些人找到了工作，但一经派出所介绍情况，就会因历史问题或政治关系问题被开除。全市共有680人是因为这种原因被开除的。有的屡次给周恩来、彭真写信要求就业，有的向公安局提出质问，有的向检察院提出申诉；甚至有的公开表示不满，在街头大吵大闹或提出退出中国籍到国外去找职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为了解决此问题，北京市拟定了对各类人的分配原则：对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均分配到非机要部门工作；对有严重问题的反革命分子，仅介绍到砂石厂等单位参加体力劳动。但是，这些原则实行起来，仍然遇到了一些阻力，主要是用人单位不愿用所谓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而一些干部也怕“丧失立场”，不愿介绍他们就业。因此，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政府进行了打通思想的工作，反复申明共产党的就业政策，并通过调查登记，使用人单位看到这些人中确有国家需要的人才。而且根据掌握的材料，实事求是地逐人作了结论，区分出“反革命”与“政治历史问题”的差别。这样，就一方面保证了登记人员的政治质量，另一方面也给那些所谓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安排了生活出路。
另外，在安排就业的过程中，也在做这类人群的思想政治工作，“既然愿意参加工作，就应该向政府交代自己的问题，只要交代清楚，我们是可以介绍就业的。”因此，在登记过程中，不少人主动地交代了问题。据不完全统计，通过就业登记，共坦白检举了大小政治历史问题683件，其中属于一般政治性问题356件，较重要的问题317件。通过做工作，转变了这部分人对政府怀疑不信任的态度，使他们“普遍地表示感激，进一步的靠拢了政府”。事实证明，安排这一特殊群体人员就业的做法是策略的，这就是以实际行动消除了他们怕逮捕、怕没饭吃、怕子女成为反革命家属等种种顾虑，争取他们的大多数改变了政治态度，增强了他们对新政权的认同感。
四是安排失业高级知识分子就业。为了处理失业高级知识分子要求就业的问题，北京市委知识分子问题五人小组决定由统战部、人事局、民政局、劳动局、教育局等单位组成临时工作组，对失业高级知识分子进行安排。根据调查，大学程度或大学程度以上的失业知识分子共2 299人。他们失业的原因多种多样，经过审定，符合就业条件的共有1 598人，分配到市教育局、北京市工业学校等12个需人单位。而其他有各种原因无就业条件给予另行处理。这一工作的开展，使北京市大部分失业高级知识分子能够就业，他们反映：“感激政府”、“到了工作岗位上，一定很好的为人民服务”，以往曾犯过错误的则表示“今后在工作中要努力改造自己，绝不再放过重新做人的机会”，安排失业高级知识分子就业，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
五是对病态生活人群的救治。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存在着数量较多的两大病态生活群体，即娼妓群体与乞丐群体。1949年5月18日，北平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召集公安局、纠察队、妇委、法院、卫生局、民政部、救济院等八个单位开会商谈乞丐与妓女问题的救治工作。大量乞丐的存在是当时影响较大的社会问题，经调查研究，北平市民政部确定处理乞丐的方针是一方面收容，一方面组织劳动，对各种不同性质的乞丐，予以不同的处理方法，以期使乞丐劳动生产，或学习技艺，以达到改造教育、自谋生活为目的。经过一段时问的救治，乞丐的思想大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大多数乞丐从心理上认同了政府的教育与改造方针，纷纷表示“决心参加劳动生产，不再作社会上的寄生虫”。对一些职业性乞丐的成功救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北京市的社会秩序。
娼妓也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病态生活群体，新中国初期的娼妓大多数也都是迫于生计，如果生活条件能够改善，很少愿意继续为娟。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率先做出禁娟决定，当即关闭所有妓院，将妓女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和教育。为此，北京市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帮助她们改造思想、医治性病，还通过一系列教育培训、安置就业等措施让她们积极融入到新社会中去。收容改造娼妓，使新中国迅速消灭了城市里卖淫丑恶现象，同时让生活在底层的这个群体感受到了新社会的变化。有的妓女说：“十年来，我一直在假笑、苦笑、含着泪笑，今天可是开开心心真笑了。”费孝通对此评价道：“在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最动人的一幕是封闭妓院的决议获得通过，人们欢呼不绝，大快人心。”娼妓问题与乞丐问题的成功救治，多年累积的社会问题一下子获得解决，使社会各阶层民众感受到社会的进步，感受到新政权的威望与力量，推进了广大民众对新政权与新社会的认同。
救治失业无业人员问题，使原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在生活福利的改变下对“新社会”产生了新的认识，使社会各层面的民众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分子。北京市在处理这些社会问题时，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手段，而是充分考虑各阶层民众的感受，因人、因时制官。如在对三轮车夫生活问题的解决上充满了人性关怀。一方面要满足市民的出行需要，增加了电车与汽车的投入与使用.但由此所引发的三轮车生意不好生活困难问题，北京市政府也并不是坐视不顾，“而是为了照顾三轮车冬季生意的清淡，除了提高公共汽车和电车的票价外，暂时只开行了20多辆，俟三轮车夫转业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后，再行增加。”这样的人性关怀有效地缓解了三轮车夫群体的生活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使中共的威信空前提高，以至新中国初期的头七年.是人们深切怀念的一个年代。“那时候工作多，但人们不觉得累，那时困难多，但人们不气馁。那时的人们都有理想，相信有党领着，美好生活一定会在自己手里出现。”甚至到“大跃进”运动以后.城市里大多数人“依旧感谢发生在50年代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改善的变革，不愿意相信曾经使中国‘站起来’的领导如今应该对‘三年困难，负责。因此，对许多市民来说，尽管‘大跃进，危机带给他们难忘和痛苦的经历，但却不能泯灭他们在新秩序下建立起来的信心”。这更雄辩地证明了：新中国成立伊始，伴随着国家与政府权力的更替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总体变迁，而中国共产党与政府进行了系列的社会建设活动，开始对“新社会”的塑造且被普罗大众认同并献身其中，与这一时期的社会建设有着潜在的联系。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认同建构的经验：历史转折期社会建设的高度重视
历史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之“新社会”之所以实现了较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当时的社会建设实践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各层级制度的建立，不仅在宏观政治领域与经济层面影响中国的社会发展，而且也在微观生活层面的意义上改变和重塑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
首先，社会建设层面的就业与社会保障等诸凶素对人们的利益意识和社会政治态度产生了极大影响，换言之，民众生活的切身利益意识影响其社会认同感的强弱，社会认同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和对社会未来发展状况的预期。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或者说社会经济状况不断在改善的人，社会认同感较高。在百废待兴之际，在社会缺乏足够的资源改善民生之时，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成为社会建设主体，把关乎民生的失业救助等视为政府的中心工作，而且把它上升为“政治问题”，本着“除旧布新”的理念，进行多层面的社会建设，不仅从物质层面上，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上的增进，满足民众的需求，而且在心理层面上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和认同。社会认同与社会整合关系密切，如果一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有共识和认同感，则社会的秩序、稳定与和谐不期而自生，社会整合也就基本实现。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缺乏基本的共识与认同感，那么社会将处于各种矛盾与冲突之中。特别在政权更迭、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认同的建构就更为必要。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处于这样一个社会在不断地被分解更新与重新整合的状态之中，只有凝聚人心、激发社会认同才能避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对失业无业群体等一些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都与事关社会认同的各种制度建设直接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重新整合社会，同时国家以一个“救民于水火，为人民谋幸福”的救星形象出现，个体民众都希望“救星”的光辉福荫自己。正如吴晗所总结，“中国历来没有过失业保险制度，这次对于失业工人和贫苦市民系统地进行救济还是一个创举。事实证明：进行这样的失业救济，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对失业无业人员的成功救济安置，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也使中国共产党建树了很高的威望，在安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社会建设中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比单纯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更能将新的意识形态观念深刻地嵌入普通民众的思想深处。一个新政权的建立，首要的工作是使其意识形态社会化，让大多数社会成员接受和认可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认同是其巩固执政地位的法宝。但不能简单地通过灌输与宣传的方式，将人们的思想意识硬性统一到执政党意识形态下面，这样做有时会适得其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建设实践，虽然表面上是在导人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方式，但在其过程中却实现了意识形态认同的“政治”意义。社会问题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凶此，成功治理社会问题以及在治理过程中进行意识形态改造，更易于为民众接受。我们看到，通过对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等失业无业人员的救治，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与民族国家和社会的紧密联系，让社会上对中共执政心存质疑或芥蒂的各色人群放弃原来的信仰，去接受和认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人总是要有信仰的，但只有当某种信仰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和民众的价值追求相契合时，才能够形成意识形态上的感染力和向心力。当民众感受到一种新的制度结构更合理和更公正，且能够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多的利益和好处的时候，就会把这种信仰渗透到自己的行为方式中去，那么这种制度便得到更多的拥护，而意识形态则通过制度而转变成为社会整合力量。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相应的意识形态都会发挥一种社会整合功能，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意识形态的作用尤为显著。凶为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成员的原有身份类别变动不定，相互间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分化，这时期进行社会整合，要培育和型塑新的社会共同体，需建构起个体成员新的身份与权利并使之接受认可，而新的身份与权利的认知让每个成员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分子，从而社会成员的行为目标才能达到高度统一。
再次，政府对民生建设的重视及其作为与不作为，与资本积累有一定的关系，但要想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却不能仅仅是运用经济手段，而是需要一个“脚踏实地办事的政府”。有国外学者曾评价说，从1948年中国共产党进入城市起，城市里人的态度很不统一。一部分人对新政府如何管理复杂的城市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既不会经营发电站，也不精通对外贸易之道，更无法处理城市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但这些人“很快便发现电、煤、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比过去更有保证。通货膨胀似乎难以克服，但是到了1951年，尽管中围参加了朝鲜战争，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控制。在大城市，一些贫民窟得到了修整，新的工人公寓楼开始拔地而起，有效的城市管理环境歼始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凭借着有限的资本推进社会建设与管理，重视民生建设，关心底层民众，人们感受到了政府的所作所为所带来的变化，所以对生活条件将会改善普遍持乐观态度。一位英国传教士教授也同样感受深刻，“北京的牛活效率普遍提高……对于一个深谙旧中国生活的人来说，简直难以相信。”正如美国学者傅高义所形容的那样，执政之初的中国共产党要“依靠半现代化的交通、通汛设施，他们开始统管比历来统一的政治单位多得多的人口；依靠尚未延伸到大多数乡村的小规模政治基础设施，他们试图把稳定带到广大的乡村；依靠小规模的宣传机器和大量的文盲人口，他们努力把同样的大众文化传布到不同语言、文化和自身利益联结而成的各个不同的地方团体；依靠有限的资本与极少量的熟练工人和管理人员，他们追求实现建立一个强国和更高牛活水准的雄心”。此论较为中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所实现的不是被迫的服从，而是以“脚踏实地办事的政府”形象让各阶层民众从内心建构起对新社会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建设实践，增强了民众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尽管这种社会“政治化”的建设模式曾被后人所诟病，但在当时重塑社会的大背景下，对民众的这种本体性安全感的建构和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新的社会认同的成功重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