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2008年北京奥运会，从产业选择上发展像体育竞赛会、健身休闲业这样的体育本体产业，将会一定程度改善北京的经济结构，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1960年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他将经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前提阶段、经济起飞阶段、成熟推进阶段、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中起飞阶段最重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突破，是经济发展由传统经济进入现代化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
纵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体育产业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初步形成、快速发展等几个时期，现在已经到了重要的起飞阶段。
产业发展分水岭
虽然有些文献显示，我国体育产业的出现如同近代体育传入我国一样，早在19世纪中叶开始就已出现了萌芽，但是，现代我国体育产业的出现，或者说在实践领域和理论层面双双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和发展，也不过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而且发展的几个叫期与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也比较吻合。以1995年颁布的《体育产业发展纲要》为分水岭，可以简单地将我国体育产业发展阶段分为之前的初步形成和之后的发展两个时期。
1980年——1994年：雏形初现
1980年以前，我国体育经费基本是国家拨款，全额计划，体育产业几乎无从谈起。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产业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当时在市场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体育领域提出“以体为主，多种经营”的体育产业经营理念。但当时所谓的体育产业基本上以开放体育场馆为主，经营种类单一，收入有限。之后，虽然逐步扩展到体育咨询、体育广告、体育旅游等业务的开发，但规模有限。这个时期，整个体育系统经营的总收入约为160万元。虽然与1995年中国足协将联赛的冠名权卖给万宝路公司获得130万美元收入相去甚远，与1999年职业足球甲级联赛全国26家足球俱乐部总收入的513亿元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这个时期，毕竟我国体育产业从各种争论中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走出一条路，尤其是1993年6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有关体育产业发展的讨论，为1995年颁布《体育产业发展纲要》打下了基础，而此《纲要》影响至今。
1995年至今：快速发展
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标志就是1995年6月16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印发了《体育产业发展纲要》。《纲要》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我国1995年到2010年体育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重点和目标，明确了体育产业的性质，体育的经济属性，为未来15年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明确了任务。有了这样的一个方向性的指导依据，体育产业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层面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我国四大体育产业基地晋江在近几年的发展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福建晋江是全国著名侨乡，其制造业在我国处于领先地位，有国家级品牌105个、行业品牌14个，可谓是品牌之都；同时，“晋江模式”被誉为中国农村发展四大模式之一，被确定为全国行政体制改革试点；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也比较合理，2007年GDP达588，35亿元，财政总收入60.3亿元，三次产业比例为1.9:65.8:32.3。2006年的排名十，位列全国百强县(市)第17位、县域基本竞争力第6位。
立足这些经济基础和产业优势，晋江很快成为体育用品生产大市，全市体育用品生产企业3000多家，从业人员24万多人，年产值279亿元，产品畅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运动、旅游鞋占全国总产量的40％，占世界总产量的20％；拥有安踏、特步、361°、舒华等国家级品牌37个，安踏体育、浔兴拉链等体育用品和体育概念上市公司2家；SBS浔兴男子篮球队、中国羽毛球队训练基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基地也纷纷落户晋江。
依托这种以强势体育用品业带动体育本体产业发展的模式，晋江体育产业在战略布局上界定为“一带二地一中心”。无论滨海运动休闲产业带，还是全国体育赛事中心城市，包括国家级运动训练基地，这个新颖的“1-2-1”行动规划不仅使晋江在体育产业实践领域成为继深圳和成都之后全国第3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更为今后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合理的借鉴模式。
不合理的“合理性”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的体育产业结构由最初单纯的体育产品制造业逐渐扩展，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形成以体育服务业为重点的体育产业综合体系。
在学术界，体育产业结构基本被划分为体育本体产业和体育相关产业，所谓体育本体产业，是指最具有体育本质特征的产业，比如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健身服务业等；而体育相关产业则是指依托于体育的其他行业，如体育用品制造业、体育零售业等。合理的产业结构应该是本体产业占据主要地位，无论产值还是关联作用，本体产业应对相关产业具有带动、拉动、转型等作用。
但在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之初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却不是如此。具有体育本质属性的体育健身、竞赛表演业等远远落后于体育服装、鞋帽等体育用品制造业。比如国民自身的消费理念，多数民众每年花在购置体育服装、鞋帽、器材等方面的消费额度要远远多于花钱观看体育赛事、健身方面的消费额度。
这种看似产业结构上的不合理，在我国经济发展之初却自有其合理性。从晋江体育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可以看出，曾以制造业为主的福建晋江市，立足劳动力、生产资料比较优势和集群优势，在体育用品制造业高度发达之后，带动了当地的体育消费热潮。相继举办大量高水平赛事，国家级训练基地落户，打造滨海体育休闲城市，随之带动了当地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体育产业结构水平的全面优化升级。
而借助2008年北京奥运会，从产业选择上发展像体育竞赛、健身休闲业这样的体育本体产业，将会一定程度改善北京的经济结构，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北京新的经济发展规划中，打造京城五大体育产业区域，就是从结构合理化发展出发的规划思路。
举国体制未必适合体育产业
30年宋的体育成就，能让我们如数家珍的可能多在竞技领域。相比之下，体育产业的发展固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发展空间。用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的话来形容：截止到“十五”期间，我国体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群众体育蓬勃开展，竞技体育实力不断增强，体育产业初具规模。
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体育产业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体育产业之本体产业诸如竞赛表演业和健身服务业虽然发展
迅速，但较之体育产品业而言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依托主体而拉动体育相关产业甚至相关其他产业的作用还没有达到府有的效果。
究其原因，应该说就是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体育产业的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需要与发展阶段相适应。换言之，即体育产业的发展道路应与体育事业的发展思路有所不同。
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受益于“奥运战略”和“举国体制”这两大法宝。体育产业发展之初也深受其益。但并不能说，体育产业的更大发展就一定在这两大法宝所构成的空间里延续，尤其是后者——“举国体制”。
在“举国体制”为主体的中国体育事业中，体育产业的发展究竟也是以此为立身之本还是应该另辟蹊径，值得深入思考探讨。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处在转轨转型期间，中国体育同样难免地出现了“举国体制”和“市场化”的双轨制。但既然双轨并存，就应有不同的体制来对应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体育事业所包含的奥运争光战略、体育教育体系等内容需要一定程度乃至相当大程度上的“举国体制”，这无可厚非。体育产业在发展之初也需要很大程度上的“举国体制”扶持，而到了一定阶段后，要寻求更大更合理的发展，就需要完全的市场化运作。这是由体育产业的市场经济特征所决定的，同时，合理的体育产业结构也需要市场来调节。
体育产业市场化运作似乎与现行的体育事业举国体制有偏差，二者几乎是一刻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此消彼长之间难以共存，完全的“举国体制”之下，包括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在内的体育产业进一步发展就无从谈起。如同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前后的“一只手”理论还是“二只手”理论的争论，是完全的市场调节还是需要一定政府干预，到底是什么手理论更适合经济发展的道路?近百年的经济发展告诉我们，两只手完全可以互补，共同协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产业市场化运作和体育事业举国体制不应有偏差，二者不仅可以共存，更可以互补。实际上，现阶段的体育本体产业和体育事业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举国体制下的体育事业发展带动了体育产业的发展，反之，高度市场化运作的体育产业又促进了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这种辩证关系厘清了，今后体育产业的发展不仅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那时，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就不仅仅是奏响了起飞的号角，甚至全面起飞、成熟阶段也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