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敦煌壁画中的音乐图像连绵千年，各类乐器图形绘制不断。这些时代不同、造型各异的乐器图形，详尽展现出中国乐器的发展演变历程和中国民族乐器的系列性、多样性，以及乐器形制多变的特点。敦煌壁画中最重要的要数弦乐器，其中以琵琶数量独占鳌头。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仅琵琶一物就有689只之多，这些形制丰富、形态各异的琵琶图像，见证了琵琶从北凉到元这十个朝代的改良与发展，为我们研究、传承、复兴传统乐器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可视化资源。本文通过对敦煌琵琶图像的归纳和解析，对中国传统琵琶的形制、内涵、元素和演化进行了探寻。
【关键词】敦煌壁画;琵琶;演化
【中图分类号】J676 【文献标识码】A
在音乐产生的同时，各类音乐绘画也应运而生，它们记录了古代音乐发展的脉络，是研究音乐史极为重要的依据。
中国的石窟壁画资源非常丰富，石窟艺术主要分布于我国的西边，该区域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受到诸多文化的熏陶，佛教以及佛教壁画在此处得到发扬和推广。乐器作为佛教壁画中的重要题材，广泛地被绘制于石窟壁画之上，因此，当今我们能从保存千年的古老壁画中看到古代乐器的真容，不经感叹古人的智慧和高超的工艺制作水平，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
在中国，在诸多石窟壁画中，乐器图像出现频率较高的有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新疆克孜尔石窟、高昌古城壁画等。敦煌地处中国古代各族乐舞交流的重要通道上，出现了跨越十朝的音乐壁画，它们与中国古代音乐相互激荡，共同发展。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素材中，大约有240多个关于音乐题材的洞窟。统计发现，包括44种乐器4500件、乐伎3346身、乐队500组、绘有乐队的经变400铺。敦煌的石窟艺术见证了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繁盛局面。佛教壁画内容详尽，直接记录着朝代的更替和社会的发展，详观壁画中的内容，仿佛让我们穿越时间，回到过去，眼前的盛世尽收眼底。
敦煌壁画中的乐器图形之所以受人关注，首先在于其历史意义。它经历了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朝——唐——五代——宋——西夏——元十个朝代，可以说，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遗址能有连续近千年绘制乐器图形的地方。其次，它本身确实丰富多彩，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音乐的繁荣发展。敦煌发现的音乐史料包括敦煌壁画的音乐图像和藏经洞文献的音乐资料，属于文献学和图像学的范围，被学者认定是窥视中国古代音乐的一个窗口和音乐史研究的新领域。近年来，学者对“敦煌音乐”的科研命题极感兴趣，成果不断涌现。
在长达千年的岁月里，敦煌音乐壁画完成了由西到中艺术风格的转变，成为独具特色的民族瑰宝，特别是在封建礼乐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特定寓意和理性内蕴，成为中国古代宗法观念、等级制度、礼乐思想的历史见证。就反映音乐事物而言，在乐器品种、数量、表演形式，以及延续时间等方面，敦煌壁画在世界壁画史上均有极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对敦煌壁画乐器的研究，在学术界极受瞩目。
中国民族乐器形态独特，音色独具一格，组合形式多种多样，是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壁画中的音乐图像连绵千年，各类乐器图形绘制不断，这些时代不同、造型各异的乐器图形，像一篇篇宏伟的乐器图谱，详尽展现出中国乐器的发展演变历程，因而备受瞩目。中国民族乐器体系的系列性和多样性，以及乐器形制多变的特点在壁画中得到充分体现。
首先，每一种乐器图形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多种多样，互相关联，有群体、族类、派生的特点，如琵琶类、琴类、笙类、笛管类等。这些相类的乐器，既有自己的形态、音质和音色特性，也有彼此之间可以融合过渡的特性。其次，不同时期壁画中的乐器造型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尤其打击乐器，鼓的种类和造型都极为丰富。第三，敦煌的乐器图形极富装饰性。基本所有乐器都有固定的彩绘形式，就连琵琶的捍拨和吹管乐器都绘有花纹，敦煌壁画乐器基本是以写实的手法描绘的，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各时期的乐器形态、质感和细部以及使用状态。但是，它毕竟是美术作品，往往在写实的基础上出现一定的想象夸张、变形和虚构的成分，其形制相对于现实的乐器也有一定的差异。
敦煌壁画中最重要的要数弦乐器，弦乐器中，琵琶数量独占鳌头。据统计，敦煌莫高窟的石窟壁画中，仅琵琶一物就有689只之多，而且形制丰富，形态各异。可以这样夸张的说，在莫高窟有音乐相关的壁画内容，必定出现琵琶这一重器，不难看出，琵琶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与运用的广泛。敦煌石窟壁画见证了琵琶從北凉到元这十个朝代的改良与发展。
流行中国数千年乐器之一的“琵琶”，就其起源问题，诸说纷纭。《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中载：“及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乃裁筝、筑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推而远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言其便于事也……曲项，形制稍大，疑此是汉制。”所谓的“汉制”类型琵琶，亦常见记载的“曲项琵琶”。[4]
在汉代，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被打通，不仅为外族和邻国的人带去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同时也带回来了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物质文化内容与精神文化内容。五弦琵琶作为这一时期最初传入中原的部分乐器之一，从龟兹国旧址所在地附近的石窟壁画中，我们佐证了这一事实。其时，除汉制四弦“琵琶”、五弦琵琶之外，至隋唐亦不断有人进行形制“创新”的尝试，还有二弦、六弦、七弦、八弦等弦数不等的琵琶。
就形体来分，隋、唐之际，琵琶这种乐器分为两大类，一为“曲项”;二为“直项”。前者“疑”为“汉制”;后者则结合“秦、汉两制”特点，由“弦靶”改作而成。
敦煌壁画中，琵琶的图象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琵琶形制极其丰富，就琴身来说，有长梨形状、圆梨形状、圆盘形状、葫芦形状、圆花形状等五种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数十种外形，不同时期的形制相应会有一定的变化。
琵琶的颈部既有直颈，也有曲颈，曲颈的角度各有不同，琴头的造型多样而丰富。
捍拨、凤眼、缚手等部件既有实用功能，又有装饰美观作用，形态处理灵活，不同时期中这些部件还存在时有时无的现象。
演奏形式极其丰富，既有手指弹奏的演奏手法，又有用拨子弹奏的演奏方法，以拨子弹奏居多，持琴坐姿、立姿、正抱、斜抱、横抱、下斜等均有出现。
大部分琵琶只有四“相”，无“品”，只有两件乐器出现了品，这表明了早期琵琶形制改良的阶段性进程。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有一类在其他石窟壁画中很难找寻到的琵琶——异形琵琶。这类琵琶包括有葫芦琴、弯头琴、圆盘琵琶、圆花琵琶等，这类形制的乐器数量相对来说比较少，其中葫芦形琵琶只有5只，由于很难辨别琵琶材质，有学者猜测此类琵琶的背板由植物葫芦制成，琴身正面贴上与之匹配的硬木材质响板。也有学者认为，这也许只是当时壁画画工的一种即兴艺术创作。
唐代琵琶使用拨子进行演奏，在拨子用力波动琴弦时，会碰到面板上玳瑁做的捍拨，此处捍拨在装饰美观琵琶的外表的同时，也承载着拨子的敲刮磨损。
在唐晚期之前，琵琶的演奏均使用拨子，也正因为拨子的使用，所以需要有与拨子演奏拨弦发力时方便的持琴方式，该时期，琵琶通常为斜抱。为了减轻拨子对琴体的摩擦，唐琵琶均使用玳瑁贴面做捍拨。
从各种史料中，琵琶演奏时有横持琴、竖持琴、反手弹琵琶等姿势。
琵琶的抱持姿势在很大程度上和乐器演奏姿势以及动作是完全分不开的。隋唐时期，琵琶只有四“相”，无“品”，琴弦拨动的位置与品的位置相隔甚远，所以拨弦需要很大的力度才能使琴发出稍大的声音，这就需要右手使用拨子弹奏，右手需要使劲，自然左手就需要稳定琵琶，同时也需按弦，这就需要左手相对比较固定，而且腿部尽量配合左手，起到平衡琵琶的作用，自然需要将琵琶斜抱或者横抱于胸前，甚至有时候琴头朝下会更利于左手放松，固定住琴身。
随着乐师对乐器演奏技艺的不断追求，乐师开始放弃拨子弹奏的演奏方法，开始用手指进行弹奏。为满足更细腻的琴声，乐师开始改良琵琶，琵琶的“品”“相”开始增加，这极大程度上扩展了琵琶的音域范围，使琵琶能独立成为一件独奏乐器，演奏难度更高、更具挑战性的曲谱。“品”“相”的增加，致使左手按弦的来回幅度增大，左手已无法很稳的固定琴身，甚至因按弦会导致琵琶抖动更严重，横抱的姿势不再适应此时琵琶的弹奏，稳定性因素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这个时候腿部便派上用场。当把琴竖抱过来，琴底置于大腿部，左手、右手、腿这三个点在一个直线上，历史沿用的横抱，因演奏方式的变化，以及琵琶品相的增加而当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反弹琵琶也属于琵琶演奏抱持姿势的一种。反弹琵琶的出现是琵琶史上载歌载舞音乐文化风貌的一个集中体现。隋唐时期，乐器艺术发展到鼎峰，宫廷对乐器的表演观赏要求越来越高，这一时期，表演形式得到极大的丰富。部分乐器演奏者脱离静坐演奏的表演形式，边弹边舞的演奏姿态参与到音乐表演中。当代我们可以在很多少数民族的音乐表演中仍能看到这种乐器参与其中的载歌载舞表演形式。
乐器的功能美是表现音乐的可靠保障，而乐器的造型美则是音乐美学的综合性展现。从各种载体的文化宝藏中感受、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传承和应用中国元素，创新和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民族乐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工程的重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的音乐图像遗存是我们有待深入研究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林谦三.东亚乐器考[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
[2]高厚永.曲项琵琶的传派及形制构造的发展[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
[3]吴慧娟.略论隋唐时期琵琶艺术盛况[J].音乐探索，2004.
[4]赵维平.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J].中国音乐学（季刊），2003（04）.
[5]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