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教蔚兴的历史进程。客观展示出与古神话相伴而生的原始宗教走向人为宗教的时代嬗变，道教与仙话以及人仙遇合传说亦在交互影响中走向共同繁荣。这主要表现为四个步骤：其一，上古神话及其神圣叙事，为神仙思潮和仙话的产生积累了文化资源；其二，神仙思潮和仙话丰富了人仙遏合传说，并为原始道教的人为建构创造了条件：其三，原始道教、早期仙话和以人仙遇合为特色的宗教故事，为以葛洪为代表的神仙家对这种宗教形态的改造，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叙事基础；其四，神仙道教的兴起及其造仙运动的宗教演蜂，再次深化并更新了人仙遇合的主题和叙事模式，推动着道教在六朝以后的流播。
关键词：道教；人仙遇合；造仙运动；宗教演绎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2－0131－03
道教的蔚兴，源于神仙思潮的历史性发展。据《史记·封禅书》所言，早在秦汉以前，神仙思想便在燕齐沿海地区和荆楚一带流传。神仙信仰以长生久视观念为精髓。《韩非子·说林上》、《战国策·楚策》中已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的记载；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归藏》亦日：“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为月精州”；《山海经》多次出现关于不死之山、不死之国、不死之药、不死之民的传说，进一步证明了“不死观念”的渊源甚早；汉晋士人对“仙”的理解尽管各有不同，但几乎一致公认的要点亦是“长生不死”。从根本上说。不死观念最早滥觞于原始宗教的某些文化理念。吴天明先生指出：“中国人的神仙思想，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末期产生的灵魂观念和不死思想，发展于新石器时代产生的再生信仰和三代民族大融合后以苍天为长生之地的永生信仰，变异于战国秦汉产生的肉身不死的新信仰。”这种说法的意义在于，它从根源上把作为人为宗教的道教与原始宗教关联并衔接起来，从而为道教文化的渊源作出终极观照。
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优化，可谓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的转换和过渡的历史必然。神仙思潮以及由此而来的原始道教、神仙道教的兴起，最能充分展示出我国本土信仰形态的时代更新。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过渡的时期，不仅全民信教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一是随着氏族、部落的融合和诸神的融合。有了全民族共同崇拜的统一神”，“二是宗教活动的集中性与分散性相结合，出现了大型隆重的宗教法会；三是人们的宗教观念仍带有多元化信仰的特征”，而且因宗教造神所衍生的神异叙事，亦随之发生功能转换和价值变形。这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以及由此萌生的神秘文化，不再是原始思维的绝对产物，而是被政治家、文学家用以谋取功利、抒写心曲的方式，被哲学家、宗教家用以展示智慧、诠释人生的媒介。譬如《庄子》、《楚辞》等早期典籍中的神秘记录，尽管依然隐现着原始宗教的人文背景，但文本出现的部分神异话语特别是对神仙元素的展示，充分表明人们的信仰正逐渐向人为宗教靠拢。可以说，以“《庄》、《骚》”为代表的先秦浪漫主义传统，已经同相关社会思潮紧密结合起来。它不仅为神仙思潮乃至道教的诞生积累了文化经验，而且为佛教的本土化历程提供了相关的心理基础。在文化高度自觉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将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宗教和神灵的现实意义。
道教蔚兴的历史进程。还包括原始道教和神仙道教两个阶段。一般而言，先秦时代的道家学说以及由此衍生的庄子学派和黄老学派的某些论点、阴阳学术与五行方术的撮合和附会、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神仙观念以及战国秦汉之际蓬勃发展的神仙思潮等，共同为原始道教的孕育提供了学理上的根基。汉魏之际的政治腐败和天灾人祸。以及人们追求绝对自由、向往长生不死的理想，则直接导致了以“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为代表的民间道教组织的诞生。至魏晋时期，民间道教逐渐被统治阶层镇压。神仙家葛洪通过对神仙信仰、诸种方术作出系统整理和理论阐述，继而首次创立了神仙学体系，这使道教从原始的民间宗教向成熟的以仙道为中心的官方宗教的方向发展，最终产生出具有等级色彩的神仙道教。换句话说，民间道教的社会活动被迫衰落和停滞，神仙道教于是乘机勃兴，平均、平等的意识日益消沉，尊卑等级的观念步步加强，这有利于封建制度的维护。魏晋南北朝的道教，基本上沿着神仙道教这个趋势发展。直至唐代达到高峰。
基于人为宗教的发展思维，一个理想完美的神学形态，必须要有一种通俗且富有信仰召唤力的神学实现方式，必须拥有促进神学运作的颇具成效的传播媒介，而具有奇幻和神秘色彩的宗教叙事，无疑较好地承担了这一角色。正因为如此。作为有层次有系统、有组织有目的性的造仙运动。道教蔚兴之际的神学思维，充分体现出它对人仙遇合传说的直接影响。而与此同时，人仙遇合传说亦在不断丰富和更新中。进一步促成了这种神学形态的完善和发展。道教与仙话以及人仙遇合传说正是在交互作用和影响中走向共同繁荣的。这主要表现为：
其一，上古神话及其神圣叙事，为神仙思潮和仙话的产生积累了文化资源。神仙思潮影响下的“仙话”。亦即有关仙境或者神仙的传说、故事和神异记载。道教“仙境之说。源于古代神话，一，道教神仙故事。亦可以从上古神话中找到线索。仙话最迟在战国时代产生。龚维英先生论证得出：“《穆天子传》是古神话与仙话的界碑。”台湾学者尉天聪亦认为，战国初年的西门豹治邺，巧妙制止“河伯娶妇”，革除陋俗，便“宣告了神话时代的结束。”神话之所以走向仙话化。应该具有多重的文化因素。但“归根到底是由上古时代中国生命意识觉醒的独特道路和导向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神灵”在仙话与神话当中有着本质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仙话虽然是古神话的堕落，但它自战国时代起逐渐代替神话继而成为道教神异叙事的典型形态，同时彰显出宗教信仰“人为化”的发展态势。原始道教正是吸收了远古的神话传说，才最终建构成自己的神仙学体系。可以说，上古神话与道教仙话以及人仙遇合传说存在着直接而又紧密的关联。《穆天子传》所载穆王与河伯、西王母的邦交活动，客观上为汉魏六朝仙话“帝王与高级女仙的遇合”提供了文化模本，而《山海经》、《庄子》等文本对不死之人、神仙、真人的描绘及其相关神秘话语，虽不曾直接涉及人仙遇台的主题，但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仙话时代的到来。神化的自然和社会力量曾经在上古神仙传说中频繁出现，它们为以人仙遇合特色的神异叙事亦即仙话的产生积累了文化资源。
其二，神仙思潮和仙话进一步丰富了人仙遇合传说，并为原始道教的人为建构创造了条件。有关秦汉的神仙思潮，我们可以从《史记·封禅书》、《孝武本纪》、《汉书·郊祀志》、《武帝纪》等历史典籍中找到具体资料，现存汉代书像石、书像砖、漆器、铜镜等，也反映出大量的神仙图像和候神、迎仙、求药的宗教活动。汉束神仙思潮之盛，可谓胜过之前的任何朝代：首先，修史者不得不专门为那些从事神仙方术活动的人(即神仙方士)立传。《后汉书》即有《方术传》；其次，神仙爱好者兴趣使然，积极从事为神仙立传的整理工作。刘向《列仙传》即汉代众多的仙传之一；再次，
士人受时代之影响，创作了不少具有仙话色彩的志怪笔记或神异小说。据学者们考证，《神异经》、《海内十渊记》、《汉武故事》、《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汉武帝内传》等，可谓集中代表了汉人志怪小说的成就。这些仙传或志怪文本，其中不乏对仙境的描述，对以人仙遇合为特征的神异叙事的记载。据此，人仙遇合构成道教仙话的重要内容。结合这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神仙思潮，仙话更新促进了独具民问色彩的原始道教的诞生。作为早期道教太平道与五斗米道的重要经典，《太平经》与《老子想尔注》即是“吸收了远古的神话传说，以及当时汉代的神仙崇拜思想，结合黄老学派哲学思想，创造出了道教自己的神仙信仰体系。”
其三，原始道教、早期仙话和以人仙遇合为特色的宗教故事，为以葛洪为代表的神仙家对这种宗教形态的改造，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叙事基础。葛洪创立的神仙学体系。主要是以先秦以来的神仙思潮和两汉以来的仙话作为背景参考，以《抱朴子内篇》作为神仙理论的根基，借此对神仙存在和凡人成仙的可能性作出系统的证明。神仙道教时代的到来，终使两汉时代的方士变为了道士，使得以人仙遇合为典型形态的仙话，从道教理念和文化内涵上产生出相应的变化：第一，以葛洪《神仙传》为代表的仙传，毕竟与刘向《列仙传》有所不同。《神仙传》充分肯定仙经、丹药对于成仙的重要意义，极力夸张神仙的神异能力和神通变化，特别强调凡人得道成仙的可能性。客观体现出仙话的世俗化和人文化色彩，因而集中反映了六朝神仙道教和志怪小说发展的双重信息。第二，与汉代神异小说相比。六朝志怪文本的神仙话语以及人仙遇合传说，不仅数量繁多，而且与道教在新时期的发展构成一致的关系，集中展示出这个时代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神仙传》的理论建构和时代叙事。以及六朝志怪文本所呈现的仙话色彩，实际上离不开《列仙传》的重要作用。刘固盛先生强调：“《列仙传》为葛洪神仙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具体的基石。”李剑国先生亦指出：“向好神仙，晚节弥甚，是书(《列仙传》)作于成、哀间，旨在宣扬神仙道术。虽其‘殊甚简略、美事不举，，然开神仙传记一路，之后代有继作，汉末《神仙传》、葛洪《神仙传》，粱江禄《列仙传》、颜协《晋仙传》、见素子《洞仙传》、朗名《集仙传》、《桂阳列仙传》等，皆其流绪也。”《列仙传》虽属不甚成熟的仙传，但毕竟通过以人仙遇合为主题的叙事，为六朝志怪特别是仙传的创作提供了重要借鉴。
其四，神仙道教的兴起及其造仙运动的宗教演绎。再次深化并更新了人仙遇合的主题和叙事模式，推动着道教在六朝以后的流播。六朝是神仙道教和造仙活动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当此之时，史传文学中的神仙内容，早期志怪小说中的仙道元素，特别是以《列仙传》为代表的神仙传记，均为这个时代仙传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材料借鉴和叙事经验；而汉魏以降佛教经典的输入、翻译和阐释，佛教传记作品(包括佛传和僧侣传记)的出现，又进一步刺激了神仙故事的整理或创作。尽管如此，六朝的大多数仙传犹如两汉之际本来存在的诸种《神仙传》，大多遭遇了亡佚的历史命运。这种情况。致使传说为葛洪撰写的《神仙传》。成为新时代造仙运动的重要成果。《神仙传》不仅详细记载或引述了历史人物、平凡之人、修道者、谪仙等不同主体参与的遇仙故事，而且构成了许多独特的叙事模式。譬如在道教徒看来，个人的资质、品质、毅力等，往往是修行者能否得道成仙的首要前提，资质优良、品质优秀、潜心向道者往往能够得到神仙的眷顾和帮助。而基于道教延续和发展的目的，道教徒亦有必要鼓励正在摸索中的修道者按照固有的宗教理念坚持不懈地修行，从而最终实现修成正果的可能。《神仙传》即通过“功德感天者必降仙”、“诚心求道者必遇仙”这两种人仙遇合的模式，更为深刻地诠释了这种道教文化理念。除仙传以外，六朝志怪小说亦不同程度地展示出造仙运动的时代成果。譬如陶潜《搜神后记》、殷芸的《小说》、刘义庆《幽明录》等通过志怪写作，创造出“洞天逢仙”的叙述模式：“偶人洞天一绝域逢仙一人仙交往一回归凡间一思慕仙界”。“洞天逢仙”以对神仙世界的构设为表面形态，实际上以人文理想作为最终旨归。透过这种人仙遇合的叙事类型，我们据以感悟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灵境界。
自神仙道教诞生以来，道教仙话以及以人仙遇合为主题的神异叙事，逐渐呈现出作为神学的道教的本质文化特征。人仙遇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再次产生的变化和革新，充分表现出道教作为一种人为宗教在文化理念上的自觉和高度成熟。与原始道教相比，这种深具宗教功利色彩的造仙运动大有作为，在佛教东渐及其作为另一种人为宗教试图占领信仰市场的竞争压力下。其目的或宗旨必然指向道教的生存和发展。事实上，造仙运动及其仙话的繁荣，人仙遇合主题的不断丰富，诸种叙事模式的形成。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道教的民间效应，一些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人仙遇合传说或民间仙话故事得以流传下来。推动着道教在六朝之后的深人流播。
李约瑟博士指出：“道教思想从一开始就迷恋于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长生不死是可能的。”在杂而多端的宗教内容当中，以不死观念为精髓的神仙信仰是道教的核心，它“贯穿于道教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合古神话传说的演变、不死观念以及神仙思潮的兴起，道教仙话最终应运而生。道教仙话不仅基于原始宗教时期的神异叙事，而且直接丰富了人仙遇合的文学主题，促成了原始道教和神仙道教的产生。结合于特定时代背景下宗教造神运动的开展，在原始道教向神仙道教日趋演变的历史过程当中，人仙遇合传说又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道教理念和神仙文化的流播，并且造成了历史性的民间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