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聊斋志异》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感人至深的“痴人”形象，这些人物或对美好事物不懈追求，或对不平之事奋起抗争，其执着的性格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精神，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反映。
关键词：痴人 主体精神 个性解放思潮
《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它借鬼狐题材表达孤愤之情，具有丰富的思想意蕴。书中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痴人”形象，一方面，这些人物互不相同，摇曳生辉，充满个性色彩；而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往往拥有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性格，具备某种共性特征。
一、“痴人”形象的产生
《聊斋志异》很多篇目直接用人物名字作为题目，此外，作者经常在篇末借“异史氏”之口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点评。这两个特点与人物传记的写法十分相似，体现了作者对于人的关注和重视。笔者认为，《聊斋志异》对于人的关注和重视，来源有三。
首先是《史记》的史传传统和司马迁的史学精神。《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此书中，司马迁首次将人摆在了历史发展的重要位置，体现了对于人的关注和重视。《聊斋自志》里这样写道：“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1}“孤愤”二字来源于“孤愤著书”的司马迁，而“异史氏曰”则是由“太史公曰”脱化而来。较之于《史记》，小说《聊斋志异》更进一步，前者关注的人物仅是王侯将相，而后者则把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甚至于女性，因而更具广泛性和普遍性。
其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品评风尚。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第一个发现“人”的时代，也是人的主体精神第一次觉醒的时代。在人物品评风尚的影响下，志人小说出现了，与此同时，志怪小说也在玄学和佛教的影响下发展起来。鲁迅这样评价《聊斋志异》中塑造的鬼狐形象；“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2}蒲松龄写鬼狐，实际上是写人，即用志怪的幌子来志人，这是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创造性继承。
第三是晚明以来李贽等人的个性解放思潮。李贽说过：“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3}充分体现了对于人的主体精神的尊重。他还反对男尊女卑，认为“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4}。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很多有情有性、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
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一面使用文字狱来打压知识分子，一面实行科举制对知识分子进行拉拢，企图把会思考的文人变成不会思考的木偶。殊不知，物极必反，高压政治下的黑暗社会现实最终还是点燃了某些知识分子心中的叛逆之火。这种叛逆之火在其萌芽阶段，往往表现为对人的关注和重视，表现为对人的主体精神的呼唤与赞美，人的主体精神发挥到极致，便是执着，便是一个“痴”字。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一生困于名场，但却从来没有放弃过科举仕进的念头，古稀之年仍赶赴考场的行为体现了他屡败屡战、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这种执着精神还体现在蒲松龄撰写《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好友张笃庆认为写书会影响科举，曾写诗劝诫蒲松龄：“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5}，“聊斋且莫尽谈空”{6}，“谈空谈鬼计尚违”{7}，但蒲松龄不为所动，依旧痴心著书。他的诗词中经常出现“痴”这个字眼：“固守非关拙，狂歌不厌痴”{8}，“痴情惟我谅，狂态恃君知”{9}。可见，作者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执着精神的“痴人”。
《聊斋志异》中比较出彩的人物，往往具有一种异于常人的“痴”：他们情之所至，不避异类；心愿未了，蹈死不惧。“痴”是执着，是人的主体精神的体现，“痴人”乃是个性解放之人。
二、“痴人”形象举隅
《聊斋志异》中的“痴人”形象有很多，主要包括情种、琴痴、斗士、怨鬼和隐者这几个种类。
《阿宝》篇中痴情的男主人公孙子楚深刻地诠释了汤显祖的“至情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0}孙子楚其貌不扬，生有骈指，且性格迂阔，不善言谈。然而就是这个老实巴交的人，为了追求心上人阿宝，先是“以斧自断其指”，然后灵魂出窍，以求“得近芳泽”，最后竟然“心方注想，身已翩然鹦鹉，遽飞而去，直达宝所”。情之所至，精神竟然可以超越肉体的束缚，这与《牡丹亭》中杜丽娘梦会柳梦梅的情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女主角阿宝被孙子楚的痴情打动，同意嫁给他，作者也对孙子楚的“痴”持赞赏态度：“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11}。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对爱情的执着意味着人的主体精神的觉醒。《聊斋志异》中像孙子楚这样的情种不在少数，如《连城》篇里割膺肉救佳人的乔生、《香玉》篇中化为牡丹常伴爱人的黄生等。清初，晚明个性解放思潮被“经世致用”思想所取代，呼唤主体精神的声音逐渐低落下去，在这样的背景下，《聊斋志异》里的情种形象显得尤为珍贵。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种无关风月的“痴”。宦娘是一个死去百年的少女，因为爱慕温如春的琴艺，遂帮他成就美好姻缘，只求温如春能教自己弹琴。这样一个苦心孤诣的“慕雅女”，怎能不让人心生爱怜？宦娘的生命早已消逝，但仍念念不忘心爱的艺术，人鬼殊途也阻隔不了她对于艺术的追求，这样的痴心，令人唏嘘叹惋。琴痴宦娘诠释了爱情之外的另一种执着。
《席方平》篇里男主人公为了替父亲伸冤，不惜三入冥界，与一众鬼官周旋抗争，其执着信念与斗争精神令人感动。一入冥界，看到父亲受刑的惨状，席方平怒气冲冲地大骂狱吏，并立刻写状词伸冤告状。城隍不理，郡司维持原判并派鬼差将其押回家门。二入冥界，席方平直接跑到冥王那里，冥王一见面就命人将其责打，但席方平并没有因此消沉，黑暗的社会现实反倒激发了他的斗争精神，面对酷刑和利诱，席方平不为所动，坚持心中的正义。三入冥界，席方平被鬼差欺骗，投生为婴儿，他“愤啼不乳，三日遂殇”，仍“魂摇摇不忘灌口”{12}，一心想着替父伸冤。至此，席方平的执着个性和斗士形象被完整地刻画出来。
席方平替父伸冤的行为不仅仅是行孝道，更是对于公平和正义的执着追求，是主体精神觉醒的表现。《聊斋志异》中，为复仇化身猛虎的向杲、专门替人打抱不平的崔猛，都是像席方平一样的斗士。面对恶势力，他们具有坚韧不屈的反抗精神，不达目的，誓死不休，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不容侵犯的东西，那就是公平和正义，他们不是顺民，而是主体精神觉醒了的人。
《公孙九娘》讲述了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但又绝非单纯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九娘不同于蒲松龄笔下的其他女鬼，她无法忘记国仇家恨，美好的爱情也不能冲淡她的怨念。新婚之夜，她“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她在诗里写道：“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含冤而死的往事历历在目：“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镂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倔强的公孙九娘无法像聂小倩那样，抛却前尘往事，走向光明的未来，等待她的只能是“坟兆万接，迷目榛荒”{13}的凄清和孤寂。公孙九娘的悲剧象征着“痴人”的悲剧：她的爱和恨都是极致的，没有半点妥协，不能“与时俯仰”，这正是主体精神觉醒的表现，就如同《红楼梦》中的妙玉那样，“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14}。
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道家出世思想一直作为儒家入世思想的对立面而存在，他们有道则出，无道则隐。老子骑青牛出函谷，不知所终；范蠡携佳人泛舟湖上，销声匿迹；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种豆于南山脚下，他们都是具有出世情怀的隐者。笔者认为，隐者并非消极冷漠之人，他们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与积极入世的儒生同样执着，只不过儒生强调社会责任，而隐者则追求人身自由，《黄英》篇中的陶氏姐弟就是这种隐者。
陶氏姐弟是菊花精，姐姐黄英从容不迫，弟弟陶生潇洒不羁，陶生因醉酒而死，黄英掐其梗埋在盆中，后来竟开了花，“短干粉朵，嗅之有酒香”“浇以酒则茂”。菊花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独立的人格、高洁的品质，隐匿诗人陶渊明最钟爱菊花。在历史的长河中，陶渊明和菊花，早就已经内化为出世情怀与隐匿精神的文化符号。作者借异史氏之口说：“青山白云人，遂以醉死，世尽惜之，而未必不自以为快也。”{15}醉酒而死，人笑其痴狂，当事人自己却不在乎，在他们看来，生命只是形式，人生的自由境界远比生命重要得多。这种任性而为、不计后果地追求人身自由的做法，体现了人的主体精神，是个性解放思潮的产物。
三、“痴人”形象的意义
《聊斋志异》中的“痴人”形象，往往具有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性格，昭示出人的主体精神，是个性解放思潮的表现。
长久以来，中国文学偏重于抒情，在叙事方面则稍逊一筹。造成了诗歌发达，小说、戏剧却营养不良的状况。纵观古代文学的长廊，抒情意象不仅数量多，而且颇有体系。比较起来，鲜明生动、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则要少得多，我们只能从传说和历史中挖掘我们需要的人物形象，这不能不说是古典文学的一个缺憾。当然，《聊斋志异》之前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元杂剧和明传奇，也描写过一些有血有肉的人物，但是它们没能像《聊斋志异》这样，塑造出如此一大批充满了个性色彩和主体精神的人物形象。《聊斋志异》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这些摇曳生姿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作者原创的，没有经过长期的故事演变，也并非脱胎于历史。拿“痴情男子”这类形象来说，《卖油郎独占花魁》里的秦重太过拘谨；《西厢记》中的张生则不够光彩，也稍显平面；《长生殿》里的李隆基无非是对历史故事进行改写的产物。他们都无法与《阿宝》篇中的孙子楚相媲美。无论从数量、原创性，还是人物刻画的艺术上来说，《聊斋志异》中的“痴人”形象，都大大弥补了此前文学作品中该类人物形象的不足。
《聊斋志异》和《红楼梦》一短一长，一文一白，堪称中国古典小说的双峰。它们都出现于所谓的“乾隆盛世”，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表面上安定统一、繁荣昌盛，实则矛盾重重，停滞不前，封建王朝盛极而衰，正在走下坡路。面对统治者的高压政策，目睹封建伦理制度对人主体精神的戕害，敏感的知识分子又一次滋生了叛逆情绪，个性解放的思潮重新抬头。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出的“痴人”形象，都具有执着的个性，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精神。无独有偶，《红楼梦》中也存在一群痴儿怨女。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感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16}；蒲松龄撰写《聊斋志异》，是因为“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17}。曹雪芹生于1715年，这一年，恰巧是蒲松龄死之年，二人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的主体精神，遥遥呼应着晚明的个性解放思潮。
{1} 蒲松龄：《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
{3} 李贽：《答耿中丞》，见温克勤：《中国伦理思想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
{4} 李贽：《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见《焚书》卷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页。
{5} 张笃庆：《和留仙韵》，见袁世硕：《蒲松龄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6} 张笃庆：《寄留仙、希梅诸人》，见袁世硕：《蒲松龄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7} 张笃庆：《寄蒲留仙》，见袁世硕：《蒲松龄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8} 蒲松龄：《王长人园中宴集，因怀如水》，见蒲松龄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0页。
{9} 蒲松龄：《赠刘孔集》，见蒲松龄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17页。
{10} 汤显祖：《牡丹亭》题词，见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汤显祖曲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11}{12}{13}{15}{17} 蒲松龄：《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第1387页，第505页，第1486页，第1页。
{14}{16}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1页，第7页。
参考文献：
[1] 蒲松龄.聊斋志异全新注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 路大荒.蒲松龄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袁世硕.蒲松龄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 张振国.蒲松龄痴狂意象论[J].蒲松龄研究，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