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夏鼐先生成长于一个提倡以科学和实业救国的时代，科学救国的志向激励着年轻的夏先生远渡重洋。海外求学的经历使夏先生系统学习了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培养和具备了世界性的胸襟和视野。但中国从民族危亡走向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的艰难历程，又使夏先生的思想意识中带有民族性的维度。世界性与民族性贯穿在夏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活动中，彼此交织。
关键词： 《夏鼐日记》； 世界性； 民族性； 中西文化交流
上篇：世界性
夏鼐先生的启蒙教育大概是从背诵《三字经》和描“上大人”起步的（卷一，第4页）①，11岁时始接受新式教育，但进步很快。夏先生15岁“开始做白话文”（卷一，第7页），学习英文的时间未曾记录，但仅仅5年后就获得了上海私立光华大学附中校级作文竞赛和英文翻译竞赛的银质奖章（卷一，第9～10页）。
夏先生的家乡温州位于东南沿海，17世纪的时候就有传教士进入，城内保存有一座建于19世纪末的基督教礼拜堂，对此居于主城区街道上的夏家不会不熟悉②。夏先生的父亲对教会学校不感兴趣，嫌其“教法不良”（卷一，第5页），这可能影响了夏先生终生远离西方宗教的态度。夏先生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虽然燕京大学已于1929年12月被教育部批准正式更名为“私立燕京大学”③，宗教课程只供学生选修（卷一，第30页），但夏先生眼中的燕京大学仍然是所教会学校。夏先生质疑社会学系主办人许仕廉的教徒身份，认为对方“连宗教的颜色眼镜也还没有脱掉”（卷一，第20页），言语中透出不信任。讲授“社会问题”课程的林东海先生布置的参考书涉及到了美国的移民和离婚问题，但却只字未提“中国”，这种缺乏变通的教学法也令夏先生不满（卷一，第33页、第409页）。因此夏先生在燕京大学的时候痛恨上课，觉得浪费时间，但他抓紧一切时间埋首苦读，马列著作、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辩证法的著作（中译本和英文本兼而有之）都在夏先生的阅读范围之内，可见燕京大学学术风气的开通和自由，只是这个优点未被“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夏先生留意（这种“开通”的风气在清华未曾减损）。但夏先生笔下也记录了燕大社会风气的“开通”：喁喁私语的情侣公开出现在图书馆和校园中（卷一，第17页）。1931年秋，夏先生如愿通过考试转入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在办理入学手续之后即发现清华大学办事“官僚化”和“学生洋化”的特点（卷一，第70页）。虽然“洋化”的涵义未被进一步解读，但夏先生言语间明显流露出了对“洋化”的倾慕。
“洋”原指“水”和“大海”，但这个汉字在近代中国奇妙地承载了指称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国家文明和文化的功能。从“洋人”、“洋文”、“洋服”、“洋火”这些不带情感色彩的用语，到“洋气”、“洋派”、“洋化”这类风格描述的语词，比之于古汉语中用来指称外族的“胡”字，多少折射出了国人文化心理的微妙变化。不管情愿承认与否，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都是事实，于是出现了引进西方技术、科学和文化知识的“洋务运动”，因此“洋化”、“洋派”当被解读为一种面对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开放态度。夏先生那一代有理想的青年学子所秉持的多是这种以科学和实业救国的态度。“九·一八”事变后，夏先生在日记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救国的看法，即“救国只有下死功夫来学别人的好处，以求并驾齐驱，而终于轶出其上”（卷一，第75页）。这个想法伴随夏先生终生，并支撑夏先生从爱好读书的青年学子成长为一名现代的知识型、专业型人士。
夏先生参加公费留美考试时被指定学习他当时既不了解、又无兴趣的考古学，为换专业他多次与校方沟通未果，但为了留洋，夏先生接受了考古学。1935年9月夏先生到达伦敦大学时，在学什么样的考古学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小的困惑：容易的道路是入艺术研究所学中国考古学，艰险的道路是进大学学院攻读埃及学、古典学和英国考古学。以夏先生的国学基础，前者应该易如反掌，且与未来的工作直接相关；后者则要从零开始，掌握希腊语、拉丁语或埃及语，前途未卜，且不知是否在未来于中国考古学研究有益。虽然先于夏先生留学英国的曾昭燏女士力劝夏先生学习中国考古学（卷一，第363页、365页），但夏先生似乎仍有意选择后者，想借此“欲得训练，且作小规模之研究工作”（卷一，第364页）。无奈他所咨询的大学学院资深指导老师所罗门先生和负责考古学的阿什莫尔教授都不建议他学习希腊罗马考古学或埃及学（卷一，第364页、第373页），夏先生不得已只好师从叶兹教授攻读中国考古学（卷一，第374页）。可是，仅在夏先生向李济、傅斯年、梁思永诸先生汇报自己的选择的第二天，在与叶兹教授接洽功课后，夏先生就对这个决定懊悔万分（卷一，第375页），随后更因对功课水准的不满深感“到英国来读中国东西，殊堪痛心”（卷一，第378页）。夏先生深切地感到，当时欧洲汉学家的造诣未见高明，“惟以其较富实验精神及文字方面之便利（此指其易参考西洋各国之著作而言，非指对于中国文字而言），有时所得较富”（卷一，第380页）。夏先生对自己不用准备便能在作业和考试中轻松获优备感无聊，暗下转系之心，最终如愿以偿，于1936年7月脱离艺术研究所，转入格兰维尔教授门下学习埃及学。虽然要从枯燥的音素学和埃及文法开始学起，但夏先生因在知识上有所收获而停止了在日记中的“抱怨”。
在艺术研究所学习的无聊日子里，夏先生坚持到伦敦博物馆、伦敦大学学院、工艺美术中心学校等地学习阿什莫尔教授所说的“无所谓中西”的考古技术（卷一，第373页）。夏先生选修了“岩石与矿物”、“普通测量学”、“博物馆考古学”、“青铜铸造”等课程，不仅学习修理陶器和考古绘图方法，还亲自烧制泥范、熔铜铸像，自觉有趣，收获颇丰。听这些考古技术课程一方面是对阿什莫尔教授建议的遵从，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内考古学界的迫切需求的一种自觉回应。20世纪30年代，建立在科学的田野发掘基础上的考古学在中国仍属起步阶段。夏先生出国前曾在安阳实习，当时夏先生虽然尚未做好投身考古事业的心理准备，甚至觉得田野工作“单调，不生兴味”（卷一，第326页），但那时的他已经意识到，科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体系是中国考古界的必修课，中国的考古材料并不少，少的是科学的发掘，“故常失了重要的枢纽”（卷一，第328页）。在安阳的时候，甚至连梁思永先生对花土提取也束手无策，大呼“出丑”。梁先生当即指示夏先生到英国后“一定要问清楚洋鬼子是否有办法”（卷一，第327页）。梁思永先生幽默的话语透露出了埋藏在国人内心深处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觉得“洋人”是“鬼”，可另一方面遇到难题首先又想着向对方请教。夏先生未敢忘记梁先生的嘱托。1935年10月30日，夏先生首次到伦敦博物馆拜见日记中称呼的Dr. Wheeler（即惠勒博士）的时候，就向其提出了花土提取问题，而惠勒博士则推荐惠勒太太解答——应该是惠勒博士的第一任妻子泰莎（Tessa）④（卷一，第382页）。在得到答复后，夏先生很快写信将花土提取方法汇报梁先生（卷一，第383页）。
不知夏先生初见惠勒夫妇的时候，他们的考古成绩得到了学界多大程度的肯定。但是根据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教授、著名的公共考古作家费根（Brian Fagan）的著作《时间侦探》，惠勒博士是现代首批从事科学考古学研究的大家之一，他和夫人泰莎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有效地改良了皮特-里弗斯将军（General Pitt-Rivers）的发掘方法，使之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当今英国和欧洲考古发掘的标准方法⑤。因此夏先生1936年开始跟随惠勒博士学习“田野考古学方法”，相当于与欧洲最先进的田野考古方法保持同一步调。同年5月15日，夏先生参加了惠勒博士领导的一行18人的参观团，考察了位于索尔兹伯里的“巨石阵”（Stonehenge）、“巨木阵”（Woodhenge），参观了皮特-里弗斯将军曾经发掘过的遗址以及博物馆，在几处重要的参观地点聆听了惠勒博士的演讲，夏先生十分兴奋，认为“目前便是研究英国考古学，也比研究中国考古学为佳”（卷二，第40页）。此时夏先生的转学和延长公费申请已获清华批准，他对考古学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尤其重要的是，夏先生已经萌生了掌握西方考古界积累的科学发掘和研究方法、并将之引入中国考古领域的责任意识。1936年7月5日的日记中，夏先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以“自勉”：“考古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很高，但是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现下的上古史界情形，旧的传说渐被推翻，而新的传说又逐渐出现，与旧的传说是一丘之貉，都是出于书斋中书生的想像，假使中国政治社会稍为安定，考古学的工作实大有可为也。书此以自勉”（卷二，第53页）。
1936年夏季，夏先生有幸参加了惠勒博士领导的梅登堡（Maiden Castle）发掘实习。梅登堡位于英格兰南部的多切斯特（Dorchester），这里是英国19世纪著名小说家和诗人托马斯·哈代的故乡。惠勒博士之前已在此地做过工作，当地建有博物院，展示了梅登堡发掘的成绩。惠勒博士在发掘时非常注重层位关系以及对出土物品的时间和空间定位关系的描述⑥。1936年夏天的发掘任务是要“弄清楚‘东门’的构造，及规模较小的旧东垒城壁，与规模较大的新城壁的交接点，以观其改造的经过，及二者间相隔的时间”（卷二，第57页）。有意义的是，根据费根教授的《时间侦探》，在发掘梅登堡东门的时候，惠勒博士大面积地运用了10英尺即3米乘3米的“探方”（a grid system of 10-foot（3m）squares）⑦。夏先生的日记中没有出现grid system的术语，但却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按此尺寸安放“标桩”的工作方法：每3呎一桩（水平距离），两行标桩相距6呎（卷二，第57页）。更有趣的是，夏先生日记中提到了梅登堡发掘中“自愿帮助发掘的人”有30多人，而且大半是女性，她们负责“引导参观、指挥工作，记载绘图等”，称之为“一异事也”（卷二，第59页）。这恰恰是惠勒博士为今天的考古史家所津津乐道的一个贡献：调动志愿者、尤其是女性志愿者的考古热情⑧。在这次实习过程中，夏先生为积攒经验起见，曾要求更换工作地点，因此他既挖掘了新石器时代防御沟，又在罗马神庙附近工作，其间还曾就不同记录方法之优劣向惠勒先生请教（卷二，第57～67页）。除了专注于考古发掘技术的长进外，夏先生还利用一切机会增长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发掘期间他两次参观哈代故居，周六到图书馆阅读哈代小说《卡斯特桥市长》，周日有机会便去看电影、听音乐会。这次发掘经历当给夏先生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因为1937年2月25日，夏先生在聆听了惠勒博士在伦敦古物学会演讲梅登堡发掘成绩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旧梦尚新，遗址草地上草的气息，下瞰全市阳光下的景物，一一尚在耳目间，而此生不知是否尚能重临其境，思之即为默然”（卷二，第96页）。比之于安阳实习日记，夏先生对田野工作的态度已有了彻底的转变。
拥有了在英国一年半的学习和积累，及至李济先生1937年2月到英国讲学的时候，夏先生已经能够大胆地当面发表他对安阳小屯发掘的意见。病中的李济先生听后“两眼直视天花板，说‘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又叹气说：‘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小屯乎！’”（卷二，第95页）痛苦之情溢于言表。夏先生还从李济先生处借阅史语所出版的《田野考古报告》第1册，看后觉得问题很多，在日记中写下了详细的意见（卷二，第100页）。凡此种种，无疑会促使夏先生“下死功夫来学别人的好处”，力争把科学的田野工作体系和方法引入中国，在中国建立起科学的考古学，这个愿望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实现。自1950年7月起，夏先生承担了领导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重任。“文革”前，夏先生除了亲自带队发掘外，还着手开设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不仅规划课程设置，还亲自讲授田野考古序论，希望尽快使新中国的考古发掘科学化。
夏先生嗜书如命，阅读量很大，他对西方考古学研究进展的追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柴尔德（Childe）、惠勒、吴雷（L. Woolley）和克拉克（Graham Clark）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夏先生的阅读书目中；《美国考古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和《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s）等外文期刊也在夏先生的阅读范围之内。就连李约瑟寄来的英文科幻小说，夏先生都会利用周末时间阅读（卷八，第268、269、271页）。外文书籍从夏先生年轻时代起就一直充当着他与世界交流沟通的桥梁。
夏先生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期间有很多外事活动，包括接待来访的外国考古学者和随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代表团出访，改革开放前主要是接待和访问“第三世界”国家⑨，夏先生得以参观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秘鲁、墨西哥等地的历史文化遗迹，增补了他对世界文明的整体性认识。改革开放前国内经济活动较少，加上冷战格局造成的封闭，国家除了搞“运动”外无大事，文化工作似能受到更多关注，因此夏先生还有机会参加一些高级别的国事活动。如1959年9月30日国庆十周年时周恩来总理欢迎赫鲁晓夫的国宴（卷六，第51页）；1971年5月31日周恩来接见日本社会科学代表团的活动，据说这是自“文革”开始后科学院首次外事活动（卷七，第275页）；1972年2月21日欢迎尼克松访华的宴会，为此还提前一天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传达此次接待“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的基调（卷七，第284页），以及25日尼克松举办的告别宴会（卷七，第285页）；1973年欢迎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法国总统蓬皮杜的国宴（卷七，第341頁、第380页）。在那个封闭的年代，这些外事活动为夏先生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保持世界性的胸怀和眼光的机会。
夏先生在建国初期为树立新中国的形象做了很多具体的事，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为“China Reconstructs”即《中国建设》杂志撰写考古新发现的英文稿件。这些稿件篇幅不长，一般两千余字，夏先生日记中有时记中文标题，有时记英文标题，例如1952年撰写的“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China”（卷四，第526页），1953年撰写的“Arts and Crafts of 2300 Years Age”（卷五，第57页），1956年的《半坡发掘记》（卷五，第210页）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卷五，第212页），1958年的《定陵发掘记》（卷五，第421页），1959年的《中国陶俑》（卷六，第32页），1961年的“New Finds of Ancient Silk Textile”（卷六，第206页、第207页）。1962年夏先生为《中国人民》撰写《中国和非洲间久远的友谊》一文，没有说明是英文稿还是中文稿。虽然是命题作文，但夏先生仍然认真完成（卷六，第259页）。
除了写作这些带有宣传性质的“小文章”外（“小文章”是夏先生自语），夏先生还充分利用自己学贯中西的优势，结合考古发掘的出土资料，通过扎实的外文背景资料的阅读，做了不少中外交流方面的专题研究，例如《新疆出土的波斯银币》（1956年）、《西宁出土波斯银币》（1958年）、《泉州景教碑考》（1958年）、《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1959年）和《元安西王府故址与阿拉伯数码幻方》（1960年）⑩。为写作《泉州景教碑考》，夏先生参阅了西方学者研究曾经轰动西方世界的“大秦景教流行碑”的著作“The Christian Monuments at Sianfu”，以及被基督教正统派斥为异端的聂斯托利派在中国传播情况的论著“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和“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1550”（卷五，第361页、362页）。夏先生博览群书，但对西方宗教一直不感兴趣，只是1938年在巴勒斯坦加沙发掘时才读过《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所发议论完全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之上（卷二，第190页、第194-195页），因此为考证景教碑，须补足基督教史的课。1970年5月21日，夏先生在经过了四年牛棚生活后赴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因夫人生病于10月22日请假回京。适逢考古所承担为阿尔巴尼亚修复羊皮纸手抄本《福音书》的任务，这项工作需要夏先生的学术专长，因此夏先生得以留京工作，不必返回干校（卷七，第271页、第273页、第277页）。
今天看来，夏先生当年毅然选择经埃及学步入考古之门的道路是英明之举。这条道路不仅使夏先生获得了从事比较研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对其他文明的深入了解使夏先生拥有了一个广阔的视野，使他能够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返观中国文明，从而对中国文明有更深的认识。只有拥有开放的胸怀和视野，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自身。
下篇：民族性
夏先生从不排斥“洋化”的生活，西餐、西服、外文小说、电影都是他一生的所爱，对于西方的科学文化更是推崇备至，以至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有群众给夏先生提的意见当中就包括“有崇外思想”一条（卷四，第497页）。今天我们敢于说，很多像夏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有“崇洋”思想，但他们非但不“媚外”，而且骨子里都有深厚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的养成与他们的生活年代有着密切关系。
夏先生留学英国的时候，中国这个弱小的东方国家面临着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从夏先生日记中我们并未看到他因华人身份而受歧视的现象，一方面因为夏先生所接触的都是英国知识分子阶层，另一方面想必也与夏先生的刻苦、聪慧和随和有直接关系。但是夏先生1937年12月在埃及发掘实习的经历使他深切感受到了西方人的傲慢和被压迫民族的可怜。当时与夏先生同在埃及卢克索的有英国人迈尔斯先生（Mr. Myers）和文克勒博士（Dr. Winkler），他们对夏先生的态度未见异常，尽管夏先生既不会开汽车、又因不谙阿拉伯语而不能做监工。但二人闲谈间以近乎恶毒的口气评议埃及人民，夏先生听后一方面“为埃及人民难过”，另一方面难免想到同样受到外国势力欺侮的祖国，虽然未曾插话反驳，但却第一次在国外发出了“帝国主义的气焰太高”的感叹（卷二，第143页）。夏先生当下就联想到了中国，“幸得没有开放外国人进来挖古，否则一定免不得遭骂；传教士与商人的侮骂我国，已是够受，希望不要再添上外国考古学家”（卷二，第142页）。在随后近两个月的发掘工作中，夏先生不止一次从英国人口中听到了埃及人的愚昧（卷二，第152页），埃及考古学家的不合格（卷二，第155页）；他自己也亲眼目睹了埃及工人得古物即来索要小费的举动（卷二，第154页），想必心中难免生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叹。1940年夏先生在开罗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席间听到英人谩骂埃及人，感到“自己也是受压迫的民族，听了非常不顺耳”（卷二，第289页）。
夏先生1944至1945年参加西北考察团的时候，格外留意斯坦因和安特生做过的工作，不仅考察前读斯坦因和安特生的著作，考察过程中也注意把实地情况与以前的工作联系起来。又因其去之不远，夏先生还从当地老百姓口中探听到安特生的种种故事和非科学的行为，比如安特生在洮河流域的辛店墓地并未进行有计划的系统发掘，只以五元一个的价格向农民购买陶罐，结果造成当地农民“乱掘一阵”，对于发现的陶罐和人架，安特生在绘图后将人架取出清洁后装箱（卷三，第305页）。夏先生还与安特生当年的房东交谈，在日记中记下了安特生收买文物、生活阔绰等逸事（卷三，第308页）。1945年11月25日，夏先生在青海的朱家寨考察了安特生发掘过的遗痕，初步指出了安特生在时代断定方面所犯的错误（卷三，第426～427页）。早在英国读书时夏先生就在日记中批评斯坦因“捆载古物而返，氏实有侵中国主权”，批安特生在甘肃的工作“无科学精神可言”（卷二，第4页）；批葛维汉的华西发掘报告因未受专业考古训练而“缺陷甚多”（卷二，第17～18页）。现在夏先生亲眼看到了安特生在华的破坏性发掘工作。对中国古物的掠夺，非科学的、破坏性的发掘，外国人在华考古的种种劣跡进一步强化了夏先生当年听英国人谩骂埃及人时所生发的念头：不可开放外国人来华挖古。这个观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时期。
1981年，在哈佛讲学的夏先生从童恩正先生和张光直先生口中获知四川大学与哈佛大学的合作计划，夏先生当即表示反对，回国后数次向社科院领导反映此事，共同商定打报告对中外合作考古之事加以控制。最后由邓力群出面直接给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打电话，并承诺将报告转交教育部，终使该合作计划作罢（卷九，第28页、第40页、第41页、第44页、第45页、第49页、第55页、第83页、第84页、第85页、第96页）。在这段时间里，童恩正先生曾来京拜访夏先生，夏先生邀请他到家中共进午餐，再次说服他不能与外国人合作考古，说“不能贪小便宜，将研究权拱手让人”（卷九，第73页）。在此期间（1981年5月8日），夏先生接待了来访的意大利考古代表团，对方提出交换刊物、互派留学生和学者以及共同协作研究三项事宜。夏先生记道：“除第1项外，余均加以婉拒（第2项要通过院部，第3项目前无此打算）”，对方颇觉失望（卷九，第35页）。
1984年12月20日，夏先生参加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55周年纪念会。根据夏先生日记，方毅发言时提出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可视为中国科学界获得的第一块金牌，夏先生“乘机提出”，“像奥运会一样，我们可以请外国教练，派人到外国取经，但不能取与外国合作的方式，如果取得金牌的国家队是由外国人才获得，那便算不得很光荣”（卷九，第420～421页）。这则日记颇能说明夏先生在世界性和民族性问题上的态度：一方面推崇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和经验，另一方面却又时刻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保持警惕，恪守民族原则。
终 曲
张光直先生在1997年撰写的《哭童恩正先生》一文中讲述了哈佛与四川大学合作未果的经过，此文可与夏先生日记中所载细节相校正。在真诚表示佩服夏先生的人格学问和理解夏先生反对中外考古合作态度的前提下，张光直先生认为夏先生此举“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心态”11。一个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的影响，只是痕迹的深浅不同。夏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向往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追随“科学救国”的理想，希望以之赶超西方国家，并且终生保持着对西方科学和文化的开放态度。为此他曾经作为被压迫民族的一员在异国他乡咬紧牙关埋首苦读，于寂寞中踽踽独行。夏先生留學英国的时候，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正处于转型时期。从考古学界的情况看，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已有考古学家“良心发现”，开始反思从其他弱小落后国家抢夺古物是否道德的问题12。夏先生在埃及实习的时候，也曾听到开罗大学迈克拉马拉先生谈及应参照希腊的办法，禁止古物出口的事（卷二，第285页）。但在夏先生多次参观的大英博物馆中仍然陈列着来自弱小落后国家的古物，这无疑会刺激正处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的中国人的神经，更会使敏感的人心生防范。
1980年5月，夏先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出访英国13，其时他的老师均已作古。代表团到达利兹大学时，宴席间夏先生跟英国同仁谈及自己1936年在梅登堡的发掘。夏先生记下了利兹大学考古学教授B. S. J. Isserlis的一段话：“曾看到中国考古发掘的照片，工作井井有条，不知如何取得如此水平，今天谈后才知道曾从Sir Mortimer Wheeler学习过田野考古方法的”（卷八，第410页）。这段话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夏先生青年时代立下的“下死功夫来学别人的好处，以求并驾齐驱”的理想实现了。
注释：
① 夏鼐：《夏鼐日记》（十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 《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第1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③ 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第7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④ 夏先生在1936年4月19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从报上获知惠勒夫人不幸去世的消息，说“关于技术的学习少一导师”（卷二，第35页）。
⑤ Brian Fagan， Time Detectives： How Scientists Use Modern Technology to Uavel the Secrets of the Past， Touchstone 1996， p. 25， p. 27. 这个评价的“有效期”至少应该到出版《时间侦探》一书的1996年。笔者与费根教授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他关于夏先生与惠勒博士之间的师承关系，以及夏先生参加1936年夏天梅登堡发掘等情况。费根教授对此十分感兴趣，希望这条信息能够传达给更多的英语读者。
⑥、⑦、⑧ Brian Fagan， Time Detectives： How Scientists Use Modern Technology to Uavel the Secrets of the Past， Touchstone 1996， p. 28.
⑨ 改革开放前，偶有西方友好国家的学者来访。夏先生日记中曾记载丹麦考古学家、奥尔胡斯博物馆的格洛伯教授（V. P. Glob）于1960年9月9日访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卷六，第119页）。2013年5月笔者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期间，拜访了旧友、哥本哈根大学考古系原系主任克劳斯·韩斯堡教授（Klavs Randsborg），将此条信息与之交流。有意思的是，韩斯堡教授上世纪60年代在哥本哈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与格洛伯教授相识，虽然他的导师与格洛伯教授不合，但格洛伯教授本人对韩斯堡却十分友好。韩斯堡教授说，格洛伯教授是丹麦考古界的领军人物，曾领导丹麦国家博物馆以及各地所有的博物馆，而不仅仅是奥尔胡斯博物馆。格洛伯教授亲苏、亲共，但酗酒、骄傲自大。他从中国访问归国后，四处吹嘘自己在中国受到的接待，认为中国人知道怎样认真对待他。特此补充，以作为“考古外史中之好材料也”（夏先生记录安特生逸事时语，见卷三，第308页）。
⑩ 除《元安西王府故址与阿拉伯数码幻方》收入《夏鼐文集》中卷外，其余均收入《夏鼐文集》（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文集中个别题目与日记记载有所改动，恕不一一列出。
11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第174～178页，三联书店，2013年。
12 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145页，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1987年。
13 夏先生1973年10月曾以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出访英国，两次见到了他的老师Sir Mortimer Wheeler即惠勒爵士（卷七，第384页、第391页）。
（责任编辑：周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