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代，张君劢试图借鉴西方哲学理论，从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三个角度建构新儒家哲学体系。他将该体系称为“唯实的唯心主义”，并将“万物之有”与“致知之心”作为它的两个基本范畴。但是，“唯实的唯心主义”及其基本范畴所呈现出的是一种以西方哲学理论为标准、以儒家学说为材料的理论建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让儒家传统抽空了自身的历史内容，还需改写、简化甚至放弃自身的大量学说，它所参与的是一场不平等的理论建构。张君劢为避免中国文化陷入危机所进行的哲学努力，无疑把中国文化推向了另一场危机之中。
关键词：张君劢；唯实的唯心主义；万物之有；致知之心
作者简介：宋溟，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新儒家、中德思想与德国文学（北京 100089）。
基金项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教师学术创新支持计划“张君劢晚年现代新儒学思想研究”（189110142）。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7）06-0041-09
张君劢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一生致力于儒家思想的发展与弘扬。他的新儒家思想既随着不同的时代语境而产生变化，又呈现出儒家学说与西方各种哲学理论的对话与调适。1950年代，张君劢流亡美国，他的新儒家哲学体系最终形成。在《新儒家哲学之基本范畴》一文中，张君劢称此体系为“唯实的唯心主义”，并将“万物之有”与“致知之心”作为它的两个基本范畴。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已有学者对“唯实的唯心主义”及其基本范畴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但尚未有过深入的探讨。有学者认为，“万物之有”是张君劢对儒家哲学宇宙观的高度概括 ，“致知之心”是他对儒家哲学认识论的简明表述郑大华：《论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第96—101页。。而事实上，“唯实的唯心主义”既非传统的儒学术语，也不是儒家传统内部所生长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而是一场跨文化的理论建构，其过程不仅复杂屈折而且困境重重。我们有必要仔细考察，张君劢用什么样的西方理论与什么样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怎样的建构？只有揭示出张君劢在进行理论实践时所运用的哲学资源和具体过程，才能够在理解“唯实的唯心主义”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对现代新儒家“传统现代化”的大工程进行更多的分析与反思。
一 “唯实”与“唯心”
“唯实的唯心主义”这个说法，可以溯源到张君劢的老师、德国生命哲学家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旧译倭铿或倭伊铿）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戏称。事实上，奥伊肯是唯实论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由于唯实主义将“实在”放在物质世界的本源、特征或共相之中，因而人与世界的关系会被简化为劳动的关系，这会导致精神生命的丧失。奥伊肯提出，“实在”不能在可见世界中发掘，必须在不可见的世界中找寻，他所提倡的精神生命就是这种高于物质世界的实在。此外，精神生命是整体性的。奥伊肯反对康德哲学将现象世界与物自体分开，认为人必须在对一个完整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中安身立命。因此，奥伊肯反对唯实主义与康德哲学，提倡实在性的精神生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称自己的哲学体系为“唯实的唯心主义”。
张君劢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一生致力于儒家思想的发展与弘扬。他的新儒家思想既随着不同的时代语境而产生变化，又呈现出儒家学说与西方各种哲学理论的对话与调适。1950年代，张君劢流亡美国，他的新儒家哲学体系最终形成。在《新儒家哲学之基本范畴》一文中，张君劢称此体系为“唯实的唯心主义”，并将“万物之有”与“致知之心”作为它的两个基本范畴。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已有学者对“唯实的唯心主义”及其基本范畴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但尚未有过深入的探讨。有学者认为，“万物张君劢对于唯实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看法显然与奥伊肯不同。早在1920年代跟随奥伊肯学习期间，张君劢就对罗素的新唯实主义与康德哲学颇为倾心。到了1950年代，当张君劢建构新儒家哲学体系之时，康德哲学是最重要的理论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张君劢对康德哲学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与其他西方思想流派、尤其是奥伊肯的生命哲学相比较的结果。在1953年发表的《我之哲学思想》中，他说：
我初窥哲学门径，从倭伊铿柏格森入手。梁任公先生游欧，途经耶拿，与倭氏匆匆一晤，引起我研究倭氏哲学之兴趣。同时每年一度去巴黎，兼读柏氏著书。然倭氏柏氏书中，侧重于所谓生活之流，归宿于反理智主义，将一二百年来欧洲哲學系统中之知识论弃之不顾。故我初期治两家学说后，心中便有所不慊，乃同时读康氏著作与新康德派之所以发挥康氏者。……我所以独向往康氏者其理由所在，可从知识论与道德论分别论之。张君劢著，程文熙编：《文化与学思》，《中西印哲学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第44—45页。
相较于反理性、重直觉的生命哲学，康德哲学不仅研究道德领域，也重视知识论的研究，这种二元框架是吸引张君劢的首要原因。在《新儒家之基本形态》一文中，张君劢更全面地记录了他的理论选择过程。他接触过的西方理论不仅有奥伊肯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还有黑格尔哲学、费希特哲学、罗素新唯实主义哲学、胡塞尔和哈特曼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等等，张君劢虽然对上述哲学思想均有一定的了解，也肯定了各家各派都有独到之处，但却无法全面信服。他总结说：“在数十年中，除对西方哲学界之宗匠康德氏素所钦服外，其余各大家常觉其独到而不免于一偏。”张君劢著：《新儒家哲学之基本范畴》，《儒家哲学之复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9页。除了上述两篇文章，张君劢在其他地方也不止一次地表示，他终生服膺的西方理论唯有康德哲学。在张君劢看来，康德哲学不仅具有高深的理论价值，而且包含着对现实有所裨益的启蒙思路和政治理想。在1921年出版的《中国与欧洲的生命问题》一书中，张君劢用康德的道德学说比照儒家伦理，肯定了孔子与康德的相似观点，用实践理性的道德论批评了中国伦理中的三纲五常。即使在1930年代，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话语极盛之时，张君劢所推崇的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在被康德哲学解读和改造后，既成为他“心性之学”的理论支撑，又平衡了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他在1940年所主张的“德智主义”是其创办民族文化书院时的教育思想，同样离不开康德哲学“认识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基本框架。他对康德哲学的服膺自然会带入到1950年代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