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旅欧时期的新闻实践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旅欧前期，主要以《益世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撰写旅欧通讯，这既是他弥补留学费用之不足，并延续自己南开学校以来的新闻工作兴趣的手段，更是通过采访报道，观察研究战后的欧洲社会现实，推求比较各种社会思潮的重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逐渐明确了自己的政治方向，从一名爱国学生成长为职业革命家。旅欧后期，身为共产党员的周恩来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先后在《少年》和《赤光》负责编辑出版工作，他的新闻实践也开始转向党报宣传。
一
《赤光》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半月刊，由《少年》改名而来，1924年2月1日出版了第一期。周恩来在这一年7月下旬离欧回国前，负责了《赤光》第一至十期的编辑出版工作。
《少年》也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22年8月1日创刊后，先是由赵世炎负责。1923年3月18日，赵世炎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便接替了他的工作，直到这一年底《少年》出版了最后一期。也就是说，《少年》后期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都是由周恩来负责的。这是周恩来从事党报宣传工作的开端。然而，《少年》是一个理论刊物，使得编辑手段相对单一。《赤光》则有所不同。1923年夏，根据国内团中央的指示，旅欧共青团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少年》改为《赤光》继续出版。在《赤光》第一期上，周恩来发表了《赤光的宣言》，阐述了从《少年》改为《赤光》的理由：
首先我们知道我们远处欧洲的中国国民，对于我们故乡的政治经济现状，常有隔膜而不谙内情的苦闷。为要使大家解此苦闷，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
次之，我们很知道现时的中国已成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了，若是我们对于国际情势还不能十分熟习，或更不知其万恶之源何在，则拯救中国的方法也必不能找到是处。
再则，我们又知道旅居在欧洲的国人大都具有充分的救国热诚，只以救国之方多未能趋于一致，且常有因囿于一隅之见而深拒固绝的反对国民联合。我们现愿诚恳而忠实的给大家指示出救国的唯一道路和其他转弯拐角迁拘而不可能的途径。
总之，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
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但我们这种鼓吹，也绝不是武断的主张。我们是要以科学的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本此，便是我们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的始意，同时也就是《赤光》的新使命了。
可见，之所以“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是为了“以科学的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而所谓“科学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宣传方式，这与《少年》只强调理论显然不同，因而刊物的定位也要相应地发生改变。为此，周恩来巧妙运用编辑手段，促进这一改变有效实现。
二
周恩来主持下的《赤光》主要体现出以下编辑特点：
首先，刊物定位以评论时事为主。
在《赤光》第二期(1924年2月15日出版)的“编辑室杂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赤光》出版后接到许多朋友来信，有劝我们在《赤光》上登载些国内外新闻以便宣传的。因此，我们必须在此地声明：《赤光》仅是一个评论时事的刊物，我们特郑重地为诸君介绍《工人旬报》(在华侨协社发行)。他每期有五分之四的内容都是新闻，只收五生丁做邮费，诸君可以订来看看。”
可见，《赤光》对自己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很清醒，且执行坚定。这是一个新闻评论性质的刊物，以评论时事为己任。新闻评论作为一种新闻体裁，离不开事实，却不是对事实的一般性反映，而是通过对事实的分析，传达作者的思想观念。因此，与纯粹的理论文章相比，新闻评论更贴近最近的现实，便于受众接受；与客观的新闻报道相比，新闻评论能更加迅速直接地作用于人的思想，影响人的行动。对于创建初期的旅欧党团组织来说，把理论的《少年》改为实际的《赤光》，只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宣传方式随之改变而已，并非意味着宣传需要的弱化。对华工实行“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仍然是《赤光》的主要任务。
同时，这一定位客观上也贴近了周恩来个人的实际，符合其关注现实的思维习惯，也有利于发挥其多年积累的新闻实践经验。从南开学校时期的写作实践可以看出，专门的理论研究似乎并不为周恩来所喜欢，《吾校新剧观》就只写了一半，原因恐怕不仅仅是时间不济等客观原因。纯粹的理论思维难免让人感到压抑、拘谨，且与现实距离较远，这与周恩来的性格和志趣以及革命形势的需要显然有距离。所以在《少年》这个理论刊物上，他不多的文章中仍有两篇属于论战性质：《评胡适的努力》和《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它们虽仍然重在理论的辨析，但字里行间所闪烁的战斗激情，使得思想变得鲜活而具有感染力。与这种把理性思考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思想表达方式相对应的新闻体裁便是新闻评论。周恩来在《敬业》学报的“飞飞漫墨”专栏中，就开始了时评的尝试。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时，更是大量编辑写作新闻评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到欧洲后，经过高强度的国际新闻报道的采写锻炼，以及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周恩来观察分析时事的能力进一步增强，《赤光》评论时事的办刊定位，正利于他这方面经验与能力的发挥。
其次，文章写作注重考察分析社会思想现实。
周恩来不仅负责《赤光》第一至十期的编辑出版工作，还担任了刊物的主笔。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查阅到的第一、二、三以及七、八、九、十期《赤光》中，共有正文(不含封面内容)62篇，平均每期8.9篇，而其中周恩来撰写的就有37篇，占总数的59.7％，平均每期5.3篇。
周恩来的文章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时，十分注重对国内外社会现实的考察和分析。《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和《北洋军阀的内哄》列举了北洋军阀种种罪行，指出要想结束北洋军阀的统治，应该依靠“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共管中国江河的新形势》《两个不惹人注意的问题》《又是一个乐志华和田仲香的继死者》等文，通过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蹂躏中国人民的罪行，论证了革命救国的主张；《列宁死后的苏联》《弱小民族的国的主权收回运动》《将开的国际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德国革命运动的过去》《意大利的选举》《法国选举以后》《愧死中国人的蒙古共和》《太平洋上的新风云》等文，则通过对新近发生的埃及、土耳其的主权收回运动，日美关系变化等事件的关注，思考着国际风云对中国的影响，宣
传和号召国民革命。
周恩来还很关注思想领域的发展情况，并通过论战来传播共产主义学说，论证革命救国的主张。1923年，以“反对共产主义”为重要原因的关于国家主义的讨论再次兴起，周恩来在《赤光》组织并亲自撰文参与论战。他在《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中阐明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关系，以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必然联系，指出“我们的救国运动仍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上面”。1923年6月，国共两党旅欧组织实现了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旅欧华人中革命运动的发展和统一战线的形成，但遭到了国家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周恩来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一文中对他们的观点逐一反驳，并指出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种种利处：“对外目标一致，好集中革命势力；对内能坚固各个革命分子的决心，消弭某些部分人的目前部分利益的争执；训练统一，步骤一致，不复有时同时否的阻碍；号令集中，指挥自如，易于杀敌。除这些外，中国共产主义者更能以国际的关系促进国民革命成功。这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国民党中特负的使命了。”
对社会和思想现实的高度关注，使周恩来的文章很好地体现了《赤光》的改版动机，也使《赤光》呈现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编辑特色。
再次，编辑手法上尽可能及时把握宣传时机。
封面是读者与刊物第一接触的地方，最具有吸引力，周恩来把它当做宣传共产主义的最佳空间。他在每期刊名之下的空白处，都选登一篇简短的诗歌或文章，言简意赅，丰富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周恩来注意通过强调文章内容的时效性来把握宣传时机。如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2月1日出版的《赤光》第一期封面就刊登了诗歌《我们的死者》；1924年3月1日出版的第三期《赤光》刊登的短文《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众须记取》则用出版次日是国际共产党成立纪念日的由头，引申出对该组织的介绍，进而宣传世界革命。为了尽快把信息传达给读者，《赤光》还出现了一次失误。1924年5月15日出版的第九期《赤光》封面刊登了一首诗歌《中山死耗》，表达了共产党人对“国民革命之父”中山先生不幸逝世的哀悼。而在这一期的最后一页，有一个加了框线的声明：“我们现在万分欣喜地在此作最后的声明：中山先生死耗完全是敌党造谣，现已证实不确。”这个及时纠正了的失误不仅反映了共产党人对国共合作的诚意，也说明在艰难的办刊条件下，《赤光》为争取最好的出刊效果，追求时效性，作着积极不懈的努力。
周恩来在安排封面作品时，还很注意通过作品内容与《赤光》出版时间之间的内在联系，来把握宣传时机。如1924年5月1日出版的第七期，便是利用刊物正巧5月1日出版与读者见面的机会，简单回顾和评论了五一节斗争的历史和现状，号召大家起来革命；1924年6月1日出版的第九期，则用感怀春天的方式，回忆了已经过去的五一和五四，以及更为久远的一些纪念日。这些值得革命者纪念的日子之所以被提起，就是因为它们发生在与刚刚过去的月份相同的五月。
此外，《赤光》还灵活设置了几个栏目，如“编辑室杂记”“读者论坛”“巴黎中国书报社启事”，回答读者问题、预告下期文章、发表读者来信、告知书报信息。这些编辑手段都使《赤光》办得颇为活泼，有生气，拉近了刊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体现了《赤光》的办刊思路，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宣传。
三
周恩来主持下的《赤光》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有读者来信说：“我们不幸处在武力横行的世界，眼看着祖国丧权受欺，更不幸生于军阀专制的中国，可怜同胞横遭蹂躏。我们假使再不急起尽力奋斗，后顾何堪设想!然而奋斗的兵士是谁?奋斗的器械是什么?现在贵社出版的《赤光》不是我们奋斗的先锋么?唤起我们同志的青年共同结合起来跟强权奋斗罢。”还有读者写了诗，题目就叫做“赤光”，称赞《赤光》“是烛奸之火，是兴奋之剂，是惊醒冬虫的霹雳，是更新万象的春气”，表示“多谢你，只这一线之引，换成了整个儿世界的光明灿烂，光明灿烂。”可见，从“理论的《少年》”到“实际的《赤光》”转型是成功的，对此，周恩来出色的编辑工作功不可没。
周恩来在《赤光》的编辑实践促进了早期党报对宣传方式的初步探索。宣传是一种有目的的传播行为。为了实现宣传目的，追求更好的宣传效果，必须重视宣传方式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的宣传工作重心在于党内教育，即加强党团员的理论学习，以提高其共产主义修养和政治思想水平——这项工作主要是通过党报进行的；而对外宣传鼓动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因此，早期党报如《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向导》周报、《前锋》月刊以及在国外出版的《少年》等，多是理论性质，首先考虑的是用理论阐释、研究的方式满足对内宣传——党内教育的需要，而对于更广大的读者的特点、需求，对于宣传方式的自觉运用，显然还来不及思考。这种状况随着1923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的创刊而有所改变。该刊有明确的宣传对象，并根据青年人的特点安排内容，设计形式，广受欢迎，影响很大，为党报运用合适的宣传方式争取更好的宣传效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924年2月1日，《少年》改名《赤光》出版时，比《中国青年》更进了一步，明确表示要从重理论转向重实际，在刊物的整体追求上显示出对宣传方式的自觉认识和高度重视。当然，从“理论的《少年》”到“实际的《赤光》”，这一办刊方针的转变，源于当时团中央的决定。但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明确的宣传意识以及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度的新闻专业素养，使他能够准确地理解这一决定，阐释改版动机，并在办报过程中创造性地采取编辑措施，使这次党报宣传方式的探索富有成效。
周恩来在《赤光》的编辑实践初步显示了他的宣传工作风格，突出表现便是对方式方法的高度重视。他刚到欧洲留学时，便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认为教育的根本问题在平民身上，留学生回国后应多在社会上作一点平民运动，成为启诱农工阶级智识之良师。这样，“产业与教育之振兴兼程并进，根本方面只要多着一分力，表面上的军阀资本家政客便摇动一块，此种向下宣传，吾以为较空言哲理改造者强多多矣”。可见，他这时对于宣传方式已有了自己的思考，认为应结合中国实际，“向下宣传”，从启发教育平民做起，而不是“空言哲理”。这一思想显然与《赤光》的办刊思路相一致，因此，他所采取的种种编辑手段并非突发奇想。回国后，在长期而复杂的革命宣传工作中，周恩来的宣传工作经验逐渐成熟，重视宣传方式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大革命时期他领导军队政治思想工作，便是以宣传工作为中心，运用多种宣传方式，大大改善了军队的精神面貌，为东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领导《新华日报》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这场作为“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的“笔战”中，全面展示了自己的宣传艺术。其中，灵活地综合运用多种传播方式，便是一条赢得宣传斗争胜利的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依然通过指示、谈话等方式，关注党报宣传工作，强调宣传方式的重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了解并研究周恩来旅欧后期的新闻实践，尤其是他在《赤光》的编辑工作，对于落实周恩来的宣传工作经验的具体内容，进而全面把握其新闻思想，以及深入研究周恩来乃至中国共产党新闻史，都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