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灾难“突如其来”，使得上上下下已有数百大小官员落马，不过，“虽然开动这列火车的工程师（们）应当负责，但在铁轨和基础设施百孔千疮的情况下，仅仅惩罚司机是不够的。”（5月6日，《华尔街日报》）。
我国的公共卫生防御监测体系，存在怎样的“疮”与“孔”？记者拨通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教授，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名誉主编，卫生部腹泻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魏承毓先生的电话。
新疫情发生是偶然的如此流行却有某些必然性
记者：SARS的发生，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新传染病是偶然的还是有某些必然性？
魏承毓：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新出现的传染病，它传播、发病的规律都是未知的，无法预测预报，所以都是偶然的突发事件。但是疫病发生之后，造成如此难以收拾、损失如此之大的局面，不能否认其中的必然因素。
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有数千年的历史，所有的传染病疫情的发生、控制都是有明确、科学、成熟规律可循的，我国亦然。任何传染病的流行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只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就能够使传播尽早得以控制。
此次SARS流行，按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第一例SARS病例在中国的出现是2002年11月16日，广东省正式报告的时间是2003年1月23日，这已经有了3个月的时差，并且跨越一个春节人口大流动、传染病好发流行季节。此间的不作为，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必然造成后来在全国的迅速蔓延。
记者：过去我国有没有发生过类似延误报告、造成传染病流行的情况？
魏承毓：有。如1961年广东地区发生过一次霍乱流行，我当时在现场一直调查到最基层，发现早在6月就出现了疫情，可是7月14日才报到卫生部，晚了一个多月，当卫生部紧跟着派人去的时候，霍乱已经传播到周围好几个县了，闹得每天都是几百人发病，那怎么控制啊？简直是不可收拾。
如果说那时交通、信息、经济条件差，现在条件与那时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这次SARS也延误了呢？如果不找出原因，不改变现状，今后类似SARS这样的灾难可能还会发生。
公共卫生与普通医疗卫生不能混为一谈
记者：我国的疫情监测预警机制存在什么问题？
魏承毓：所谓“预警机制”主要由机构和法规两个要素组成，我国的机构也好法规也好都是成套的，不能说不健全。我国的疾病监测机构，从上到下一个也不少。但大多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我国在国家层面，设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各省、市、县也都各设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村、镇的卫生院、所都专设防疫组。此外，各行业系统如边界、铁路、港口、机场、林业，就连过去的生产建设兵团也都有各自独立的疾病控制机构。这些机构解放后就开始筹建了，经过几十年的调整现在可以说有一整套的组织机构。但是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却并非名副其实。特别是社会经济转型以来，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变成了单纯抓“经济效益”。防疫监测这种“肉包子打狗”工作难以摆到主要领导的议事日程上来。心存侥幸、行为功利成为政府、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人们热中于长篇大套写总结，喊口号刷标语，缺少实干精神。这是有目共睹的现象。问题出在下面，根源还在于政府对此类机构定位不当。
现在有些基层的防疫机构一年只能发40%的工资,其余的是“上面给政策自己想办法”，所以现在很多地、市的防疫机构都在忙着开肝炎门诊、狂犬病门诊和性病门诊，其实就是卖药、卖疫苗。有些地级市的防疫机构，每人一年的所有的出差费就400元。到一个边远的疫区去调查疫情，400元怎么够呢？所以下面没人跑了，哪儿发生了疫情就打个电话问问，写个报告送上去拉倒。把出差费省下来年终还能多发点奖金。
现在总把“与国际接轨”挂在嘴上。美国的预防机构叫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我们也把叫了半个世纪的卫生防疫站改成CDC。叫什么本来无所谓，但这一改就把卫生监督和卫生防疫分开。按眼下的“国情”看，卫生监督是赚钱的，因为做环境卫生采样、食品卫生检验，都是收费的，大有收入。而防疫防病不赚钱、甚至陪钱，公共环境卫生的改善、消毒，公众疾病预防等都是免费的。美国有足够的资金保障CDC的稳定正常运转，而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原来监督和防疫捆在一起还可以经济互补（当然这种互补也存在弊端——笔者注。），但分开后，一边有钱，一边没钱，再来一个“给政策”，就出现许多问题。
没有钱固然办不了事业，但为生存困扰所办的事业一定办不好，这也是毋庸质疑的！
记者：你如何看待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性？
魏承毓：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公共卫生体系属于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苏维埃战胜虱子还是虱子战胜苏维埃”这是列宁的一句经典名言，它记录着这样一段历史：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由列宁领导的红军发生了严重的斑疹伤寒流行，斑疹伤寒传播的媒介就是士兵身上的虱子。再说眼下，炭疽病作为恐怖分子的生化武器就足以让强大的美国惶惶不可终日。公共卫生体系维护的是民族的健康繁衍和政权的稳定运行，因此不能把它与普通的医疗卫生体系混为一谈。维持、发展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是有形的、不间断的，而它对社会的回报则是无形的、长远的。这样的事业，来不得半点投机与功利，只能由国家出资、政府承办，不能依赖“市场化”。相反，社会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对公共卫生体系稳定性要求就越高。
如何保证卫生职能部门的独立发言权？
记者：改善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应当做好哪些工作？
魏承毓：建国后，我国有三个“法”，1955年的《传染病管理办法》，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和1989年9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这三个法，一个比一个完善、细致，一般每隔15到20年修订一次。问题是它并没有被不折不扣地执行。
1982年，我到某县调查，陪同我的有某市卫生局长一行好几个人。当时我们亲眼看到县卫生院住满了上吐下泻的病人，院子里牛车上也躺着正在输液的病人，可是后来报上来疫情却没有这个县的名字，我问卫生局长，为什么这个县没有报上来？他说，哎呦教授，您在学校里教书，可不知道下面的情况，这是咱们中国的特色，这叫做“电话降疫情”就是一个电话疫情就没了。
疫情报告是疫情管理的基础，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上写得清清楚楚：对于甲、乙、丙、三十五种传染病，必须按时如数上报，“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但各级政府做疫情假账、“两本账”流行早已不是近一年两年的事了。书记、省长发现数字报“高”了，不高兴，秘书就打电话到业务系统去“降疫情”。在农村，晚上12点关总电门，卫生院报数字的人就点个油灯，所以有这样一个顺口溜：“你要数字不用愁，无非多加二两油。”
用什么机制才能确保职能业务部门的活动法制化，使他们能够上对国家负责，下对公民负责？怎样才能减少行政领导和政治的越位干预？这个问题一直远未得到解决。
要迅速控制疫情使其不至于导致灾难，首先要彻底解决好这一问题。
临渴掘井，财神跟着瘟神走
记者：你如何评价这次防治SARS的工作？
魏承毓：应当说，对防止突如其来的SARS灾难，党和政府的积极领导功不可没。但也要看到其不足何在。我们往往是面对灾难喊出“不惜一切代价”的口号。本次SARS灾难也不例外。回顾这些年我国预防疾病的足迹，可以叫做财神跟着瘟神走。前些年霍乱闹得不可开交，上下都抓霍乱，卫生部一年开好几次会，开会时最少也是正、副部长两个到会，疫情好转了，就变成司局长到会，再好些了，就变成处长到会，再好些了，就没人来了。爱滋病也是闹起来了才去抓，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每次都是‘不惜一切代价’，大闹大得钱，小闹小得钱，不闹不得钱。
那种认为传染病问题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肯定是错误的。肉眼看不见的病原微生物散落在世界上每个角落，人类要消灭它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全世界宣布消灭的传染病只有一种——天花，但它的菌种人类依然保存着，防止它再度出现，用来制作疫苗。
SARS的出现再次证明，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是长期、复杂的，我们不能没有忧患意识，临渴掘井，就难免总是要“不惜一切代价”。
我们需要找回自己
记者：我国在预防传染病方面有过哪些好的经验？
魏承毓：我国在预防传染病方面不仅取得过举世公认的成绩而且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1961年我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宣布消灭了天花，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有怀疑，派了很多专家到中国来调查，结果确定是真的。1977年10月26日，世界上最后一例天花在非洲的索马里被消灭，观察两年后，世界上没有再出现确诊的天花病例，1980年初，世界卫生组织才正式宣布消灭天花，中国比这早了20年。
解放初，公共厕所的墙上也是贴满了治疗梅毒、淋病的小广告，不到一年，就把性病消灭了。我上了七年的大学，皮肤科有一节‘花柳课’，只学了理论，病例见不到。1964年，我到新疆出差，对当地的防疫部门说，内地已经找不到性病病例，淋病到底有临床什么表现？我没见过，边远地区是不是还有？我在那呆了3—4个月，最后他们说，真抱歉，从乡到村，一个都找不到。但是当我1974年再去那里的时候，就有了。我最后一次去是1983年，那真是你要想看什么病例都有。我国的性病数量是一年翻一翻。
总体看，上世纪50到60年代我国传染病预防成绩显著，70年代保持了平稳，80年代开始下滑但还马马乎乎，90年代到现在明显走下坡路。
我国长期与传染病斗争中曾经获得的一整套很好的经验，主要就是以防为主。可以说它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穷国的健康命脉，再好的治疗设施、条件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治疗一个SARS病人要花十几万、几十万，13亿人口的国家，怎能不把预防放在首位？可惜它后来只是“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登在报上，贴在墙上”，惟独不落在实处。
疾病防治要“面向工农兵”，在当时指的是面向大众和基层。但我们现在面向谁呢？最近《参考消息》刊登国外人士的议论说，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宁可花几十亿的经费打造漂亮的医院，而不愿意花少于此数目若干倍的钱充实基层卫生组织。防病治病的重头在下面，下面失守，大医院没钱进不去，盖得再多、档次再高也徒劳。“卫生防病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也没有过时。生产劳动就是经济工作。是等赚了钱再办卫生、搞预防，还是办好卫生搞好防疫才能赚到钱？本次SARS流行，仅旅游行业的损失就高达2100亿人民币（中国经营报）。我们过去制定的预防疾病的四大方针，总方向都没有错，只不过需要完善和发展。找回自己比盲目跟着别人跑更切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