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马 山东人,1958年出生,两岁随从部队转业的父亲来到青海柴达木盆地,二十岁正式发表作品,二十九岁受聘于海南人民出版社,三十一岁重返高原,曾任《瀚海潮》文学季刊诗歌组组长,《青海湖》文学月刊常务副主编,系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著有长篇小说《生灵境界》《色目人手记》《去势》,以及作品集《各姿各雅的雪》《羊皮开门》《风马散文选》等。小说、诗歌、散文作品入选多种选刊选本,先后四次获得青海省文学评奖政府奖。短篇小说《大快朵颐》《追捕》入选第三、四届“中韩作家会议作品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
1.肿瘤
上世纪最后一个夏天,也就是一九九九年八月份,在单位统一安排的一次体检中,我被告知患了绝症。
绝症吗?
是的!
据说,凡患此病者皆无救治的可能了。你若把生的希望交给医院,就等于把你的未来押在了那里,等钱花光那一天,等你的白细胞被大量化学药物消灭到几近丧失,头发和牙齿也脱落到寥寥可数,那么,死期也就到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当天傍晚,我提了两盒花旗参找到那个大夫,我说,请问,像我这种情况,如果拒绝治疗,应该还能活多久?大夫望着花旗参精美的包装,沉吟片刻说,大约还有一年多一点。
最多不会超过两年吧。
他又说。
两年吗?
我暗自庆幸了一会儿,就同医院拜拜了。
在朝家走的路上,在那个幽静而又令人无比忧伤的夏季的夜晚,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个有关生命质量的两年计划。
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对自己说。
我说,其实真没什么了不起的……
写到这里,我想我该介绍一下自己了。
在这座不大不小的内陆城市里,应该说,我混得还不算太差。在寂寞无助的时候,有诗歌与我日夜相伴。在存折空了的时候,有政府定期向上面打款。哈,也就是说,虽然我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吊儿郎当的诗人,却按月领取着公务员的工资……
我曾结过一次婚,而这次婚姻让我终于明白了最好的婚姻是不该谈爱情的,而有了爱情,就不该再有婚姻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所以,至今我仍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王老五。
我曾稀里糊涂徒步在神州大地上行走了两千公里,曾在风雪交加的季节漂流过黄河,曾在醉酒后偷开过一辆吉普车——醒来后才发现那是一辆警车。还在发廊同洗头妺寻欢作乐时被联防队捉过现行(屁股朝天,罚款五千)。而且,还在一次居民楼失火事件中充当了一名灭火英雄(奖品是一条毛巾,一个脸盆)……
诸如此类的事情,即便我死了,也还会在这座城市里流传下去。
我想肯定会是这样的。
我是在社会福利院长大的一个孤儿。
没有谁知道我的父母是谁,也没人乐于充当我的兄弟姊妹,甚至连籍贯都没有。
从长相上看,有人说我有点像江浙人,也有人说我像两广人,还有人说我有蒙古人或哈萨克人的血统,总而言之——我心里清楚,他们无非是想说我是个杂种罢了。
在接近四十年的记忆里,我也曾填写过无数的表格,而使用最多的字是“无”。
无父母,无党派,无籍贯,无直系亲属和非直系亲属。甚至连名字也起了个“吴福”。
——无父?无负担?无福气?
你们怎么理解都是可以的。
总之,简洁而且透明,一切皆有,一切皆无,这就是我的人生。
二十岁的时候,我是说在那次两千公里的徒步旅行中,在柴达木盆地一个名叫野驴滩的地方,上帝关照了我一次,因为我用我的破球鞋从滚烫的沙砾中踢出了一个拳头大的天然金块,结果,我不但成了地方小报追逐的对象,而且银行还给我兑换了八万元的人民币。
三十五岁的时候,党的阳光又一次照亮了我的生活——使我搭上了“房改”末班车,从此我便有了一套在当时属于郊区而现在却地处新城繁华地带的单元房。
据说当年花一万五千元获得的这套房子,如今已值一十五万。
那八万元飞来横财存在银行已有十年,连本带息大约不是个小数目了吧?如果再把这套二室一厅卖掉,凑个三四十万应该没什么问题。
用三四十万买两年快乐如何?
这绝对是个不错的鬼主意!
所以,那个夜晚我失眠了。
我甚至对这样一个体检结果感到了一丝儿喜悦。
所谓沾沾自喜可能正是我当时的一种心理状态。
我在想,如果脑袋里不长出一个瘤子,自己又如何会产生挥霍金钱寻欢作乐的念头呢?我可能会像芸芸众生一样,日复一日地吃那些呆饭,无休无止地睡那些呆觉,啰里啰嗦地活着,窝窝嚢囊地死去……
现在好了。
现在我是一个只有过去没有未来的人了。
真好。真不错。真富有想象力。
我浮想联翩,夜不成寐。一些诗句在脑海里闪闪发光,心潮无比汹涌。
黎明的时候,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中国地图,面对沉睡在窗外的城市,面对唐蕃古道、美丽川西和辽阔西藏,面对许许多多曾经在梦中出现过的神秘地方,抚今追昔,双泪长流。
当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伟大祖国的无比崇敬。
我想说,亲爱的祖国妈妈呀,您的一个儿子死到临头了。您的死到临头的儿子有一个由来已久的梦想,他想在您雄伟如珠穆朗玛般的乳峰之间睡上那么一睡,在您汹涌如黄河长江般的乳汁里洗上那么一洗,然后再带上一个美妙女子,骑上一匹铃儿响叮当的马儿,沿着澜沧江溯流而上,直到丹巴羌寨,直到四姑娘山,直到香格里拉。
然后再睡入兀鹰的胃囊之中,远离尘世,飘然若仙……
有道是,去时终须去,再三留不住,多少少年亡,不到白头死。
更何况我又是一个不知死了多少回的人
就是说那种死去又活来的事情在我个人生活中已发生若干次。或精彩纷呈,或败笔连篇——恰似我的诗歌,恰似我的爱情!
总而言之,这座曾经让我伤痕累累的边远小城无论如何也是留不住我了。
去意已定。
难道还有谁会阻拦吗?
接下来的事自然是琐碎而又令人愉快的。
无非是卖房,卖家私,去银行办理一种可以通存通兑的信用卡,销毁一切与个人隐私有关的日记、书信、笔记和照片。
我在这座即将同我拜拜的城市中行走,往往会被一些突然冒出来的念头搞得眉开眼笑。一些与我擦肩而过的路人大概以为我是个傻子,竟张大嘴巴嘲笑我。
我就想,你们有什么资格笑话老子呢?
知道我内心深处的快乐吗?
知道老子有多少钱吗?
知道香格里拉有多远吗?
就这样,在接近中秋的时候,我办完了身后之事,住进了一家三星级酒店。
选择这家酒店是因为这里有个康乐中心,康乐中心的经理据说是柏子,而柏子又是我单恋多年的一个梦中情人。
在即将告别我的过去并且踏上一条不归之路的时候,我最想见的不是前妻,也不是那些狐朋狗友,而是名叫柏子的这个女人,可见她对我来说多么重要。
其实我早该见一见柏子了。
在此之前我不见她是因为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就是说,人在活着的时候,很多事定不下来,现在人都要死了,我想没有什么事是决定不下来的。
那块即将临盆的囊肿对我说:
去看看柏子吧。
去看看那个女人的微笑抑或眼泪吧。
把你的痛苦也告诉她。
是她让你痛了这么多年。
你不告诉她,她又如何会明白?
2.柏子
二十年前,我是在省刊编辑贺仲彦家遇到柏子的。当时贺仲彦请几个参加笔会的文学青年饮酒谈诗,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那天的菜很有味道,而且有新意,令众人赞不绝口。
菜出自柏子之手。贺仲彦说,柏子是他新交的女友,当时还在艺校读书。
我们不停地饮酒吃菜,不停地高谈阔论,常常是厨房里清脆地喊一声,贺仲彦就去端一盘菜回来,整整一个下午都这样,柏子总不肯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