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地进行各项市政工程建设，先后主持完成了辟北京西苑为新华门，拆旧街千步廊为天安门广场，拆皇城城垣，改造与打通东西长安街、南北长街与南北池子大街，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建北京环城铁路及东西火车站，改造前门城垣，推进南城香厂新市区规划建设等重大工程。人们赞誉朱启钤是北京旧城规划并使其具有现代城市雏形的第一人。
朱启钤在主持北京旧城改造时，还率先提出了古建筑“修旧如旧”的原则，在制定古建筑文物测绘方案时，更是严格执行这一修复原则。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朱启钤担心日军溃败时破坏北京古建筑，为保证万一毁坏后能按“修旧如旧”原则修复，他曾筹措资金对紫禁城等进行实测，委托梁思成的弟子张铺率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学生对北京中轴线上主要建筑，及太庙和社稷坛两组古建筑群进行了精密测绘，制成数百幅精密图纸，为北京留下了首批珍贵的古建筑实测资料。如今，“修旧如旧”仍然是我国文物保护修缮的经典原则。
而在规划、改造北京旧城的同时，朱启钤为保存国宝，还创意成立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古物陈列所。1914年1月，朱启钤呈报大总统批准，决定开办“古物陈列所”，藉以保存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的国宝文物，并派治格前往沈阳和承德办理。治格奉命把运来的文物在故宫外朝太和殿、中和殿、文华殿和武英殿展出。随后，朱启钤又争取到美国庚子退款20万元，在故宫咸安宫旧址新建了文物库房，这样，古物陈列所基本具备了后来故宫博物院的雏形。1924年11月，冯玉祥将溥仪逐出故宫后，北京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理故宫资产并筹备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宫内廷展示北京故宫文物。1946年，国民政府将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合而为一，统称故宫博物院。
创办学社 奠定基石
朱启钤热爱古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学理论的奠基人。1930年，由他创办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将他的筹划与组织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基础。
早在1915年朱启钤担任内政部长时，他就受命修缮北京的皇宫，并恢复城门和一些古老的建筑。在监督这些工程时，朱启钤从那些一辈子维修皇家建筑的工匠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中国建筑方面的知识，并且保持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编印书刊，创建学社，对古建筑研究倾注了许多财力和心血。他深感中国古建筑文献亟须有识之士发掘弘扬，否则大有绝灭之虞，诚如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中所写的：“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
1919年，朱启钤路过南京，意外地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嘉惠堂丁氏影宋本的建筑典籍《营造法式》（宋代李诫著述）手抄本（即“丁本”），随即缩小影印，次年又交商务印书馆按原大本石印本印行。
然而，由于“丁本”《营造法式》系辗转传抄“绍兴本”《营造法式》三次以上，错漏之处很多，影绘原图较为粗陋，而“崇宁本”失传已久。于是，朱启钤邀请挚友陶湘等人广搜公私传本，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各本进行校勘，并参考了民间各类《营造法式》抄本与引述过《营造法式》的书文，旁求博采，补所未备，参互考证；并且对书中建筑术语援引经史、分类解释；还按书中原注，访求清末工部老吏、旧匠师、样房和算房专家多人，收购各种建筑烫样、模型和图纸等，又请几位老匠师参与精心补绘了彩色附图，为古建筑研究人员和建筑工匠提供了形象的感性认识材料，从而将此“一线绝学”发扬光大。当时，参校者有傅增湘、罗振玉、祝书元、郭世五、阚铎、吴昌绶、吕铸、章钰、陶珙、陶洙、陶祖毅等众多名家。1925年，“陶本”《营造法式》以宋残叶版式和大小刻版印行，该书后来成为中外公认的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范本，不仅在内容上最大限度地校勘考订得准确完备，而且在版式印制等方面也非常精致考究，尤其在彩色套印方面精益求精，在中国古籍版本研究方面富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建筑家及汉学家的极大重视。之后，朱启钤又组织人员对《清钦定工部工程做法》一书进行校注。
1925年，朱启钤与陶湘、孟锡钰倡议成立“营造学会”，他私人出资，以他在北京的寓所为学社社址，旨在研究建筑文献和中国传统建筑式样。1930年2月，“营造学会”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发行《营造学社汇刊》，朱启钤亲自担任社长，并在故宫内废弃的一角，找了十几间西庑旧朝房作为研究所总部。为支持研究，营造学社申请了中美及中英庚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经费。不久，朱启钤请学社成员、清华老校长周贻春专程赴沈阳，动员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加入学社。1931年秋，梁思成夫妇回京，正式加盟营造学社。此外，包括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等当时最为优秀的学术精英，以及许多财界和政界人士也先后加入营造学社，支持学社的研究工作。一时，营造学社群贤毕至，蔚然大观。
1932年，朱启钤请来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任学社文献部主任。梁思成任学社法式部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建筑实证研究，重在实地考察，他先后或自己或派员深入华北、华中、东北及西南、浙江等地190多个县调查古建文物2730多座，确认隋代赵州桥、应县木塔、唐代佛光寺等众多闻名世界的古建筑，为我国文物保护修缮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批实测资料。梁思成晚年回忆，那时国内社会治安很差，每次野外勘测古建筑时，朱启钤总是事先通过社员中的党政头面人物，向当地政府打招呼。每到一处，各县县长均亲自接待“一帮文弱书生”，并派员向导，必要时还派保安人员护送。据统计，截至1937年，由梁思成担纲的营造学社法式部，除测绘故宫的重要建筑60余处及北平市内的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外，还离开北平调查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殿堂房舍1823座，野外实地详细测绘的重要古建筑达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探索出了一整套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科学方法，为撰写中国建筑史构建了扎实的科学体系。
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因北平沦陷而停办。然而，此前的营造学社，不仅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营造算例》、《牌楼算例》、《清式营造则例》、《梓人遗制》、《哲匠录》、《同治重修圆明园始末》等我国古建筑书刊、专著30多种，在国内建筑学界和古建筑研究方面作了大量实际有效的工作，对我国古代建筑结构、布局、用料、设置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而且使中国有了专门研究古建筑的组织，还培养了梁思成、刘敦祯等一批古建筑人才，推动了国内建筑业的发展，为国内外学者称道。
诚如朱启钤自己所评价的：“中国营造学社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因此，有建筑史家这样评价朱启钤：“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都是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能把这方方面面的人事统筹起来，是需要非凡之才能的。朱启钤以一己之力，做了今天需要整个研究所行政部门做的事。”并称誉朱启钤是中国古建筑研究工作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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