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集团是以袁世凯小站练兵为基础，经过袁世凯在推行清末新政过程中广泛网罗各方面人才，由此而形成的一个势力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严修作为袁世凯的密友，早在1922年陈赣一的《新语林》一书就有袁世凯将其列为北洋集团重要成员的记载。陈氏在书中记述道：“客有问于袁项城曰：“总统辅弼人物谁最信，谁最才？袁曰：‘予最亲信者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徐菊人雄才，杨杏城逸才，严范孙良才，赵智庵奇才，张季直盘才，孙幕韩隽才，阮斗瞻清才，周辑之长才，梁燕孙敏才。’”袁世凯不仅将严修與徐世昌、杨士襄等一同列为自己最信任的辅弼人才，纳入到北洋集团重要成员之中，还进一步褒奖其为“良才”，可见袁世凯对严修的看重。
近年来，随着学界研究的深入，如张华腾的《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马平安的《北洋集团与晚清政局》、金竹山的《袁世凯和他的幕僚们》等著作，在研究北洋集团（或袁世凯集团）时，也将严修列入，极大地推动了严修与北洋集团关系的研究。但这些著作只宏观勾勒、点到为止，并未系统展开讨论，其他一些文章也只是简要梳理严修与袁世凯或徐世昌等北洋集团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那么严修到底是怎样进入北洋集团的？严修在北洋集团中又处在怎样一个位置？他创办的私立教育事业又受到了北洋集团怎样的支持？种种问题和历史的细节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深入地探究。
一、初识袁世凯及北洋集团
严修（1860—1929），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天津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的“校父”，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严修与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的渊源，要从徐世昌说起。严、徐两人相识并成为朋友缘于他们同年中举。1882年，两人同时参加了壬午科顺天府乡试。徐世昌中第一百五十四名，严修中第一百九十一名。按照古代科场惯例，严修与徐世昌有“同年”之谊。1883年，两人又一同参加了癸未科会试，严修中进士，为二甲第十一名，入翰林院庶常馆为庶吉士。徐世昌此次不幸落榜。直到1886年，在丙戌科会试中，徐世昌中进士，为二甲第五十五名，亦入翰林院庶常馆为庶吉士。虽此时严修经过三年庶常馆的生活已经散馆并被授翰林院编修，但两人一同供职翰林院，得以经常见面，很快成为好朋友。据《严修年谱》记载，1886年严修会客人员中始见徐世昌之名。此后，两人交往日益频繁，到1890年“是年先生与徐菊人往来更密，每隔一二日必会”。1894年8月，严修被任命为贵州学政。虽然离京赴他省任职，严修与徐世昌依然书信往来十分密切。严修《黔轺信草》中有多封给徐世昌的书信，每函均直呼“菊人大哥”。严修的《蟫香馆使黔日记》中也记录了多次致信徐世昌，谈论变革维新之事。徐世昌在给《蟫香馆使黔日记》作的序中也称：“余兄弟与范孙先生同乡里，同应乡举，又与余同官京朝，以道义相切劘数十年，交谊至笃。昔年视学贵州，事事必与余商榷前后，有时有书牍往还。”
徐世昌与袁世凯关系也十分密切，1879年徐世昌在淮宁县署治理文案，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袁世凯，两人一见如故，甚为投机，遂结为金兰之好。徐世昌赴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也获得了袁世凯馈赠的一百两白银。1895年袁世凯开始在天津小站练兵。1896年底徐世昌母丧丁忧，在家闲居，受到袁世凯的邀请加入小站班底。作为科举正途出身的徐世昌起初也是有疑虑的，但体谅到袁世凯正在用人之际，又诚恳邀请，所以他答应暂时应聘新建陆军营务处，等丁忧守制期满后即准备起复回京任职。袁世凯为使其放心，也上奏保留他在京的翰林身份，免降资格。从1897年8月至1899年12月，徐世昌一直在小站跟随袁世凯。
1897年，严修因首奏请开经济专科折，发科举改革、戊戌新政之先声，因此得罪了座师、顽固派徐桐，徐桐断绝了与严修的关系。贵州学政任满后清廷也不复任用严修，他便一直赋闲天津。1898年6月17日至21日，严修赴小站拜访徐世昌。在小站严修结识了袁世凯及其小站班底成员。在《严修日记》中有以下相关记载：
6月17日，“侵晓乘车赴小站，未至十里有人到车前盘问，告以拜总参谋徐大人，则应曰参谋营务处也。乃放行。将至，遣御者问参谋营务处在何所，回：小营盘，直赴之。及营门下车，有人导引入至厅门外。差官传帖入白，乃延入，晤菊哥（徐世昌），畅谈。晤袁慰亭（袁世凯）观察，畅谈。执法营务处王少臣英凯（王英楷）来拜。晤言仲远（言敦源，字仲远）、韩伯鹏、华荫浓及少生、徐五弟。借榻于执法营，与少生连榻，止伯鹏宿”。
6月19日，“早与仲远纵谈。午至炮队营，段统领（段祺瑞）竭诚迎行至学堂，看功课册，段于汉文、测绘、算学、炮操无所不通，年不过三十许，美才也。又至营门分观演炮车。菊哥（徐世昌）夜谈”。
《徐世昌日记》也对严修到访小站有如下记载：
6月17日，“午刻范孙自津来，相别将及四年，一旦握晤，悲慰交集。查其容较瘦，边省校士，辛苦可知矣。慰廷闻其来，来谈有顷。慰明日赴津，又到慰处”。
6月18日，“午后与范孙谈。日西陪范孙到工程营看学堂，并看外场操法。归，又谈。晚绍宸来言事，又与范孙谈至深夜始眠”。
6月19日，“晨起，到左翼第一营防饷，验长夫，挑选补兵，姜韩青同来。会客，验夫，会洋人。午后又验长夫，又会客，写信。与范孙谈，夜深始眠”。
6月21日，“晨起，合大操，约范孙同看。各统领来此早饭，谈有顷。午刻与范孙谈。未正送范孙行至北闸口，小坐别去”。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严修这次小站之行收获颇多。他在军营中同吃同住，对袁世凯新建陆军的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同时他的到来也引起了袁世凯的关注。袁世凯听说严修到访小站，特来拜访，只是由于第二日要赴津，未能过多接触。但6月22日，严修从小站返津的第二天，又“拜袁观察，未晤”。虽然此次未能见到袁世凯，但可见严、袁两人关系已经开始逐渐密切起来。在小站期间，在徐世昌的引荐下，严修还结识了段祺瑞、姜桂题、言敦源等众多北洋名人。
二、北洋集团教育界的关键人物
严修在贵州学政任上对教育就情有独钟，曾开办官书局，刊刻实用图书，传播中外实学书籍和教材，以开拓贵州士人的眼界；改革学古书院，讲授以经史、算学为主，并教授时务、政要，首开贵州新学风气；改革贵州生员考试内容，加考算学等；向清廷首奏改革科举，开经济专科。离职在籍闲居期间，严修于1898年在家中开办严氏家塾，礼聘从海军退役的张伯苓任教家塾。所学课程除了半日读传统的经书外，英文、数学、理化等西洋课程已经成为学生们的主要课程。严氏家塾是严修聘请张伯苓创办新学最初的一块试验田，也是天津最早出现的近代教育的雏形。之后，为响应清政府“废庙兴学”的倡议，1902年，严修联合林墨青、王寅皆等邑绅创办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这是天津正规小学之始。1902年8月至11月，严修自费到日本考察，目睹了日本先进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现状，对照中国落后的教育体制，他更加认识到改革中国落后教育体制、培养新型人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回国后，他随即在家宅中创办严氏女塾，这是天津第一所近代女学，也是我国近代创办最早的女学之一。1903年，严修又应天津府知府凌福彭、天津县知县唐则瑀的邀请，出面主持创办天津最早的三所官立小学，即城隍庙小学、河北大寺小学、行宫庙小学；推动设立普通学社、师范补习所和教育研究所，以储备师资人才；协助李金藻、胡玉孙、刘宝慈、刘潜、陈宝泉、郑炳勋、俞挹尘、徐玉笙等赴日留学生，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深造。可见，离职在籍闲居的严修每日忙碌，实施着他发展中国新式教育的计划。
1901年，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即开始在直隶推行新政，教育是他积极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他于1902年5月在保定设立直隶学校司，总揽全省学务。严修在天津创办教育取得的成绩，得到了袁世凯的关注和器重。据陈宝泉回忆：“时直隶总督袁世凯素器公（严修）所为，尤欲以天津学校为全省之模范，于是筹款拨地，任公之意为之，天津教育始为之一振”。1904年2月4日，为表彰严修捐资助学的义举，袁世凯上《编修严修捐助民立学堂经费请奖片》，片中指出：“天津县劝办民立学堂，据在籍绅士侍讲衔翰林院编修严修，首先倡捐经费银三千余两，于是衿富绅民闻风兴起，接踵乐输，数月之间，共立学堂十一处，规矩谨严，课程合度，成效昭然。由天津府禀请奏奖前来。臣查学堂之不能遍设，固由于风气未开，亦因经费难筹，无人提倡。津郡自造兵燹，物力凋残，劝集捐资，尤非易易。该绅家仅中资，慨捐巨款，洵属见义勇为，深裨学务，且其经术湛深，通达时事，曾赴日本考查学堂事宜，更于欧美教育成法竭诚探讨，力果心精，以培养人才为己任，一时士论望若斗山。虽据称不愿仰邀奖叙，究未便沒其好义之忱。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侍讲衔翰林院编修严修给予卿衔以昭激劝。”六天后，“奉朱批：严修著赏给五品卿衔。钦此”。从上述材料中不难看出，深谙教育的严修此时已经成为袁世凯推行直隶新政重点网罗的教育界人才，此片似乎也为日后袁世凯起用严修做了铺垫。
1904年4月21日，袁世凯上《委五品卿衔翰林院编修严修接办学校司事宜片》，指出：“臣惟学校为当今急务，非热心教育者，不能振起全省之精神。查有五品卿衔翰林院编修严修，品端学粹，望孚学林，以接办学校司事宜，必有起色，仍由臣随时督同经理，逐渐扩充。”正式举荐严修充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起初不太愿意接任。1904年4月23日，他“到民立第一小学堂候王观察，五钟后来，面交袁制军（袁世凯）照会一通，属接办学校司事。观察代制军劝驾，余求观察婉言，缓期一年”。此举似乎没有得到袁世凯的同意。4月27日，严修又去会见袁世凯，要求赴日考察后就学校司职，袁世凯允先就职再考察。最终，严修于5月8日由天津抵达保定，就任直隶学校司督办。1905年3月，直隶学校司更名为直隶学务处，并由保定移天津分科办事，严修继续任督办。严修接任直隶学校司督办标志着他正式进入了袁世凯的幕府，成为北洋集团的一员。
1904年5月至8月，严修第二次赴日考察。回国后，他便着手推进直隶全省的教育发展。1905年6月17日，为表彰严修兴学之功，袁世凯特地将亲笔题写的“学海慈航”匾额送到严宅悬挂。6月18日《大公报》以《宫保赐匾》为名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文称：“袁宫保因津邑学务之盛，皆邑绅严范孙京卿提倡之功。爰制赠匾额一方，文曰：学海慈航。并附跋语曰：范孙京卿热心教育，使濒海一隅学校如林，桑梓受福，舆论交称。爰仿郑公通德之意以志文侯式虑之忱。光绪乙巳仲春，项城袁世凯题赠。”袁世凯还曾对陈宝泉说：“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由此可见袁世凯对严修的倚重。严修已然成为直隶教育新政的关键人物。
在废除科举制度的过程中，袁世凯也受到严修的影响。据卢弼撰写的《清故光禄大夫学部左侍郎严公墓碑》记载：“伯兄（卢靖，字木斋）常谓曩与先生（严修）同谒项城，力陈科举之弊，非罢废不足以言兴学。项城毅然约江、楚二督入奏。数百年锢蔽民智之举，一旦廓清，最为愉快。”严修的意见促使袁世凯下决心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等上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在废除科举制度中起十分独到的作用。
1905年，清政府进行中央行政官制改革；是年12月6日，清政府发布上谕，著即成立学部。袁世凯又奏保严修为学部侍郎。严修此前只是一个在籍五品卿衔翰林院编修，而侍郎一职在清代为二品大员。袁世凯请求清政府不拘成例，破格重用。最终严修被任命为学部右侍郎。此举足见袁世凯对严修的格外推崇。1906年8月4日，严修又转为学部左侍郎。当时学部尚书为荣庆，对学务不太了解。学部初设，荣庆也非常倚重严修。严修也凭借两次考察日本学务和在直隶兴办新式教育所积累的经验，充分发挥己才，严于律己，谨慎勤勉，以兴学为怀。尤其是在张之洞管部之前，学部许多计划、章程主要出自严修之手。
三、北洋集团对严修筹办私立教育的帮助与支持
1909年1月2日，清政府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借口加以罢斥。1月5日，袁世凯离京回原籍，严修（其为前来送行的两位朝臣之一，另一位为杨度）亲到车站相送。1月7日，严修立即上奏《为重臣去位关系国家大局宜谋补救之法以定人心而杜外患折》，设法留任袁世凯。然而严修的上奏并未被采纳，而是起到了反作用，使摄政王载沣认为严修出于私心，为袁氏一党，进行百般排挤。1910年1月29日，深受排挤的严修递交请假修墓折，以请假修墓为由离职。4月7日，抵津后即拟因病开缺折。4月13日，接华世奎信，转告“宣统二年三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学部左侍郎奏因病恳请开缺一折，严修着准其开缺，钦此”。自此严修致仕，不再踏足官场。
辞官后，严修作为在籍乡绅的主要关注点是筹建天津地方的教育，特别是他创办了私立南开学校教育体系。1904年10月17日，严修合并严、王两馆，以自家偏院为校舍正式建立私立中学堂，这就是声名远播的南开学校的前身。1906年，天津邑绅郑菊如主动以南开水闸旁的空地十余亩捐给学校，以作为新校址。天津乡绅纷纷捐款，徐世昌捐银一千两，建设教学楼。1907年，新校址启用；5月，建设礼堂一座，袁世凯捐资五千两，严修特将礼堂名为“慰庭堂”，以感谢袁世凯的慷慨捐助。从1908年起，徐世昌又决定每月捐款二百两。由于学校经费都由私人募捐而来，经费一直是制约学校早期发展的重要因素。为解决经费问题，1910年2月，直隶提学使卢木斋从公款中每月补助经费一百两。1911年，由于长芦盐务洋债风潮的影响，严修捐款停止，徐世昌改为每月捐款一百两。3月，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将天津客籍学堂和长芦中学堂并入学校，并将两校经费一万八千余两一并转来补助。学校也改为公立南开中学堂。直隶总督陈夔龙又捐银两千两。民国建立后，学校又改为私立，并更名为南开学校。1913年，直隶学公所每月补助一千零六十余元，民政长刘仲鲁又拨公款以解决建筑亏款。1914年，将直隶工业专门学校与北洋法政学校附设中学班并入南开学校，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拨发临时补助款银八千八百余元、经常费银每月一千一百八十余元。11月，为建设西斋宿舍和盥洗浴室等，须费一万六千余元，由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拨助捐一万五千元。1916年，禮堂后西院添设食堂一处，地基计七十方丈，中央做抛球场，两旁楼上作阅报处，共费银五千余元，由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拨助扩充师范班专门班建筑费一万元。增设专门班高等师范班各一班，由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每年加拨补助经费五千元。
1918年，为了实现筹办南开大学的愿望，严修不辞劳苦到处奔波。是年秋，严修赴美国，与在美留学的张伯苓一起考察美国大学教育，特别是私立大学。回国后派孙凤藻等人遍访各省军政长官及教育当局，洽谈大学立案事宜，又亲自与北京大学蔡元培、胡适等教育界人士会面，寻求同行的支持。1919年回国后，已届花甲的严修亲赴北京、保定、山西、南京等地会见梁士诒、周自齐、曹汝霖、曹锟、孔祥熙、阎锡山、李纯等人，为南开大学筹募资金。《严修年谱》有如下记载：1919年2月7日，严修在北京到教育部会见总长傅增湘、次长袁希涛等人，为办南开大学立案。2月9日，与张伯苓、张向庚同往北京中央公园董事会室。曹汝霖来访，严修遂与其谈南开学校扩充事宜，并请曹汝霖为校董。3月31日，与范源濂、张伯苓合请梁士诒、周子廙、曹汝霖商议为南开大学募捐事，梁士诒主分任劝募。4月12日，严修晋京，到中央公园董事会会晤，范源濂、张伯苓二人俱至，梁士诒、周子廙、曹汝霖同来会谈。梁士诒云：南开学校募捐事，彼三君可认筹十四万公债票，年可得六厘现金利息，合两万四千元，并将拟指之姓名、机关列一清单见示。4月20日，严修又抵达保定，往见曹锟，久谈，盖南开学校成立大学部筹款事。4月27日，为南开大学筹款事偕张伯苓由津赴南京。4月28日，抵达浦口，江苏督军李纯、省长齐耀珊派员来接。教育厅长胡玉孙、督署秘书刘芸生亲往迎接。5月1日，李纯约严修、张伯苓共饭，畅谈约三小时，允诺为南开募捐二十万元。
据《南开大学历年捐款收入表》记载，自1919年起情况如下：1919年，梁士诒、周自齐、曹汝霖认捐四十万元；阎锡山捐五千元，黎元洪捐一万元；1920年，陈光远捐一万元，蔡成勋捐五千元；1921年，李纯之弟李馨根据李纯遗嘱捐赠五十万元；1922年，徐世昌捐八万元；1923年，靳云鹏捐一万元；此外还有李组绅捐助的矿科常年经费和袁述之捐助的建筑基金。
正如1945年张伯苓撰写的《四十年南开之回顾》一文中所说：“徐前大总统菊人，陈前直隶总督小石，朱前巡按使经白，与刘前民政长仲鲁诸先生，或者拨助常年经费，或则补助建筑费用，倡导教育，殊甚感激。严范孙、王奎章二先生之捐助常年经费，郑菊如先生捐助南开地亩，以及袁慰亭、严子均等捐资起建校舍，均与南开学校基础之奠定，有莫大之助力也。”从中可见，南开学校早期接受的一笔笔捐款和拨款，大多来自北洋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