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元杂剧《曲江池》与唐传奇《李娃传》两者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进行深入细致的对比分析，指出《曲江池》在故事主旨上更凸显了重真情的婚恋观。
关键词：《曲江池》；《李娃传》；改写
元杂剧《曲江池》本自唐传奇小说《李娃传》。但受有元一代文化的影响，《曲江池》对《李娃传》故事的敷衍，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形象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演进，从而在主旨上更加推崇重真情的婚恋观。
《李娃传》始载于《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注出自《异闻集》，其创作时间据《李娃传》末云：“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1]（注：贞元乙亥岁是贞元十一年，当时作者仅二十岁，学界多疑此处有误。）鲁迅曾评价《李娃传》道：“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耸听，故缠绵可观。”[2]《李娃传》将李郑爱情故事描写得风流雅致，成为了后人摹写李郑故事的蓝本。
“唐人小说，元明人多取其本事，演为杂剧。……俾治唐稗者，得由此而进治元明戏曲；而治元明杂剧大曲者，亦可由此而追溯本事。”[3]对《李娃传》的大量改写出现在元代，主要有元初剧作家高文秀的《郑元和风雪打瓦罐》，“各本《录鬼簿》、《今乐考证》、《曲录》，并著录此剧正名。《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简明《打瓦罐》，此剧今无传本。”[4]明臧懋循所选编《元曲选》中则收录了的石君宝的旦本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因此，本文通过对石君宝的《曲江池》与白行简的《李娃传》在情节、人物、主旨的对比，在分析了两者在故事情节以及人物形象不同的基础上，指出两者在故事主旨上的不同。
一、故事情节的演变
《李娃传》作为唐传奇，其故事情节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赶考相见—流落街头—相聚劝学—及第团圆；《曲江池》作为剧场文学，通过对《李娃传》中相关情节的删减、增加、改写将故事内容简化为相识—分离—重聚—团圆四个部分，更符合元杂剧的体例要求。具体而言，情节的演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删繁就简，绵密针线。
1.删减了无关紧要的情节。《曲江池》删减了《李娃传》中描写李郑恩爱、郑元和流落凶肆以及李娃书劝学的情节，仅在第四折中通过郑公弼之口侧面写出：“元和孩儿醒转之后，必定是那李亚仙收留回去，劝他读书，成其功名，是一个贤惠的了。”[5]但这一删减并不影响故事的完整性，反而使故事情节更为紧凑可信。
2.删减了影响主人公形象的情节。《曲江池》将《李娃传》李娃与鸨母两人“互设诡计”驱逐郑生的大段情节删减为第二折中的十八个字一带而过，“想这虔婆好是不中，见元和无了钱物，就赶将出去。”这一删减，凸显了李亚仙重情重义的性格特征，减少了《李娃传》中好货重利的成分。
（二）增益其实，力脱窠臼。
1.增加了具体事实。《曲江池》在定场楔子里，增加了郑公弼命郑元和作诗的情节，将《李娃传》中对郑元和“俊朗有辞藻”的抽象评价具体化，用具体事实证明了郑元和的诗才，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也为后文郑元和高中授官增加了事实依据。
2.增加了骂母怨父的情节。与《李娃传》中李娃赎身后愿与鸨母“晨昏得以温情”的态度不同，《曲江池》从第一折起，就增加了李亚仙憎恶鸨母的情节，第二折在鸨母赶走郑元和后，李亚仙更是通过两段唱词，将鸨母称为“吃人脑的风流太岁，剥人皮的娘子丧门，油头粉面敲人棍。”
《李娃传》中郑生高中授官后见到父亲时，仅以一句“吾与尓父子如初”便尽化嫌隙；而在《曲江池》第四折中郑元和高中授官后，却用了大段的念白来表达他对父亲鞭打自己后绝情行为的不满，认为自己与父亲“恩已断矣，义已绝矣。”
3.增加了因果报应的情节。“善恶报应信仰确实是一种普遍的民俗心理，这种心理对于宋元戏曲作者也有深刻的影响”[6]，这类“收因种果”情节的增加，在教化观众须行善积德的同时，也为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增加了光辉的色彩。例如，《李娃传》中李娃赎身之后，鸨母就再未出场。但《曲江池》中，在郑元和高中授官之后，鸨母因李亚仙用以赎身的二十年用度被火烧光，沦落为乞丐。李亚仙对比毫无同情，认为鸨母是恶有恶报：那火倏的来忽的着，烧地眠灸地卧，眼睁睁怎奈何？为巴钱毒計多，被天公生折磨。
（三）改纂情节，确立主脑。
1.从一见钟情到两情相悦。在《李娃传》中，李郑二人初次相见，郑生对李娃一见钟情以至于“意有所失”，而李娃仅仅“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对郑生的痴情没有任何回应。在《曲江池》中，面对郑元和的爱慕行为，李娃则连唱了【哪吒令】【鹊踏枝】【寄生草】三支曲子，来表达她对郑元和的爱慕之情，对他的感情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从《李娃传》中单纯摹写郑生对李娃的一见倾心，到《曲江池》中两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更加凸显了《曲江池》对真情的推崇。
2.从驱逐偶遇到忠贞不渝。《李娃传》中郑生被父亲鞭打濒临死亡时，是为凶肆中与他“相狎昵者”所救。这一情节在《曲江池》中则改为李亚仙得试图救回元和，却被鸨母拖走，这段内容的改纂更好地凸显了她对郑元和的真情。
3.从奉命成婚到自主成婚。《李娃传》中李娃辞婚后，郑生虽以死相逼，但也同意了她的辞婚。而《曲江池》中删减了《李娃传》中“辞婚”一节，李亚仙对两人成婚没有丝毫的推辞，郑元和并没有征求郑父的意见，就在角色里写上了“妻李氏”，凸显了因情而婚的婚恋观。
二、人物形象的演变
《李娃传》与《曲江池》的不同，不仅仅体现在故事情节的演变上，同样体现在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变化中。主要表现为：
（一）主要人物形象的演变使故事主题更为鲜明
1.李娃形象的完美化
从普通娼妓到上厅行首。“元杂剧中的女性地位都比唐传奇中的大大提高了，……，《李娃传》中的李娃是一般妓女，可在《曲江池》中是上厅行首。”[7]“近世择姿容，习歌舞，迎送使客，侍宴好，谓之弟子，其魁谓之行首。”[8]在石君宝笔下，李亚仙俨然是一个美姿容，知诗书，善谈论，慕贤才的娼妓，较李娃更多了几分完美的色彩。
从好利重义到重情重义。《李娃传》中李娃多与达官显贵交往，她对郑生的“情甚相慕”是建立在郑生有“资财”的基础之上。当郑生“资财仆马荡然”，尽管“娃情弥笃”，她仍与鸨母“互设诡计”，赶走了郑生。但在《曲江池》中李娃对郑生先因貌而动情，后因才而倾慕，感情更为纯粹真挚。在《曲江池》中驱逐郑元和的是鸨母，而李亚仙不仅没有参与其中，甚至以“在家茶不茶，饭不饭，又不肯觅钱”的行为来反抗鸨母，更凸显了李亚仙对郑元和的真情。
《李娃传》中李娃对郑生的感情可以说是以利而始，利尽而逐，但她天性未泯，见到郑生非人的样子后，内心受道义谴责，最终决意从良，与郑生伴读。而《曲江池》中的李亚仙对郑生的感情更为纯洁和单纯，以才貌而始，郑生的贫富都不曾影响她的感情，这种重真情的性格特征较《李娃传》则更为完美。
从消极应对到主动抗争。《李娃传》中的李娃面对郑生的痴情，一直是消极应对，面对高中授官的郑生，更是断然辞婚求去。而《曲江池》中李亚仙在与郑元和相恋后，就决心从良：“争奈我心坚石穿，准备着从良弃贱。”面对鸨母的阻挠，她也努力抗争，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二煞】我和他埋时一处埋，生时一处生，任凭你恶叉白赖寻争竞。常摒个归青冢抛金缕。更休想重上红楼理玉筝。非是我夸清正，只为他星前月下，亲曾设海誓山盟。
石君宝在《曲江池》中通过摹写李亚仙对坚决反抗鸨母以及执着追求爱情的行为，使李亚仙的形象更为完美。
2.荥阳生形象的坚毅化
从天真纯情到满腔真情。《李娃传》中的郑生，面对李娃体现出的是天真纯情。他初见李娃，始终没有勇气前去与李娃交谈。当他见到李娃时，又表现出了“莫敢仰视”的羞怯，对李娃只求两情相悦，展现出了一个未谙世事的纯情公子形象。正因他用情至纯至真，面对李娃的驱逐时，才会“惶惑发狂，不知所措”，以至流落凶肆。究其根源，在于郑生作为世家弟子，身处狎妓风气盛行的唐朝，却对逢场作戏的娼门女子用情至深。
《曲江池》中的郑元和显然更为成熟。他初见李亚仙，便提出要去她家“使一把钞”，面对李娃要他提防鸨母的劝诫，大方回应道：“小生多备些钱.送与妈妈，必然容允”，表现出对鸨母皆爱钞这一社会现象的熟悉。甚至当李亚仙照顾被鞭打濒死的郑元和时，他醒后的第一句话却是“姐姐，你不怕傍人耻笑，妈儿嗔怒，俺家爹爹怪恨那？”这种不顾生命垂危始，而为李亚仙着想的真情，才是他们二人后文中自主成婚的基础。
从软弱顺从到果敢坚毅。《李娃传》中的郑生的软弱顺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面对李娃的辞婚，表现得极为软弱，缺乏积极争取的勇气；二是面对他的父亲，也只是一味的软弱顺从。他对父亲将自己“杀而弃之”的行为，没有任何怨言。甚至在其父要求“吾与尔父子如初”时，他也立刻欣然从命。
《曲江池》中的郑元和形象较郑生更为果敢坚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没有征得父母同意，公然在脚本中把妓女出身的李亚仙写为“妻李氏”；二是他在拜谒父亲时，拒不认父。第四折中，虽然其父认出郑元和，他却毫无相认之意，说道：“怎这等要便宜，我那是你孩儿。”当李亚仙劝他认父时，他用大段的宾白表明自己与父亲“恩已断矣，义已绝矣”，完全摆脱了儒家传统“父为子纲”的思想束缚，更体现出了他的性格中更为成熟坚毅的一面。
（二）次要人物形象的演变，增加了故事的写实性
1.可恨又可笑的鸨母
《李娃传》中，鸨母能够顺势而为，面对一心求去的李娃，“姥度其志不可夺，乃许之”。但在《曲江池》中，鸨母成为了李郑爱情的主要阻碍。鸨母见郑元和钱钞已尽，便将郑元和赶了出去。当鸨母得知李亚仙去看望被毒打的郑元和时，立刻将李亚仙拖走，任郑元和自生自灭。甚至在李亚仙嫁给郑元和后，沦落为乞丐的她仍然希望李亚仙能够重操旧业继续帮她赚钱。
2.尚存一丝温情的郑父
与《李娃传》中鞭打郑生且毫无悔意的的郑父形象不同，《曲江池》中的郑公弼则多了一丝温情。第二折中面对两年间音讯全无的郑元和，郑父表达出了对儿子的牵挂之情：“只是一去许久，怎么书信也不捎一封来？使老夫好生牵挂。”在第四折中，他也表達了对儿子的想念：“自从杏园里打了孩儿一顿，至今不知下落。”说明他内心始终挂念郑元和。甚至在面对郑元和拒不认父的行为，也表示了理解：“他道我在杏园里打了她一顿，父子恩情都绝了，故此不肯厮认。”
3.贯穿始终的次要人物
《李娃传》中老竖的出现仅仅是为引得郑父知晓挽歌郎是郑生，“事与其来俱起，事与其去俱讫”[9]。但在《曲江池》中，取代无名老竖的是老仆张千，从第一折中为郑元和三拾丝鞭，到第二折中向郑公弼告知郑元和现状，直至第四折中认出郑元和，张千的形象贯穿了全篇始终，使故事情节的衔接更为顺畅。
此外，在《曲江池》第一折中，增加了刘桃花、赵大户、梅香三个人物。作者通过对刘赵之间金钱关系的描写，从侧面衬托了李郑二人的真情。而梅香作为李亚仙的贴身侍女，她在某种意义上是李亚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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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补充。如在《曲江池》中第三折风雪夜寻郑元和便是代李亚仙行不便行之事。
三、故事主旨的演变
从《李娃传》到《曲江池》，李郑二人都是经历重重困难，但最终得以大团圆的美满结局。但表面上的大团圆结局，并不能掩盖两者在本质上的不同。《李娃传》在故事主旨上，不仅仅强调情，更注重义。而《曲江池》则处处渲染真情，强调两人结合必须要以真情为主，凸显了以真情为追求的婚恋观。
唐代狎妓之风盛行，但文人与妓女之间多是逢场作戏。因此，在唐传奇作品中，士子与妓女的恋情大多以悲剧收场，如《霍小玉传》《杜十娘传》等。而《李娃传》中李娃一个以妓女嫁入唐五姓大户之一的荥阳郑家，且婚姻圆满，夫荣妻贵，甚至连子孙后代累世为官，是唐传奇中少见的大团圆结局。可见，《李娃传》的大团圆，不仅脱离了唐代的社会文化，也刻意忽视了故事中李娃的背叛，是刻意营造的常理之外的大团圆。
《李娃传》从李娃雪夜偶遇郑生到决意与郑生“别卜所诣”，虽然不能排除李娃对郑生的感情，但这一行为背后更多的是李娃面對郑生“枯瘠疥厉，殆非人状”的惨状，内心愧疚，“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更多是重义。同时作者为了突出两人的圆满，甚至采用了带有神话色彩的情节来支撑这一结局：“生父母偕殁，持孝甚至。有灵芝产于倚庐，一穗三秀。本道上闻。又有白燕数十，巢其层甍。天子异之，宠锡加等。终制，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汧国夫人。”这一团圆结局的出现，“可能是出于作者的理想，也许为了满足大多数读者的愿望，请出荥阳生的父亲来做主，一变初衷，让他们正式结婚，这样的结局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说绝对不可能，但总是不够典型的。”[10]
《曲江池》的大团圆，是两情相悦的自然结局。作者才塑造出了妓女李亚仙这样一位勇敢而痴情的女性形象。李郑二人见面伊始便是两情相悦。李亚仙主动追求之后，两人即互诉衷肠，忠贞不贰。后来，尽管郑元和因无了钱物，被鸨母赶出去后沦落为挽歌郎，李亚仙仍旧对他牵肠挂肚，始终如一。而结局也是描写两人经历种种磨难后的“亲莫亲父子周全，爱莫爱夫妇团圆”的团圆结局，并没有《李娃传》中的过度渲染，也显得更为自然真实。
《曲江池》李郑二人两情相悦，未有媒妁之言，未依父母之命，彻底地否定了封建社会的门阀制度和士子们追求金榜题名的功名观，最终因情而结合的故事就是元代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特殊的婚恋文化的产物。
参考文献：
[1]鲁迅.唐宋传奇[M].岳麓书社，2014：54.文中凡引自《李娃传》的内容，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标注。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中华书局，2010：45.
[3]汪辟疆.唐人小说·序例[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4。
[4]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M].作家出版社，1957：125.
[5]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三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520.文中凡引自《曲江池》的内容，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逐一标注。
[6]戴峰.宋元善恶报应信仰之发展及其对戏曲的影响[J].船山学刊，2008（3）.
[7]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06.
[8]朱彧、陆游.李伟国、高克勤校点.萍州可谈·老学庵笔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2.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中华书局，2010：138.
[10]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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